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运河”一词始于北宋年间，欧阳修等编纂的《新唐书》。而“京杭运河”或“京杭大运河”之名称，考据相关史料，当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航道工程规划和建设项目名称，并非许多人所误传的“自古以来，京杭大运河在嘉兴穿城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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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辞海》第七版（2019年版）释义：“运河，人工开凿的通航水道”。“运河”在唐以前称为沟、渠、漕渠、漕河、运渠，宋代始有运河之称，元明以来渐成通称，运河一词出现已有了千年的历史。

根据我国官修史籍《二十四史》中的本纪、沟洫志、河渠志、地理志和食货志等篇章中有丰富的河流和运河的记载，古代通常将自然河流称作“水”，如《尔雅·释水》对（长）江、（黄）河、淮、济四条独流入海的天然河流，除了黄河，都称“水”，如嘉兴境内有长水、谷水等。而人工开挖的河道，则往往称作沟、渠等，如鸿沟、邗沟、灵渠、永济渠、通济渠等。史料记载江南地区最早人工开挖的通航水道始于夏代的大禹治水时期，距今约4000年，《史记》云：“於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此渠皆可行舟。”

嘉兴市域最早人工开凿的通航水道是春秋时吴国开挖的胥浦和百尺渎。因是伍子胥主持开挖的通往东海的人工水道，故称胥浦。“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渎，水沟，小渠，相传吴国开挖这条人工沟渠宽达百尺，故称百尺渎。

秦代，嘉兴有陵水道。“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古时，陵、陆通用，陵道即陆道，水道是修筑陆道时挖土形成的人工渠道。因此，所谓陵水道就是开河筑堤形成并行的塘路与水道，水陆交通两具。

西汉时，汉武帝在嘉兴市域主持开凿的人工水道被称作苏嘉间运道。“汉武帝时为了征输闽越物资，始于吴江南北，沿太湖东缘沼泽地带开河100余里，南接杭嘉运河，基本沟通了苏、嘉间的运道。”

隋代人工通航水道也大多称渠、沟、渎。开皇四年开凿广通渠；开皇七年开凿山阳渎；大业元年三月开凿通济渠，同时开凿邗沟；大业四年开凿永济渠。唯独涉及嘉兴的河，即江南河，为《资治通鉴》首家引用杜宝《大业杂记》所述：“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馀杭，八百馀里，广十馀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此前，河一般都专指黄河，而在“江南河”中，“河”成为通称。

“运河”一词最早见于北宋编撰的《新唐书》: “开成二年夏， 旱， 扬州运河竭。”但《新唐书》并没有记载江南河或运河。

在《宋史》中，“运渠”“运河”等词已频频出现：“今议开扬州古河，缭城南接运渠，毁龙舟、新兴、茱萸三堰，凿近堰漕路，以均水势。”“元丰六年正月，开龟山运河，二月乙未告成，长五十七里，阔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大观）三年，两浙监司言：‘承诏案古迹，导积水，今请开淘吴松江，复置十二闸。其余浦闸、沟港、运河之类，以次增修。’”“（元符）三年二月，诏：‘苏、湖、秀州，凡开治运河、港浦、沟渎，修垒堤岸，开置斗门、水堰等，许役开江兵卒。’”

元至元年间，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大运河在山东境内裁弯取直，在淮安清口转向，沿黄河（古泗水）北上，基本呈现南北走向，航程也大幅缩短。但运河似乎并不是济州河和会通河等南北人工通航水道的统称，也与“京杭大运河”无关，因为终元一代元朝的都城称大都，并不称北京。而运河，当时主要是指扬州运河，即包括嘉兴运河在内的江南河。“运河在扬州之北，宋时尝设军疏涤，世祖取宋之后，河渐壅塞。”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两淮运司言：“盐课甚重，运河浅涩无源，止仰天雨，请加修治。”因此，元至元《嘉禾志》称：“运河塘，在（嘉兴）县西南九十里，通崇德县，三十里北接吴江县界。”

