今天北京城的前身是元大都，至元四年（1267）正月，刘秉忠受命营建元大都的宫城。作为一位精通儒学和佛教的著名学者，刘秉忠对元大都的总体设计基本上遵循了《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原则和《周易》中象天设都、阴阳八卦的理念，而明清北京城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都北京的城建规划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最后经典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匠人营国与井田圣制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提出的古代都城的规划原则。学术界一般认为，《考工记》成书于战国时的齐地，后失传，至汉武帝时重新发现，并补入《周礼》之中。其中关于“匠人营国”的一段文字，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西周时期曾经实行过的一种都城建设规划；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它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但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之后，这种都城规划原则对后代的都城建设却发生了重大影响。曹魏邺都北城的规划，是中国古都中明显受到《考工记》影响的实例。此后，北魏、隋、唐、北宋、元、明、清等皇朝都城的规划都深受其影响。
这一规划思想的特点是，城市呈方型，它体现的是我国古代“天圆地方”和“井田圣制”的理念。周制：每一农夫授田一百亩，占地方百步，这块地的面积便称为一“夫”。“九夫为井”，方一里。城市“方九里”即相当于井田的九井。“市朝一夫”则是直接使用了井田制的计量单位。它说明，《匠人营国》的皇城规划完全采用了井田制那套方格网系统，是以“夫”为基本网格，“井”为基本组合网格，经纬涂（阡陌）为座标，中经中纬为轴心的城市规划方法。
古代的都城虽然不都是“方九里”，但一般都是正方形或长方形。所谓“旁三门”，是说外城每边城墙各开三个城门。“九经九纬”是说城中的主要道路，南北干道三条，每条三涂；东西干道三条，每条三涂。城内纵横街道各有九条或略有变化。“经涂九轨”是说经纬涂道宽等于九轨（七丈二尺），即大街的宽度可以同时走九辆马车。“九”是《周易》中最大的阳数、天数，“九九”为极阳数，只能用于帝王之所居。皇宫的布局，左面是祖庙，右面是社稷坛，前边为朝廷办公之地，后边为市场。市集和朝廷各一百步见方。当然，实际都城建设都有扩大。但正是这一规制不仅确立了以宫城为主体的中心区，而且奠定了全盘规划结构的基础，充分体现了皇权尊严的主题思想，并本着“择国之中而立宫”的要求，将宫廷布置在全城的中心位置上。
元大都正是在这种规划指导下建成的。“君人南面以治天下”，帝王坐北朝南治理天下万民，在《周礼》看来这称为居于天下之正位。因此在都城建设中，也强调“惟王建国，辨方正位”。据《析津志辑佚》记载，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命令刘秉忠，“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建国，以为天下本”（《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从大的地理格局上看，元大都背靠高山，南控中原，东临辽碣，西依太行，北连朔漠，居于当时的天下之中，正是“设邦建国”最为理想的地区；从城市的整体形状看，大都城基本上符合“匠人营国，方九里”的原则，虽然南北略长，但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方方正正的都城，其宫城处于全城的中心，外为皇城，再外为都城，体现的正是皇帝居于天下的正位，南面而治天下；城内东西南北各有九条大街，也符合“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说法；太庙位于齐化门内，社稷坛位于平则门内，一东一西，一左一右，也体现了《考工记》“左祖右社”的原则；朝廷及官署在南，市场则集中在积水坛北岸的日中坊，体现的正是“面朝后市”、“日中而市”的原则。从总体上看，元大都的设计规划应该说是《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城建规划的具体落实，在中国的七大古都中保存至今的这种都城规划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
大都城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大内宫城正殿为大明殿，是一座工字型平面的大型建筑，前方为正衙，后方为寝殿，另设工字型平面的寝殿延春阁，中间设连廊，恰为一个“前廷后寝”的平面布局。元大都的中央官署是分散设置的，大多在大都城的东南部和中部。
