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司马迁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乎?”周恩来以为，建国之前要巩固党才能夺取政权，建国之后要治国平天下，无威不立，如果没有独特的取胜之道，何以“循理”?周恩来宵衣旰食构筑了一条隐形战线，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克敌制胜，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周恩来设计“倒戈"，蒋介石上演“滑铁卢”之战

淮海战役被称为国民党军的“滑铁卢之战”。蒋介石说：“淮海战役这是成败……存亡最大之关键。”战役的三个阶段，总共只有65天，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就摧毁了国民党政府22年的基石。为什么如此迅猛?国民党军的精良美式装备竟敌不过小米加步枪的草鞋兵!问题不在武器装备，而在“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从战场上看，第一阶段的l7天战斗中，第三天就由张克侠(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牵头起义；隔了5天，又是孙元良(军长)投诚；又隔5天，赵壁光(师长)也投诚。战役结束，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被歼。第二阶段的23天战斗中，第四天缪运周(师长)起义；隔了5天，黄子华(师长)投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被俘。第三阶段围而不打，真正的战斗只有5天，结果是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被击毙，“剿总”指挥官杜聿明被生擒。这场惊天憾地的战争决定了中国之命运，在历史上是彪炳千古的。试想，淮海战役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能歼灭55万国民党军队，每一战役像玩“多米诺骨牌”游戏，每隔三五天就有成千上万的官兵倒戈，最终加速南京政府的崩溃，这难道不是战史上的奇迹吗?

其实，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联系在一起分析，不难发现，辽沈之战是国共双方的初期拼搏，鹿死谁乎，尚是未知数。因为当时战争热点胶着在政治上，舆情在左右徘徊，军备上国民党军占优势，中共军队尚在内线作战，处于被动地位。平津战役已是兵临城下，国民党官兵如瓮中之鳖，不降则死，没有什么交火。唯有淮海战役是生死大战，于是国共双方都以第一流精兵悍将布阵，都是志在必胜。因此蒋介石悟到“这是成败……存亡最大之关键”。他所派遣的将帅，除刘峙是个草包外，副总指挥杜聿明、兵团司令黄伯韬、邱清泉、李弥、黄维、孙元良等人都是饱读兵书的上将军，通晓韬略。中共军队与之对阵的前敌五人委员会包括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也都是身经百战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名将。原以为，淮海之战世界瞩目，双方势均力敌，必有长期拼杀才能决一胜负，不料短短65天竟结束了干戈，定了乾坤。

这个谜底，不在武器精良与否，而在将帅运筹帷幄，也是周恩来巧妙地运用“用间术”策划“倒戈”的结果。淮海战场上国共双方对峙的兵力近百万，在硝烟弥漫中，忽而连续性的三五天中一次竟有几千上万的国民党军队从本营投入我方阵地，不发一弹，合掌欢呼，这是微妙的“神纪”，也就是预期的“圣智”的胜利。在千军万马中，张克侠居然敢冒大不韪率先举义，牵动三五天一次兵变，促使蒋家王朝快速崩溃，这显然不是由于张克侠个人的胆大妄为，可以说，他起义的成功是周恩来用“间”的胜利。三军对阵，知敌之情者都百战不殆，张克侠率先举义旗，是周恩来多年指导而促成的。

张克侠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特别党员”。何谓特别党员?按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有党员和候补党员，未见有“特别”的名目。事实上，根据革命工作需要，在周恩来直接领导或指挥下有若干“特别党员”。他们不参加支部生活，不缴党费，不列入组织部门档案，只与个别人单线联系，不参与党的集体活动等。例如，曾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长"杨度，此人既是蒋介石的座上客，又与流氓首领杜月笙之流交好，但周恩来却吸收他为“特别党员”，他为我党搜集了一些国民党党政军高层机密情报。张克侠是作为特别党员，长期随伴在冯玉祥身边。因他与冯是连襟(张妻之姊为冯的填房)，关系密切，与冯无话不谈，掌握了解冯的思想动态。冯的个性反复无常，几番在国共之间翻腾，曾杀了中共军校校长史可轩，对拥蒋或反蒋举棋不定，周恩来为争取冯向左转，以张克侠为冯的心腹，静观动态。冯死后，张克侠一度曾拟投人李济深的“第三势力”，周恩来适时地谈话开导、鼓励其待机策动起义，经过许多曲折，终获成功。

 安插“特别党员"，争取“少帅”抗日救国

早在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之初，周恩来就开始设法与近邻东北军沟通。“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思绪不宁，下决心戒毒，一度去欧洲考察。回国后发奋图强，一面迎合蒋介石搞法西斯主义，组织“四维学会”，一面也想找中共关系，探索打回老家去的方案。就在这时期，中共特别党员刘鼎(阚尊民)来到了张学良身边。

