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的记录》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青岛出版社联合出版，并在2014年9月16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了首发式，现已由全国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一、书信内容

在1957年至1981年的24年间，七妈邓颖超给我写过50封信。这些信都是普通的家书，谈起来可见七妈从生活、健康、学习、进步、入党、恋爱、婚姻、家庭、做人等方方面面关心我、教导我。

当我要求进步时——七妈来信说：“党的门总是敞开着的”，“你在争取入党的过程中，就是靠拢党和受到党的教育过程，从而使自己在思想上、立场上更可以得到锻炼和进步。”

当我在上个世纪50年代患了可怕的肺结核病，情绪极为恐惧和悲观时——七妈来信说：“我在长征时曾患过肺结核，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我以对病魔的顽强斗争和乐观精神战胜了它。你是年青小伙子，轻度的肺结核，在情绪上确实应看成不算什么，但又需正视疾病，恰当地注意治疗，需要坚韧，不能急躁，而慢性病遇上了乐观的情绪，它就会好去一半。忧郁只能增加病势的，我相信你能配合医生的治疗，不久就会康复出院。”

当我住院治病，坚持学习时——七妈来信说：“你在前四个月养病中，自学的成绩很不错，不过，今后的学习安排，还须以养病为主，你的自学计划是否和医生商量过的？”

当我因初恋失败，情绪沮丧时——七妈在来信中亲切教导说：“青年人在恋爱问题上遇到波折亦是难免的，把它当作经验教训,就可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你说对吗？”

当我结婚成家时——七妈来信说：“你们本着节约的精神，严肃的态度，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下，满意地举行了你们的婚礼，这次来信，又谈到你们婚后的生活近况，你和淑梅都愉快地在工作和学习，感到幸福，我和七伯也感到欣慰。你们今后要坚持互助、互勉、团结和睦，对工作和学习，力求进步，相爱始终，既有利于个人生活，也有利于集体事业。这是我对你们的衷心祝愿。”

当我做出成绩时——七妈来信鼓励我说：“为了奖励你的理论学习学得好，现又开始了工业经济专修课的函授学习需要，特从伯伯和我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抽一本送给你（二十四日已挂号邮寄出，书收到后，望来信。）在北京此书除原预购者外，也难买到零售本。所以子侄中向我们要的还多，都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只破例寄你一本，作为奖品。”

当我沾沾自喜时——七妈来信严肃指出：“应指出在你们的下意识中，仍有表现吹嘘自己之意，虽非自觉，今后应谨慎，勿再犯这类事情。”

总之，七妈教导我如何面对人生，如何迎接挑战。殷殷之心、款款之情无不浸透在字里行间。这些信既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舔犊之爱，也折射出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宽厚无私的关爱与呵护；这些信也能反映出周家严谨又朴实的家风。

使我更感到欢欣鼓舞的是：七伯周恩来日理万机，在百忙中也抽出时间来看信，并和七妈就信件内容说了话……

七妈写给我的这50封信，第一封写于1957年2月21日，最后一封信写于1981年6月，时间跨越了20多年。这50封信和每封信当时的背景以及相关故事，就成了《亲情的记录》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二、出版前后

2013年，我将七妈写给我的信的全部原件及七伯七妈的衣物、文献照片等全部捐给了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该馆极为重视，并于2013年11月17日隆重举行了捐赠仪式；又于2014年清明节期间举办了一个《周保章捐赠文物特展》，在天津引起了轰动。《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国青年网、星岛环球网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天津《今晚报》刊登了报道，标题为《  周邓馆“周保章捐赠文物特展”受关注——半个月十余万人次缅怀伟人》 。

《亲情的记录》一书出版发行后反响热烈，受到社会各界关注。2014年11月15日，我收到“公大读书会”的一则短讯——尊敬的周保章先生： 经公大读书会专家委员会评议，您的作品《亲情的记录》选入读书会阅读书目 ，并诚挚地邀请您担任读书会主讲嘉宾。请予以支持为盼。 

据我了解：公大读书会是由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办，人民出版社青年志愿者协会承办，联合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共同发起成立的先进青年的自组织，担负着用“阅读点亮中国梦”的责任和使命。“公大 ”二字取自于《礼记 ·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此勉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广大青年干部依托于读书、着眼于问题，夙夜在公、勤政廉政，好读书、读好书、活读书、活用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

2014年11月28日晚 ，应公大读书会邀请，我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青年大讲堂，宣讲了两个小时。我以《人民公仆周恩来》为题，用周家的家事和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些有关周恩来的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肺腑的小故事，诠释了周恩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公大读书会的会员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们听了报告后，被周恩来的光辉事迹感动，在会场的大屏幕上纷纷发表感言，进行互动。会场气氛非常热烈。