“城方六十里，门十一座”。其总体模式，虽然严格遵循《周礼·考工记》所说的传统规制，但实际营建的规模，却远远超过“方九里”的模式。四周辟门11座：正南3门，即文明门（今东单南）、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承门（今西单南）；北面2门，东为安贞门（今安定门外小关）、西为健德门（今德胜门外小关）；东面3门，自北而南为光熙门（今和平里东）、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西面3门，自北而南为肃清门（今学院路西端）、和义门（今西直门）、平则门（今阜成门）。
午门
全城的街道都有统一标准。南北与东西街道相交形成一个个棋盘格式的居民区。在两条南北街道之间开有平等的小巷，称为“胡同”。全城共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衕”。胡同一般为6步。5尺为一步，元代1尺约合今0.30—0.32米。这就是说大街宽约37—38米，小街宽约18—19米，胡同宽约6—7米。今天北京城内有些街道和胡同，仍然保留着元代的格局。无怪乎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这样赞美元大都城：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各大路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屋舍。——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大都城是依据“八亩”方地为单位进行分配的，一般住户可以在这八亩宅基地上建造住房，官僚和富户自然可以多占。于是形成了一个个四合院。
大都城内皇城以外的居民区共划分50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其名大都源自《周易》、《尚书》、《孟子》、《左传》等典籍。各坊之间以街道胡同为界，不设封闭的坊墙，以方便居民出入和交往。据《元史·世祖本纪十》载：至元十二年（1285）二月壬戌，“诏旧城（按指金中都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可见当时是先将全城划分成若干份，并按份授地。而一般民宅只能是8亩，一条胡同从西口到东口正好占地80亩，适可分配住户10家。这种在城市中严格按照等级来规划建设，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城市规划的特色。
中轴布局与“中正”思想
“中轴布局，左右对称”也是北京城和皇宫规划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它体现了惟我独尊、皇权至上和“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封建皇家思想。整个北京城的部署都是围绕皇宫这个中心展开的，其中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中轴线。元大都是沿丽正门、灵星门、崇天门，宫城的大明门、延春阁出厚载门；明清时是从外城最南端的永定门北行，依次通过大明门（清改称大清门）、承天门（清改称天安门）、端门、午门、皇极门（清改称太和门），抵达皇极殿（清改称太和殿），再往北穿越景山中峰，最后至于鼓楼、钟楼。这是世界上一条最长、最伟大的中轴线，它体现了故宫“中”与“正”的尊贵位置。而北京城前后起伏、左右对称、气象万千、恢宏壮美的建筑格局，也正是由这条中轴线而产生的。有些专家学者曾经做过实地测量，他们发现，从大明门到景山内万岁山距离为2500米，而从大明门到太和殿庭院中心的距离是1545米。二者相比，其比值正好是黄金分割率的0.618。古代的设计师将太和殿放在这个最佳位置上，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真可谓是匠心独具了。
大都城宫城的位置既已确立，而且将宫城的中心建筑群——大明殿、延春阁设置于全城的中轴线上，从而显示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突出地位。以此为依据，沿宫城的中心线向北延伸至太液池上游的另一处，即积水潭的东北岸，确定了全城平面布局的中心点，并在这个中心点上竖立一个石刻的标志，题为“中心之台”；在台东15步（约23米）处，又建立了中心阁。其位置相当于现在北京城内鼓楼所在地，是当时的齐政楼（鼓楼）所在，其正北就是钟楼。《析津志》说：“中心台，在中心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为东西南北四方之中也。”
前为鼓楼，后为钟楼
在城市规划设计中，把实测的全城中心做出标志，无疑是我国城市规划史上的一大创举，既史无先例，也标明测量技术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被重视。而事实上，元代的中心阁和钟鼓楼也就构成了全城的中心区，大都的布局，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区展开的。