先是张学良在西安见到前东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李杜，求李在上海寻访中共关系。李杜通过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公开职业是牧师)将刘鼎介绍给张学良，于是刘鼎就成了张学良智囊。这个“特别党员”刘鼎，不同于张克侠、杨度等人，他原是真正的共产党员，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公冕、周天谬等三人被捕并判了重刑，一直到1932年，黄埔系头目贺衷寒、康泽等人想笼络他们归顺蒋介石搞法西斯主义，因此被保释出狱，免于一死。胡、周二人成了贺、康走卒，阚尊民(刘鼎)以回川疗病为名跑了。阚尊民到上海寻觅到中共特科的蔡叔厚(蔡创设“绍敦电机公司”为中共地下联络站)，蔡将阚介绍给史沫特莱掩护好，并由路易艾黎为阚尊民治愈了病，最后介绍给董健吾牧师。于是，周恩来将阚尊民改名刘鼎作为“特别党员”，充作张学良的联络员。形式上由董牧师荐与李杜，李又介绍给张学良。

张学良在洛川先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克农，知道上海有刘鼎其人，就高兴地派一高参专程去沪迎接。刘鼎由蔡叔厚、夏衍、路易·艾黎等将其打扮成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客商，随同高参到了西安。从此，刘鼎与张学良形影不离，畅谈国事。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率同刘鼎、王以哲、孙鸣九(卫队长)抵达肤施，如约与周恩来、李克农会见。他们就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行会谈。涉及到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时，张学良欣然同意。然后又具体地计划停止内战，与红军一致抗日，合作通商以及联络苏联等问题，张学良也完全接受。第二天，周恩来又补写一信给张学良，原文是：“兹如约遣刘鼎趋前就教，随侍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订行前各事。寇深祸急，浑忘轸域，直率之处，诸希察谅。”

到了七月间，张学良有些急躁，又派刘鼎去见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张学良与各省联系的情况，以及东北军内部情绪等等，期望中共行动。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后，由毛泽东、周恩来对刘鼎指示要点，要他抚慰张学良、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劝其不要急躁，要做扎实的工作，团结更多的人。二、要张学良不能与蒋介石闹翻，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三、从全局出发，对蒋要有更大的耐心，劝他进行抗日行动，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张学良虽然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耳边又天天有刘鼎的劝慰，但他爱国心切，忍无可忍，终于发动了“西安事变”。

 组织“红队”，铲除叛徒

从整部国共关系史上说，中共的地下工作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所谓“特别党员”也只是举了少数的例子，绝大部分的地下党人或党外人士，可说全是其中的角色。而其中心骨干则是“特科”的一小群人。他们都是从历年血腥斗争中锤炼出来的智勇双全的指战员，例如陈赓、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等等。他们秉遵周恩来用“间”谋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1926年，中共在上海杨树浦区办了一个地下训练班(班主任尹宽，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讲课)。培训干部的目的是响应北伐准备武装暴动。上海工人三次起义胜利后，建立了上海市临时政府和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周恩来)。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共转入地下工作，周恩来就着手将训练班中的精干人员从工纠队选拔出来，针锋相对地组织了秘密的“打狗队”(红队)，对抗嚣张的白色恐怖和惩治叛徒。

1928年春，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被叛徒出卖牺牲了。周恩来通过“内线”查出此案系叛徒贺芝华(朱德前妻，曾游学德国)和她的新丈夫何家兴所为，他们两人准备在上海租界巡捕房领取犒赏后逃遁出国，周恩来及时地以“打狗队”制裁了这对可耻的叛徒。1929年夏天，中共军委会秘书白鑫叛变，出卖了正在开会的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四人。事后，白鑫匿住在国民党中统特务范争波家，准备领到犒赏远走高飞意大利。周恩来又由“反间”知悉底细，亲自率领陈赓等铲除了叛徒。

 周密部署，运用“反间"

在白色恐怖时期，周恩来沉着地按用“间”的谋略分布“伏子"卧底。当时国民党特务气焰嚣张，中统特派员鲍君甫(即杨登瀛)由南京至上海，专司反共侦察，此人后被我特科收为“反间”，曾诱捕了叛徒戴冰石。周恩来还以陈赓为单线联系，派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三人入国民党卧底。钱壮飞潜入中统基层调查科长徐恩曾身边，朝夕与共，博得信任。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译出急电，及时通知给党组织，周恩来随即采取措施，避免中共被一网打尽。