明代是中国大运河和嘉兴运河兴盛的时期。尽管继明初改元大都为北平府，永乐初改顺天府后，永乐十八年，朱棣迁都并改名为北京，但明代的大运河仍无“京杭运河”之称。明代，大运河承担着漕运重任，因而被称作运道、运漕和漕河，并以地域分段命名。“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輓，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馀里。”“漕河之别，曰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因地为号，流俗所通称也。”“长江以南，则松、苏、浙江运道也。”因此，嘉兴运河也被称漕渠。

清代，据民国期间纂修的《清史稿》，在“河渠志”里有“运河”卷，首句即对运河范围和称谓做了明确界定：“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此时，嘉兴运河仍称漕河、漕渠。“嘉兴府运河，自湖州府德清县界，流经石门县西北，穿濠北出，受左右诸泾之水，经石门塘，入桐乡县界，东北流二十里，至斗门，又东二十里，至嘉兴西水驿，亦曰西漕河，又东分三支南出者瀦为鸳鸯湖，东流者贯城东出而为市河，其北流者为运河正道，东北出杉青闸，受穆溪水为北漕渠，又东北流三十三里，为王江泾，接江苏吴江县界。”

民国时期，1913年出版的谢观《本国地理》，是“新编中学共和国教科书”，对于“自杭至京共长二千二百余里”的“人工河道”，只称“运河”。1916年内务部主事景亮钧《地理》所述，“南起浙江之杭县，通过江苏、山东，至京兆之通县，长约二千五百余里”的“人工所造”河道，亦只称“运河”。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是此后几十年内颇有影响的地名辞书，书中亦无“京杭运河”或“京杭大运河”。1928年，著名水利学家汪胡桢受嘉兴县建设委员会编纂《嘉兴新志》，将嘉兴运河分别称为运河和王江泾运河等，即今杭州塘和苏州塘。“运河自杭州来，至濮院镇西北五里之万寿桥始入（嘉兴）县境。”“王江泾运河，运河水出北丽桥东北行。”

1934年，华北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交通部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导淮委员会、山东省建设厅、江苏省建设厅、浙江省建设厅联合成立整理运河讨论会，聘汪胡桢为总工程师，专任办理运河事宜。汪胡桢偕同助手对大运河进行全面、细致踏勘后编制完成《整理运河工程计划》，将运河按天然区划为6段：即平津段，通称北运河；津黄段，河北境内称南运河，山东境内称北运河；黄淮段，山东境内称南运河，江苏境内称中运河；淮江段，通称里运河；镇苏段，通称运河和苏杭段，通称运河。

新中国成立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始对通航水道以航线起讫点命名，并形成惯例。综上所述，大运河各段在历史上都是随地异名，总体上以“运河”作为泛称。古代、近代的文献，皆无“京杭运河”或“京杭大运河”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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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京杭运河”或“京杭大运河”名称产生于何时呢？截至目前有着多种说法。

据江苏省淮阴市水利局范成泰和嘉兴市文物局顾丽娟考证，京杭大运河的名称，始起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大运河一名首先出现在江苏淮阴（今淮安）一家烟草企业生产的香烟包装上。1958年初，当时江苏淮阴地方国营的淮阴卷烟厂（原国营华新烟厂），生产试销“大运河牌”香烟，其外包装除了“大运河”三个大字外，上方的图案是北京天安门，下方的图案是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隐含“京杭”之意，可以理解为“京杭大运河”名称的发端。

部分学者认为京杭大运河的概念是由面向大众的报纸杂志刊发的新闻、通讯、科普文章率先提出的，继而被中小学地理、历史等教科书所接受，最终成为学界和社会广泛认同的地理学新名词。