这种设计思想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逐步确立为背景，其精神实质是尊崇至高无上的皇权，即借助宫城在都城中的中心位置，来突出帝王在国家中的中心地位；其外部特征则是“回”字型的密封式城建规制。
王翬绘《康熙南巡图》之出永定门（局部）
天人合一与象天法地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象天法地”即依天象和地理方位营建国都。古人认为，天界以北极帝星为中心，分为三垣、四象、五宫、二十八宿。三垣即上垣太微垣，中垣紫微垣，下垣天市垣。太微垣是天帝的南宫，在北斗之南，以五帝座为中枢，成屏藩状；紫微垣在北斗之北，有藩星15颗，以北极为中枢，分东西两行排列。北极五星中最亮的一颗为天皇大帝，故紫微垣即天帝所居，俗称紫宫；天市垣共22星，东西各11星，乃天帝聚众贸易之所。四象又称四宫，即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四宫各七星，共二十八宿。它们异向同心，类似天帝的藩屏。同时，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地上则分东西南北中“五方”。为使国家长治久安，定都建殿既要考虑天象，又要考虑方位，这就是都城规划中的“象天法地”原则。
元大都和明、清时北京城的规划和皇宫的建筑设计都蕴含着象天法地、敬天法祖的传统文化内涵。元、明、清的皇宫都坐落于北京城的中心，象征的正是三垣中的中垣——紫微垣高居中天，永恒不变，体现帝王的至尊、皇权的至重；中垣受众星恭维，皇宫受天下朝贡，体现的则是万众所归、人心所向；皇城之内旧有积水潭，皇宫附近有北海、中海、南海，则取象于紫微宫后的天河银汉；三海之上建有琼华岛、广寒殿，又有瀛洲、太液池之称，象征的则是神话传说中的东海三神山——蓬莱、方壶、瀛洲；紫禁城中内廷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正应三垣之数，而东西六宫则象征周围的12颗星辰；紫禁城中的乾清宫为皇帝所居，此地位于宫城之中，又属禁地，禁止平民接近，故而称为禁中、禁内或禁城，这就是紫禁城的来历；而天市垣在紫微垣之北，因此元代建城时市场设在紫禁城北面，体现的正是“前朝后市”、“日中而市”的原则。
阴阳八卦的具体体现
阴阳五行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合称，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阴阳最初的含义是指日光的向背，后引申为矛盾对立的双方。《易传》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阴阳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五行，最初称五才，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后引申为一切事物都是由五行运动变化生成的，各种事物都具有五行的属性，五行之间则是相互联系，相生相克。阴阳五行学说在北京城和紫禁城宫殿的设计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如紫禁城宫殿整体上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为阳，在布局上有三朝五门，多用奇数；内廷为阴，在布局上有两宫六寝，多用偶数。两宫为乾清宫和坤宁宫（交泰殿为之后增建），六寝为东西六宫。外朝中路的三大殿坐落于土字形的汉白玉台基之上。土为阴阳五行之一，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说：“中央土者，君宫也。”唐孔颖达疏云，“土为五行之生，尊之故称大……”根据阴阳五行学说，在金、木、水、火、土中，土居于中央，把三台建成土字形，表示这里是天下的中央。同时，土也代表江山社稷，表明希望江山永固、社稷安定。
元、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布局，紫禁城的设计建筑，乃至三山五园等皇家园林的建设等，无不体现《易经》的阴阳八卦思想。比如，刘秉忠建造北京城时设计了11个城门，有的学者认为刘秉忠出身于佛门，当过和尚，认为北京地区原来是一片苦海，苦海中有孽龙存在。要镇住孽龙的惟一办法只有请托塔天王的三太子哪吒。他有三头六臂，北京城的南三门相当于哪吒的三头，东西城的六个门相当于他的六臂，而北城的两个门则相当于他的两个脚。《可闲老人集》有诗云：“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但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如元代黄文仲在《大都赋》中说：“辟十一门，四达幢幢。盖体元而立象，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周易》中“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天数1、3、5、7、9和地数2、4、6、8、10，取“天地之中和”，即将天位数的中位数“5”与地位数中位数“6”相加，合为“11”。因此，北京城11座城门的设计含有天地相合之意（《宛署杂记》上，黄文仲“大都赋”）。
