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出生在一个旧社会的封建大家庭里。在这个大家族里，各种政治表现的人物都有。新中国建立后，他为了让自己的亲属都能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能跟他一样带头移风易俗，除了在个别交往中进行教导外，还专门召开过四次家庭会议，这是现在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的。
那是1956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处于百忙之中的周恩来突然收到绍兴本家周云峰的一封信。信中说绍兴正在搞平坟以扩大耕地面积，在所平掉的坟墓中，也有总理1939年祭祖时曾经拜过的两处周家祖坟。信中还说，周家祖坟被挖得目不忍睹。是的，对周家这样有着深厚的封建传统意识的大家庭来说，祖坟无论如何是动不得的。
还在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周家的一位后辈族人周光亭将自己父亲的灵梓利用黑夜葬到周恩来家五世祖周养浩、九世祖周南坡的墓地上，并毁坏了墓地禁碑。为此，周家的绍兴族长周东辉和族人周左泉、周椒升等即去县衙究治；周恩来的两位在淮安一带游幕的嫡亲祖辈周骏侯、周昂骏也立即到淮安府起诉，由淮安府移文绍兴府提讯。绍兴知府李树堂判定周光亭在两月内将其父棺移出。判决后因胜诉人纷纷外出做事，此事无人问津，周光亭心存侥幸，拖延不办。族长周东辉等人一见又用飞件（快信）将周氏诸人召回，继续到绍兴府提告，又经4年官司，直到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才将这场捍卫祖茔的官司打赢。这曾经是伤及周氏子孙多少年、多少代的一件往事。
笔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淮安县委报道组打工时曾到小羔皮巷采访过周恩硕夫人陶华。她告诉我，我家奶奶（指周恩来八婶杨氏）临终前还交代我，千万别忘了东门外我们周家祖茔地。一年三节（清明、中元和十月初一）都不要忘了给祖宗上香、烧纸。
以上这两件事都说明，在周家这样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里是十分看重祖茔、祖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周恩来从族叔周云峰的信中看到了周家这一传承数千年的旧观点在人们脑海里仍然根深蒂固，周云峰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不符合我们党中央正在倡导、也是周恩来自己完全赞同的殡葬要改革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多地少，党中央已提出殡葬要破旧俗、立新风，当年中央的一次全会上就倡导人死后火化，所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都以签名来认可。除许世友外，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内的领导人都签了名。那次会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又经商量，光火化遗体还不行，两人相约百年之后不仅遗体火化，还决定不保留骨灰，骨灰要撒掉。
周恩来深知，这种彻底的殡葬改革思想当时还很难推广，也不能采用行政手段，因为那会引起群众的不安，只有靠自己带头做出样子，让广大党员、群众逐渐跟着接受才是较好的办法。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家庭会议，率先让自己亲属能够理解，拥护和支持他的殡葬改革做法。
据周恩来侄儿周华章回忆，这次家庭会议在西花厅的后客厅召开，当时在京的周家亲属都被找去了西花厅，而且绍兴到北京比较远，当时一般的家庭收入负担不起往返路费，所以，周云峰往返北京的路费还是周恩来在自己的工资里开销的。
那天一共到西花厅的有20多人，周恩来还特意让族叔周云峰坐在后客厅正面的大沙发上，自己坐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待人们到齐后，周恩来开始讲话。他对周云峰说：您来信说平坟场面目不忍睹。我觉得这里有个认识问题。中国人多地少，南方更为突出，浙江又是山多，农田更少，人均才六、七分地。我去过梵蒂冈，到处都是坟墓，怎么能让死人跟活人争地呢?我们可不能学梵蒂冈啊！
周恩来接着说，前不久，中央作了一个决定，由毛主席倡导，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死后一律实行火化，以每人签名的方式形成了决议。这个决议原本是计划公布的，后来考虑到全国各地群众几千年来都是土葬，一下改火葬恐怕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决定首先在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带头实行死后火化，再逐步地向广大人民群众推广。关于坟，你们征求我的意见，我作为家庭的一员，我是主张平坟。纪念祖先、纪念亡人，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式，不一定非要用拜坟的方式嘛！
周恩来接着说，1939年我回绍兴拜过祖坟，而且我还说这次来就是专门扫墓祭祖的。因为那时我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官员嘛！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宣传我们共产党六亲不认，我们就是要用行动去揭穿他嘛！