还有的学者则认为京杭大运河的概念或名词是国家在规划治理大运河的过程中形成的。陈璧显主编的《中国大运河史》载，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自1955年起即开始研究治理工程，并先后在海河、淮河、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航运规划中，对运河的黄河以北段、黄河至长江段、长江以南段分别提出了规划建设方案，为运河的治理工程做了必要的前期准备工作。1958年4月，国家批准了交通部提出的《整治大运河工程计划》，提出了“统一规划，综合利用，分期建设，保证重点，依靠地方，依靠群众”的治运方针。随即，交通部会同运河沿线省、市和有关部门，对大运河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尽管后因遭遇暂时经济困难，大运河整治项目被压缩，但形成了京杭大运河的概念，并流传了下来。

王健等著的《江苏大运河的前世今生》记载，1958年初，国家成立大运河建设委员会，并提出了分期治理大运河的建设任务。随后江苏省大运河指挥部成立，各专区相应成立指挥部，县成立总队部，船闸、桥梁、地下涵洞等大型建筑物工地成立工程处，开始对江苏境内大运河进行全线查勘，进而提出了整治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具体规划。……1958年10月，京杭大运河工程计划批准实施。1959年，国家压缩基建项目投资，工程被砍。

山东省编写的《山东运河航运史》载，1958年5月，国务院成立大运河建设委员会，编制整治开发大运河总体规划；7月，交通部会同山东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在济宁召开京杭运河改线实施方案座谈会，确定了济宁以北的河道开挖方案。1959年3月，山东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编报《京杭运河十里铺至龙公河航道设计》；10月，编报了《京杭运河山东段黄河以南航道工程扩大初步设计》。

浙江省水利厅等主持编写的《苕溪运河志》载，1958年，成立浙江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7月，编制完成《京杭大运河工程修正任务书》，主要工程有拓宽浚深大运河航道、建设桥梁30座、沟通钱塘江和建设杭州、湖州港区等4项。后因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工程未建，工程指挥部1961年1月撤销。

据交通部档案记载，1958年10月18日的交通部党组会议纪要中第一次出现了京杭运河的字样。1959年9月28日举行的第77次交通部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京杭运河整治开发计划任务书》。

综上所述，京杭运河名称或概念的形成时间基本可以确定，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今不过60余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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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江南水乡的嘉兴自古河网密布，航道纵横，至迟到晚唐时便已构建起多条贯通全境。畅通南北的运河主航道，即从今杭州塘连接今苏州塘的中线主航道和上塘河连接长水塘的南线航道以及澜溪塘通往太湖的北线航道，并以这几条航道为主干，连接东郭湖塘、汉塘、官塘、华亭塘等河流，与众多支流汊港相连接，成为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航道网，这个格局至今没有改变。

那么，嘉兴运河中的京杭运河嘉兴段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自唐贞观八年，筑长安堰，开通崇长港后，从杭州、经长安、崇福、石门、嘉兴的杭州塘至连接苏州塘，经王江泾至江苏的航道，因其水源充沛、河流平稳，两岸设施完备而一直都是嘉兴运河的主航道。其南端，元末改由杭州，经塘栖、大麻、崇福流入嘉兴；其北端则在晚清漕运停止后转向嘉善，经清凉庵至上海，新中国成立后被命名为杭申线。

据清代蔡绍江编纂的《漕运河道图考·苏州运河考》记载，自隋大业中将东巡会稽，开余杭河至京口，八百余里，后代因之，为转输之道。此苏州运河所以通于浙江也。浙运由嘉兴府历经王家（江）泾北行，至吴江县境之平望镇者曰南塘河；由湖州府南浔镇东行，经莺脰湖至平望镇，而与南塘合者曰西塘河；二河既合曰官塘河；西北行四十里，至吴江县城东，又引而西北，曰北塘河；又二十里曰夹浦。自吴江县三里桥至此，水浅不及丈，然南有震泽湖，水势澎湃，故夹浦桥屡建屡圮；又北经苏州城西鲇鱼口（太湖分流），由齾塘入之，北至枫桥，水不及丈；又北则过常州府而到丹阳。从中可见，由余杭至江苏的吴江有两条河道——东线由余杭经石门、嘉兴，过平望至吴江；西线由余杭经湖州、南浔，过平望至吴江。江南运河南段之所以开两条河道，有专家认为：“浙江运河之水源于天目山，这带为河网区，以运河为经，众川为纬。”