现摘录几段与读者共享：1、总理对自己的家人关心，却丝毫不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公权力为家人谋私利，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总理。2、周氏子侄，是红二代却非官二代，难！周总理是真正把自己奉献给国家。3、我们北外人，不能不主动去了解，不能不主动去学习，不能不主动去思考，不能不主动去探索什么叫“为人民鞠躬尽瘁，为国家死而后已”—— 周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的开拓者，他的芝兰玉树的崇高品质，也应在新一代外交人心中生根发芽，传承光大！4、五十余封家信，超越半个世纪对侄儿谆谆不倦的教诲与关怀，一切的深情切意均蕴藏在这些或许穿越战火、或许经历过动乱的信函中。听这些家书背后的故事，我就是在听一个耄耋老者将人生娓娓道来。我想将自己融化在《亲情的回忆》中，感受邓大姐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关爱。

还有一条微讯，内容虽短，但寓意深刻。这位听众写道：“您在我不在，我在您还在！” 据我了解，发出这条微讯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律系大一(二)班的学生。在校大学生大多二十岁左右，而周总理已逝世了36年。这条微讯精炼地反映出周总理一直活在人民心中。周总理的伟大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并且永远传承下去。这是我最感到欣慰的！

三、几项说明

第一，四封重要的信无法追回。其中两封即1957年5月22日和1958年9月29日七妈写给我的亲笔信。在1978年9月28日由某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当时承诺回去后进行复制，原件退还，并写下收据还盖有公章。但他们带走后就没有了回音，我多次催促没有结果。1996年我亲自赴某市追讨。该省文管处姚某接待了我。姚某告诉我：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它派出的文物征集组都是临时机构，都已撤消无法追责。但姚某知道邓颖超写给我的两封亲笔信的情况，并告诉我，这两封信被评为一级文物，交由某博物馆收藏。我遂去该博物馆追讨。该博物馆办公室周某接待了我。周某待人热情，态度积极，但他查遍了该馆所有一级文物，没有找到这两封亲笔信，在其它级别的文物中也没有找到。我遂又去找相关当事人，直到获悉当事人已过世。这两封宝贵的亲笔信就没有了下落。

另外，七妈还有两封写给我的重要的信，是有关我们周家的历史及我父亲问题情况的信。由于当时我要求入党，作为历史材料交给了我单位组织。我入党后，这两封信也未退还给我。后来得知这两封重要的信被私人截留，而去追问时 ，截留者已经逝世。

另外，还有几封信只保留有信封，而信瓤却不知所踪。这几封没有信瓤的信封，也都捐给了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这样，《亲情的记录》一书发表七妈给我的信只有42封了。

第二，七妈给我写的50封信分为两个阶段，即“文化大革命”前七妈给我写了三十封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七妈给我写了二十封信。“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十封信是七妈署名，也有个别信是她的秘书来信，署名是张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规定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得与非工作关系的人员来往，包括亲属、朋友、同志等。“文化大革命”期间七妈不能直接给我写信，都是委托她的秘书赵炜给我写信。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二十封信都是署名赵炜。这在1966年元月17日赵炜给我的信中就写明：“她不能亲自复信，让我给你们写回信。”“她”即指七妈邓颖超。

第三，出版此书是我多年心愿。我很早就有把七妈给我的信以及每封信的背景和鲜为人知的小故事一并写出来出一本书，以有助于展示这位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一代伟大女性的风采。  但我深感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写作能力差，文字功底更谈不上。我迟迟没有动手。我是想能找一位写作水平高的人，最好是专业作家来完成。

　这样时间就拖了下来，直至进入2013年不能再耽搁了。一些老领导鼓励我自己动手，看看时间紧迫，我也就硬着头皮“上”了。2014年2月4日是七妈邓颖超诞辰110周年，为了怀念七妈并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我更感到应当尽快完成此书。

2014年该书终于由人民出版社、青岛出版社联合出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我在书中是以“顾问”的名义出现，但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番话：“在编辑过程中，周保章同志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写的一些背景介绍，对帮助读者理解书信的内容十分有益。”

书的出版了却了我的一大心愿，也是有益于人民的好事。这里要感谢青岛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及徐长聚、王永生、姜正轩几位老领导和青岛出版社的经理吴宝安等同志。正是这些同志的积极支持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使此事完满收官。

(作者：周保章  为周恩来总理的侄儿)         原载于《丰碑》第22期，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