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日月如梭，转眼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已离开了我们二十六个春秋。可是，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抹去我对他的思念，总理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时常在我的脑际萦回。作为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一员，我谈谈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以表达我对总理的深切缅怀之情。
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身体力行
总理经常教导我们：“在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无论在思想上或行动上都不能有丝毫大国沙文主义。”还说：“我们与非洲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都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处境，支持他们的斗争，帮助他们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对于这些，他都模范地身体力行。
1964年9月，刚果(布)特使安托万访华，总理亲自与安托万会谈，并陪他专程去长沙晋见毛主席，还去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当时，从韶山到长沙的公路是碎石土路，行车颠簸，约需两小时。总理认为，在北京与安托万谈得不够，因此，要求与安托万同乘一车，以便在车上继续交谈。起初，总理和安托万同坐后排，我坐前排，沿途总理与安托万不停地谈论革命道理和中国经验。谈话时汽车摇晃作响，我需提高声调回头翻译。总理认为，这样翻译太累，效果也不好，一定要换我到后排，他坐前排。这样，他就需要频频扭过头来讲话。我觉得他年事已高，受不了，请他换回座位，但他执意不肯。他想的只是工作，一路侃侃而谈，毫无倦意。安托万对此感动得彻夜难眠，半夜起来记述心得感受。次日一早，安托万对我说：“你们有这样的总理真是幸福啊!难怪中共能由弱变强，以小胜大。我回去一定要把这位伟大领导人讲述的真理和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告诉我们的党和人民，这将是最深刻的教育。”的确，总理日理万机且年事又高，全然不考虑自己的身体，亲自陪同一位年纪不大的外国特使，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长途跋涉。这种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的忘我精神，实在感人至深，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总理不愧是各国人民崇敬爱戴的伟人。
求同存异，区别对待
在同西方国家交往方面，总理体现了求同存异、不强加于人的精神，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果。1963年10月，法国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以私人身份访华，与中方谈建交问题，总理自始至终参加了谈判。富尔来前，总理对接待人员讲话，指出：“戴高乐执行民族独立政策，在西方世界有代表性。支持这一政策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我们应支持戴高乐的这一立场，积极推动中法建交。”总理还强调：“谈判要坚持原则，反对‘两个中国’，也要注意策略灵活。法国同台湾虽未断交，但关系比较冷淡，而且富尔已明确表示，法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活动。因此，对法国要同美英区别对待，要多做工作。”据此，我们在接待工作中，给予富尔较高的礼遇。毛主席、刘主席分别会见了他，并安排去他特别感兴趣的云冈石窟和山西晋祠参观，下榻毛主席住过的别墅，由我全程陪同。会谈中，富尔表示，法国不便宣布同台湾“突然”断绝关系，希望先同中国建交，然后“自然地”结束同台湾的关系。总理体谅法方困难，提出几种建交方式供法方选择，并表示，一些具体问题可通过内部协商解决。法方见中方态度诚恳，明确承诺不搞“两个中国”。我方亦接受法方先同我建交、后同台湾断交的方案，不作另外书面申明，并同意把建交方式由原定的互换照会改为发表建交联合公报，避免了法方有求于我方的印象，结果双方都表示满意。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有力打击了美帝企图孤立我国的阴谋，推动了其它西方国家相继与我建交。这次谈判体现了周恩来知己知彼、区别对待、求同存异、不强加于人的外交风格。
总理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在国际活动中，既坚持原则，又注意策略灵活，受到各国政治家和舆论的普遍赞扬，被称为：“当今世界罕见的外交巨人”。
关怀干部
1954年，我从布拉格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书记处调回北京，担任日内瓦会议的主要法文翻译。抵日内瓦后，被安排在总理的驻地“花山别墅”住宿。我对总理的高大形象久已景仰，这时终于与他朝夕相处、天天见面了。但起初，我却不敢贸然向他致敬，甚至故意避开。一天，在早餐桌上，总理把我叫到他的身旁，热情问我过去的学业和工作情况，当我表示过去翻译工作做得不多时，总理亲切地对我说：“首先是思想上要放松，你底子不错嘛，有条件做翻译工作。要多了解情况，多看材料。”总理简单的几句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使我倍感温暖，终身难忘。
会议期间，总理每次谈话后，我都忙着整理记录，常来不及按时吃饭。这时，总是有同志跑来唤我：“总理叫你快去吃饭呵!”一次，总理发现我拉肚子，马上要服务员转告厨房，每餐为我准备容易消化的饭菜，偶尔漏做，他又再次督促。总理每天日理万机，还这样周到细致地关心一个普通干部，实在难得。
回北京后，外交部要我留下工作，但“和大”(我原工作单位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的简称)认为，当时我国政府外交活动不多，而民间组织活动却很频繁，希我仍回“和大”，如国家领导人需要，随叫随到。因此，我仍回到“和大”，同时担任中央领导同志外事活动的法文翻译工作。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接见外宾或出访活动我都参加。这样，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不断受到总理的亲切关怀、悉心教诲和多方鼓励。我感到象在亲人身边工作一样幸福。
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来临，我被造反派揪斗，批我是喝过“洋”水的“臭老九”，成天用公款满天飞，从国外捧着个博士学位回来是“卖国求荣”等，数次抄家，还专门搞了一个“论文审查组”，却查不出任何卖国罪证。于是把我押往河南郸城干校劳动改造，继续审查。在那里，我每天都在劳改苦役中熬煎。这时我想，要是总理知道我的情况就好了。转念又想，总理每天都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哪能记得了这些，再说又没法与总理联系，只好听天由命了!这样的日子渡过三年又六个月。一天，我被叫到外交部，一位负责同志告知我被分配到翻译室工作。这时我才知道，我是无罪解放了。怎么解放的呢?
后来，一位熟悉的同志告诉我：“总理一直关心你在下面的情况呀!”我又在外交部一位负责管理翻译干部同志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总理热忱关怀受极左思潮冲击的翻译干部……1969年6月，总理在一次谈活中指名问道：“‘和大’的一位老翻译某某同志解放了没有?”我才明白我是在总理亲自过问和关怀下获得解放的，否则不知会有什么结局呢!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今天，我已年逾八旬，虽然不能再为党和国家做什么工作了，但能看到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我的心愿也就满足了。现在我身体健康，生活美满，这一切都是与总理的关怀和爱护分不开的。我的感激心情，真是一言难尽啊!
总理对干部关怀备至，是贯彻我党干部政策的楷模。因此，人们称赞总理“功高、才高、德更高。”总理不希望人们为他树碑立传，但是人民对他无限地缅怀敬仰，早已在心中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2001年10月
(作者：董宁川 原为外交部法文翻译)
原载于《丰碑》第7期，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