本来，周恩来还想再讲一些道理，但印度驻中国大使受自己国内派遣，要代表印度政府向毛泽东、周恩来赠送礼品并邀请周总理访问印度。周恩来只好停止这次会议并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由于周恩来及时地召开了这次家庭会议，绍兴的那好几处周家茔地也就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消失了。加之后来他又先后派童小鹏赴重庆、派侄儿周尔萃回淮安将自己生父、岳母和淮安东门外的周家祖茔地一一平坟还耕，从而实现了自己家族在殡葬方面的第一步改革，为全党、全国人民树立了榜样。
1961年，由于国际、国内反华势力的不断干扰，又遇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加之我们自己工作上的失误，给全国人民造成重大灾难。这时候必须要加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中国才能摆脱困难前进，从而走出困境。
就在那一年年初，周恩来的一个侄儿周保常顶着封建官僚的家庭出身和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这样两顶政治帽子光荣地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与周恩来未出五服的20多位侄儿侄女中入党较早的一位。在得到这一喜讯后，周恩来、邓颖超这老夫妻俩都是比较高兴的。但是他们从周保常给他们的信中也察觉到了保常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一些骄傲情绪。这种情绪如果滋长肯定会影响他今后的进步，必须在萌芽状态下教育他，让他注意。
就在周恩来、邓颖超商量如何给周保常回信时，周恩来的另一位侄儿、也是周保常的亲弟弟周保章应约来到北京与伯伯、伯母一道过春节。邓颖超立即把上边的情况对周保章说了，并随即交待周保章一个任务：你哥哥现在一入党就骄傲，我要发动大家来帮助他。你来了正好，快写封信去说说。
据现居青岛的周保章对笔者说，七妈对我说了之后，我就给我二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对二哥说，七伯作为我们党的领袖，他都是时时刻刻谦虚谨慎地为党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自觉地做人民的服务员……信写好后，周保章本打算买上一张8分钱的邮票寄走了之，但想到信是七妈让写的，还是先请她看一下吧。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邓颖超看了信之后，竟然勃然大怒。她当即严肃地指出：你伯伯他不是领袖，只能称他是国家领导人，不允许你这样写，赶快改过来。
在长辈面前，周保章只有遵命，当即做了修改，然后才寄出。周保章想到七妈虽生了那么大的气，但事情总算过去了。然而，使他更没有想到的是，除夕那天，周恩来、邓颖超突然通知在京亲属和西花厅部分工作人员都到西花厅吃年夜饭。
在人们陆续到齐并开始吃饭时，周恩来才停止手中工作，取下套袖走出他的办公室，然后和大家打招呼，祝贺新年的到来。他坐下来之后，邓颖超代表西花厅的家长和大家讲话。她先说了大家不要忘本、要感谢党的领导等话语之后，突然话锋一转说：保章呀，说他七伯是领袖，这是错误的！我们国家领袖就是毛主席。原本都在低头吃年夜饭的几十个人一下把目光集中射向了周保章，弄得保章好尴尬啊！
据周保章1994年对笔者讲述，当时他心情很不好受：自己年纪轻，又有自尊心。还特别想到，二十多年未见七伯七妈的面了，这么一点小事，当面批评了还不算，还要当着这么一大家子的人说事，真是比家长厉害多了。当时，他心里还琢磨着：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刚学完《政治经济学》和《马列主义基础》等课程，对于革命、政党、领袖都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这些关系说得很清楚。领袖通常是指一个政党或一个集团里的主要几个人，不一定专指某一个人，当时真的有点想不通。后来才终于悟出道理：七伯七妈之所以为这个问题这么严厉地批评，还专门召开家庭会议，是他们借这个机会，更好地教育他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大家都要像他那样谨慎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切实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团结，好带领全国人民度过当时的经济难关。同时，七伯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和严肃处理，也表现了他们坚定的党性原则和时时处处维护党和国家最高利益的崇高思想境界！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是毛泽东一再强调国内阶级斗争十分严峻的特殊时期，身处当时我们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周恩来不可能没有觉察。他认为有必要把自己的封建家庭向自己的亲属讲清楚，让自己的亲属、特别是年轻的晚辈们能认清自己的封建官僚家庭，彻底否定封建官僚家庭，千万不要在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中迷失方向、站错队。
那是1964年8月2日下午，周恩来利用自己星期天休假的机会，召来当时所有在京亲属，共有近20人。据周尔辉生前告诉笔者，参加那次家庭会议的除了他们夫妻俩之外，还有同宇叔叔、士琴婶婶，我妈妈（陶华）、弟弟（尔萃），秉德、秉钧、秉宜、秉华、华章、国镇等等。
在周恩来讲话前，邓颖超先讲：
今天，我们利用星期天开个家庭会议。我先讲几个问题，然后恩来向你们多谈些内容。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家庭中的关系问题，我们这个家，有各种关系：有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婆媳关系、兄妹关系等，还有党团员之间的关系，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等等。这样多的关系，该如何相处呢？那就是要大家平等相待，即使是长辈与晚辈之间，也要平等相待。长辈讲对了的当然要听，即使讲得不对，也不要吵架、顶嘴，要把是非弄清楚。