周恩来的用“间”谋略，可说是“五间俱起，莫知其道”，在国民党军政首脑身边可说是无孔不入。例如，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虽忠于蒋，而陈的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均为中共党员。陈琏原想去延安学习，周恩来要她留在父亲身边，及时地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机密文件。又如，大陆解放前夕，浙江省主席陈仪写密信给汤恩伯，策划局部和平。这件事虽然失败了，汤恩伯叛卖了陈仪，但其间陈仪的进步思想和果断行为也是中共“特工”促成的。这是周恩来安排的陈的女儿文瑛和女婿项经方医师努力争取的结果。此外，蒋介石的“智囊”张群身边的刘宗宪，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云南卢汉身边的杨青田、朱家壁，四川刘文华身边的田一平，自崇禧身边的谢和赓、王莹夫妇，陕西邓宝珊的女儿邓幼梅等等都是周恩来运用的红色“特工。”

田一平，曾是四川《华西晚报》记者，与军阀刘文华是莫逆之交，并充其耳目。有一天，周恩来派人塞给田一平小字条：“晚六时到通远门，见一黑色轿车后用暗语XXX上车。阅后付丙。”田一平焚烧了字条，在通远门找到那辆黑色轿车，被载送到曾家岩50号，见了董必武和周恩来，汇报了刘文华动态。又如对潘连壁的使用，潘原是上海租界工部局密探头目(包打听)，后被我中共党员徐梅坤等打通后，举凡有关中共情报，潘立即通知，多次避免了中共党员的被捕。有一次，徐梅坤在龙华火车站被军阀宪兵队扣押，潘连壁驾驶租界警车将徐救了出来。

启用“伏子”离间，解开“延安之围”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受挫，国民党骄将顾祝同洋洋得意，鄙视四方。这时节“西北王”胡宗南心怀妒嫉，设想超越顾祝同，争夺反共头功。在西安，胡宗南纠集狗头军师周天谬、磨擦专家梁干乔等中共叛徒，拼凑了一个包围封锁延安计划，奏请蒋介石批准，建立了“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这个反共总动员的指挥部与以往的“行营”、“绥靖公署”、“剿总”等不同，不单规模庞大，而且是军政合一。以前单纯的以兵力进迫，似属“黄埔系”军人专业，现在网罗了“CC派”的党棍们参与“一体反共”，涉及地方行政范畴的机构都完全受其指挥。“总指挥部”设在西安，下设四个“区指挥部”，从东南西北包围封锁延安，意图伺机偷袭延安。南面是“彬洛区指挥部"设在耀县，指挥官是中共叛徒梁干乔；东面“商同区指挥部”设在同官，指挥官蒋坚忍，专司经济封锁；北面“榆林区指挥部”设在榆林，指挥官邓宝珊(实际未正式就职)；西面“陇东区指挥部”因辖地属甘肃省，胡宗南、蒋鼎文无权支配，尚未成立。

胡宗南公然磨刀霍霍，准备闪击延安，中共沉着应对。除了熊向晖的机密情报之外，周恩来的妙计是用不战而胜的方法迫使胡宗南溃败。早在1937年抗战之初，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在南京傅厚岗66号中共办事处，周恩来会见了两个已被王明路线排斥出党的老部下，指示他们留在国民党政府中“一切为了抗战”，“做官"就是做卧底工作。后来在西安，这两个人都成了胡宗南的座上客，一为俞季虞，是胡宗南机要秘书，独居翠花山；一为陆梦衣，是“军委会顾问处专员”，视察西北苏俄顾问工作，此时恰好逗留西安，于是兼任了“动员总指挥部"干训班主任职位。周恩来派王冲天到西安联系了这两个人，并指示陆梦衣利用视察西北苏俄顾问工作名义远赴兰州，接触当地军政首脑(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游说他们不为“小字辈"胡宗南火中取栗，很轻易地攻心战而取胜。甘肃省在陇东区不设立反共“区指挥部”，胡宗南已建立的两个半封锁包围区也就瓦解了。胡宗南恼怒悔恨，梁干乔呕血而死。蒋介石大张旗鼓地最后一次“剿匪"战就这样夭折了。

蒋介石也熟读兵书，当然也想到用“间”，但他组织的“中统"“军统”，类似明代的“东厂”、“锦衣卫”，只为独裁者效命，其头目徐恩曾、戴笠之流则如武则天的周兴、来俊臣，残酷苛刑，却都纵情淫乐，一逞私欲，残害人民。周恩来善用谋略却大义凛然，正气千秋，自然昭示天下，克敌制胜。

(作者：陆立之    单位：安徽省滁州市政协。作者20年代、40年代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原载于《丰碑》第8期，200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