从地理方位上看，南方为阳为天，故而南面城门为三，取象阳数；北方为阴为地，故而北门为二，取象阴数。其意也是与天地相合。
元大都城门、宫殿的名称也多取意于乾坤二卦。《日下旧闻考》记载说：“元建国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意也。建元曰至元，取至哉坤元之意也。殿曰大明、曰咸宁，门曰文明、曰健德、曰云从、曰顺承、曰厚载，皆取诸乾坤二卦之辞也。”（《日下旧闻考》卷30《宫室》，430页）元朝皇宫中的主殿为大明殿，正门为大明门，皆取意于《周易·乾》卦“大明终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太子东宫的光天殿，在《周易》中“光天”代表东方，《周易·象》辞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告诫太子要认清时事、注意时机、与时协行，既不可冒进，又要切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都城南端的正门原来称为“丽正门”，合于《离》卦的卦辞“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意思是双重光明附丽于正道，以此教化天下，达到文明之意。北面的东门称为安贞门，则合于《坤》卦的卦辞“安贞之吉，应地无疆”，意为安定守正才能吉祥，这是与无边无际的地道相应的。北面的西门称为健德门，取意于《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哉乾乎，刚健中正”。厚载门，则取意于《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东门称为“崇仁门”，正西门称为“和义门”，则是体现了“立天道曰阴曰阳，立地道曰柔曰刚，立仁道曰仁曰义”（《周易·说》卦）的说法，含有“东仁”、“西义”之意。
再比如，“南三所”为皇子的宫室，由于幼年属于五行中的“木”，生化过程属于“生”，南三所的方位又是在东方，故都施以绿色琉璃瓦屋面。绿色为春天树木萌芽之色，象征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出皇帝对后代所寄予的希望。而后宫中的太后、妃子的生化过程属于“收”，从五行上说，属于金，方位在西，所以太后的宫室如慈宁宫、寿安宫、寿康宫都分布在西路。文渊阁作为紫禁城内的书库，专用于收藏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考证》及《古今图书集成》。书库最忌火，所以文渊阁用黑色琉璃瓦绿剪边屋面。黑色在五行中属“水”，用黑色琉璃瓦含有以水压火之意。屋脊用绿、紫、白色琉璃浮雕波涛、游龙。阁前凿长方形水池，池上架有臼石拱桥，围以白石栏杆，栏板雕有海水及各种水族图案，以示厌火之意。
除故宫外，北京的坛、庙也是根据阴阳五行的原则修建的。明、清时代北京有“九坛八庙”之说。其中“九坛”包括天坛、地坛、祈谷坛、朝日坛、夕月坛、太岁坛、先农坛、先蚕坛和社稷坛，八庙则是指太庙、奉先殿、传心殿、寿皇殿、雍和宫、堂子、文庙和历代帝王庙等。九坛祭天，代表阳，故其数为阳数、天数——九；八庙祭祀的是故去的先人帝王，代表阴，故而其数为阴数、地数——八。九坛是明、清帝王祈天保民的场所。封建社会的皇帝号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其任务是代天治民、代天保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在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封建社会，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是国泰民安、帝位永传的先决条件。因此历代帝王都十分尊崇天地、日月、五谷、社稷以及太岁等众位神灵，故而才建坛供养，按时致祭。八庙则以祭祀皇家的先祖为主，包括历代皇帝、名臣、先师孔子，以及清朝的国教喇嘛教神灵等。其目的自然也是希望祖先、先师和古帝王的在天之灵保佑其江山永固，保佑自己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同时也是对臣子进行传统教育，对人民进行思想欺骗的一种手段，借用神权的威力巩固自己的政权。在九坛八庙如天坛、地坛、孔庙、历代帝王庙的规划建筑中也无不体现象天法地、阴阳八卦的原则。
（作者：朱耀廷，文章来源：“文史知识”微信公众号，原文登载于《文史知识》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