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文摘》第1184期1版摘发了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所写《周恩来》一书的片断，其中谈到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又名劭纲，字懋臣)。作者认为周恩来儿时“被他的生身父亲过继给别人．令人伤心地遭到遗弃和排斥，这使他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又说周贻能“最没有能耐，最不关心”周恩来。而后又“在他成年后干事业时来纠缠他”。我读后感到迪克·威尔逊对周贻能的评述并不符合事实。这说明他对周氏家族的历史缺乏足够的了解。周贻能是我的叔祖，上个世纪30年代，我还在孩童时和他有过较多的接触，我愿将我所知道的周贻能在此做一简要介绍，以澄清那些失实的传闻。

周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一家几房兄弟无论是住在绍兴还是搬到淮安，他们始终生活在一起，从没有分过家。周贻能大排行七，我祖父周贻康(又名龢鼐)是他的二哥。按照绍兴老家的习惯，我称周贻能为七爷爷。清朝末年，我祖父曾在漕运总督陈夔龙的府上担任高级幕僚，后来陈夔龙去河南、武汉等督府任职。我祖父又始终跟随他前往从幕。而祖父不管到哪儿，身边总是带着七爷爷做他的文书。

周恩来出生后半年，由于他的胞叔周贻淦(大排行十一)患肺病去世，时年仅有20岁。按照封建家庭的宗法传统，周贻能遵照父母之命将半岁的周恩来过继周贻淦。从此周恩来由他的嗣母陈氏抚养。陈氏带着周恩来和周恩来的生母万氏以及各房家眷共同生活居住在淮安驸马巷，后来万氏迁到清江浦(万氏的娘家所在地)住了三年，也把陈氏和周恩来一同带走了。应该说两个母亲都喜欢周恩来，都给予了他充分的关怀和照顾。而当时的周家是个幕僚家族，男人们必须要去各地大小官府从幕，以挣钱养活一家老小，这在清朝社会实属正常，谈不到什么遗弃和排斥。周恩来10岁左右，两个母亲相继去世，在父亲周贻能和四伯父周贻赓的安排下，他又前往东北读书，一直到他19岁去日本留学之前，他都跟父辈们在一起生活，一起经受着贫困与艰难的生活磨炼，所以他也并不缺乏父辈的教诲和培养。

周恩来大排行七，我叫他七爸。1927——1931年期间，七爸周恩来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七爷爷周贻能担心七爸的安全，曾多次到上海来看望七爸。那时我家就住在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七爷爷每次来上海都住在我家。七爷爷受七爸委托担任了一些秘密通讯和掩护革命同志的工作，比如他经常替七爸去某个同志家里传达口信。七爷爷中等身材，留着平头，身穿青灰色长袍，脚蹬布鞋，在上海的街上随意行走毫不引人注意，实则他却是警觉镇静，胆大心细。几年来他的工作从没有出现过任何闪失差错，也没有暴露过自己的身份，甚至连党内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前来传信的老人就是周恩来的父亲，这一切在当时绝非易事。

1931年4月的一天，中共领导干部顾顺章叛变，党的所有机关住址和人员由此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七爸周恩来及时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立即和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等同志一起采取紧急措施，销毁文件，转移人员，使党中央及有关机关由此避免了被一网打尽的灭顶之灾。就在这天深夜，化装成商人模样的七爸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悄悄来到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我家的门前，轻声叫着我父亲的名字：“润民、润民。”父亲开门后，看到站在门口的七爸七妈神情紧张悲愤，身上的长衫已被汗水湿透了。为暂时隐蔽，七爸、七妈在我家住了近一个月。当时家里只有我祖母、父亲和我以及七爷爷和我的小舅公。在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始终没有被暴露。20多年后，七爸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向我谈起这一段经历时，曾概括了16个字：“休戚相关，生死与共，内紧外松，其乐融融”。“其乐融融”是指当时还是婴儿的我在那危险紧张的环境中给他们带来了一份快乐。

我出生于1930年秋天，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所以七爷爷和七爸七妈都很疼爱我。尤其是七爷爷多次来我家住，自打我懂事起，他每次住在我家都会带着我玩，上街给我买零食吃。记得在我大约4岁时，有一段时间我们全家住在镇江，七爷爷回淮安办事路过镇江来看望我们，祖母带着大家去游金山公园。

我们在山上散步，山下就是滚滚长江，公园为防止行人掉下山专门设置了铁栏杆。可我调皮好动，也不知怎么一下子钻到了铁栏杆的外面，祖母见此情景吓得腿都软了，七爷爷嘱咐祖母不要惊慌，随即他迈过铁栏杆，冒着失足落江的危险将我背回。这件事让我铭感在心，终身难忘。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们的邻居家不慎失火，我站在门口，看见七爷爷跑出去帮邻居搬运杂物，扶老携幼，将他们转移到一处安全的地方。七爷爷那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身影也在我童年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春，我们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已经迁到了法租界的金神父路花园坊(今瑞金二路)，七爷爷从天津来到上海，依然住在我家。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学生们上街游行散发传单。七爷爷每天带着我上街，他让我将地上散落的传单拣起来，我们拐到僻静的小巷后，七爷爷又为我望风(怕法国巡警发现)，让我把传单逐一塞进各家的后窗栏杆里。

那一阵常有日军的飞机轰炸上海，一天我和七爷爷坐在家中屋顶的阳台上，忽见日军的飞机又来扔炸弹。由于当时日本和法国还没有断交，所以日机并不往我们所住的法租界里扔炸弹，而是扔在打埔桥那边中国地界上，七爷爷远远地看见这悲惨的一幕，一边嚎啕大哭一边痛骂日本鬼子。

不久，七爸来信了，他让七爷爷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他。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但是他的善良热心和正直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1942年夏天，七爷爷周贻能去世于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作者：周尔鎏    周秉宜补充并整理)

  原载于《丰碑》第17期，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