同样，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京杭道里图”，据考证该图属清康熙二十六年，河臣靳辅向康熙帝上“恭报两河水势情形并进河图”所附长卷式运河图的稿本或摹本，由画家周洽、李含渼（嘉兴籍，李日华曾孙）所绘，在嘉兴境内就分别绘有途经乌镇和嘉兴城区的两条线路，并用金粉标注途经的“乌镇”“三塔湾”等字，该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由故宫调拨浙江省博物馆时，负责接收的沙孟海先生，在其布质包装袋上写明“京杭道里图”。

经澜溪塘通往太湖的北线航道尽管在晚唐亦已开通，但由于缺少纤道等设施，且两岸较为荒凉，加上乌镇市河段河面狭窄，因此航行一直并不通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航道勘测表明，这一水路水面较宽阔，水深较好，通行条件优越，是杭州—上海的理想水上运输新航线，而且自杭州艮山门，不经嘉兴城区，而循澜溪塘经德清新市、桐乡乌镇、嘉兴鸭子坝后，进入江苏省，可以大幅缩短航程。因此，1953年4月，对乌镇市河段实施改道，使该航道从原来只能通行木帆船，变成了可通轮船（实行一列式拖带运输）的干线航道，成为嘉兴运河的又一条主航道，被命名为杭申乙线，而原由杭州，经塘栖、崇福、石门、桐乡至嘉兴，过嘉善清凉庵进入上海市境的杭申线则改称杭申甲线。

1958年，大运河的整治与建设工程被提上议事日程。同年5月16日，国家成立大运河建设委员会。据浙江省交通厅组织编写的《浙江省志·交通篇》载，京杭大运河工程，是国家“二五”计划的内河之一，按照交通部统一规划，编制了《京杭大运河浙江段工程修正计划任务书》，出于战备需要，将航道走向选定为南浔—湖州—菱湖—塘栖—杭州，按二级航道标准建设，并与钱塘江沟通。1959年，根据当时劳力、物力、财力紧张的实际情况，将浙江工程投资额由1500万元压缩至240万元。1960年底，大运河工程调整下马。1961年1月，浙江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奉命撤销。

1978年改革开放后，京杭运河整治工程再次被提议事日程。198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为解决煤炭运输问题视察大运河浙江段时指示，要充分利用水运，继续整治京杭运河。同年3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复交通部编制的《京杭运河济宁—杭州段续建工程计划书》，明确杭申乙线为京杭运河浙江段主航道，即由江苏平望经鸭子坝进入浙江省境，经乌镇、练市、含山、新市、塘栖至杭州，并改称为京杭运河浙江段。198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复了这个计划书。

杭申乙线被命名为京杭运河浙江段后，杭申甲线，即由江苏平望经陆家荡口省界入境，经王江泾、嘉兴城区、石门、崇福、五杭、塘栖至杭州的航道复称杭申线，也被称作京杭古运河，以对应京杭运河浙江段，即原杭申乙线。

因此，无论是杭申乙线或京杭运河嘉兴段，还是杭申甲线或京杭古运河，都只是嘉兴运河的组成部分。而嘉兴运河是嘉兴市域内人工开凿通航水道的总称，是指由杭平申线、湖嘉申线、杭申线为“三横”和京杭运河、乍嘉苏线、丁诸线为“三纵”及浙北集装箱运输通道所组成的“三横三纵一通道”的高等级运河航道网，在全国乃至世界运河中都独树一帜，特色鲜明。

（作者：张晓平 徐子寿 何建春   来源：中国水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