第二个问题，我们老一代对下一代要强调劳动，党员、团员、青年，都要在劳动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要懂得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
第三个问题，党团员之间，党团员和家庭成员中的非党团成员要团结，因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不只是靠党员才能成功的。
关系要处理好，不能强加于人，要一次、两次、三次地说服，不要认为说服不了，就不耐心了。
第四个问题，我们要求家庭成员中的党团员要有组织性、纪律性。你们伯伯上星期五晚上对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做报告（指1964年7月31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以及部分高中、中专毕业生和一些留学生作的《关于革命和劳动》的报告）之前，国镇（周恩来侄孙）听说了，打来电话，也想要一张进场的票。我接了电话，告诉他要按自己的工作岗位，能有票就听，不能拿到票，就不去听。反正不能走家庭路线。小咪（周恩来侄女周秉宜小名）、尔辉、桂云（周恩来侄儿、侄媳，这夫妻俩都是在老家淮安的中小学当教师，因放暑假和母亲、弟弟一起赴京看望伯父伯母而在京）都想去，成元功（时任周恩来卫士长）告诉我，还为他们几个说话：说总理办公室的人都可以去，也让他们几个孩子跟着去听吧？我说这不一样，办公室的人去，是组织上的决定，但小咪、尔辉、国镇几个，不能因为他们的伯伯或爷爷去做报告，他们就可以去听。这是政治性的活动，不应该不按组织关系办。如果是戏票、游园票等文化娱乐活动，可能时，可以给他们票去看。
所以，我要求我们的家庭成员，不要因为家中有个国务院总理，就有任何活动都想参加。你们有困难，我们的工资可以帮助你们，毫不吝惜，但我们从来不利用工作职权来帮助你们解决什么问题。你们也不要有任何特权思想。我们要把家庭关系和组织性、原则性区别开，不要搞乱，搞乱了势必犯错误。家庭内的关系，要服从组织性、原则性，要公私分清。
最后，邓颖超说，今天是请家里人吃饭，不能让公家的公务员为我们服务。今天我带队，组织年轻人、孩子们到厨房去端饭、端菜，吃好了饭，大家就坐下来，听伯伯为你们讲家史，讲如何认识和对待周家这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
下午，周恩来开始讲家史，他说：
我，同宇（周恩来胞弟周恩寿，时在场）和尔辉的父亲（周恩硕，字潘宇）是同一个祖父。我们这辈人按大排行就算不清了，人太多了。我们这同一个祖父名攀龙，号云门，后又改叫起魁。这名字有封建思想，想中科举，结果是秀才还是举人，不清楚了。他下边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儿子按大排行是四、七、八、十一。我的四伯（谱名贻赓，字曼青，后以字行）无子；行七的劭纲（谱名贻能，字懋臣，后改名劭纲）生有我们三个：就是我、博宇（恩溥）、同宇（恩寿）；我们的八叔贻奎生了潘宇（恩硕）一个，十一叔贻淦（后改名宗干）没有孩子。
我们的曾祖父光勳，号樵水。这个名字还好些，还有个务农之意。他是个地道的绍兴人，绍兴有他的坟，前几年，绍兴县写信给我，问对光勳公的坟要修？还是深埋？征求家人意见。1939年我去新四军军部时，曾路过绍兴，公开回老家去看看。我们老家的地址是在绍兴宝佑桥的百岁堂（前十代的一位祖先活到百岁，建了此堂，现在还在，他们想重修）。1939年那次，一位本家（我说不清是谁了）拿出了家谱给我看，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我们的四哥周恩夔的名字，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六伯父嵩尧回绍兴时写上去的。那位本家带我撑一条小船，看了这位曾祖的坟和本家其他十几个人的坟。坟在外凰山上，我还上了坟。那时讲统一战线，如果不上坟，人家会说你共产党不认祖宗。
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中国有六、七亿人口，只有16亿亩耕地，平均一人二亩三分地，将来人口越多，每人平均土地越少。曾祖樵水公的坟，人家来信问，已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准修。如果他们修，我一是要付钱，二是仍要平掉。当然对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共同研究把坟平了。
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上又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不然人家会说我不承认封建的家庭关系。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绍兴，淮安生人，江浙人也。为这个籍贯还很费了些脑筋呢！
说是绍兴人，不仅是因祖坟和家谱，更重要的是我们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绍兴。封建家庭的老底子可厉害了，影响思想，影响生活习惯。封建根子不挖清，思想认识不到，你的思想觉悟就提高不了。
我们家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绍兴人靠什么谋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为沧州师爷；一个管判案子，多为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绍兴师爷的行会，把持、垄断师爷职业，全国两千多个县，多是绍兴师爷。上一级的也是。哪个县的案子如不是绍兴师爷办的，到上一级就不能让你打赢。做师爷的没有不贪污的。所谓清廉，只是少拿些钱就是了。绍兴人大部分在外面当师爷。有了钱，有人回家置地，进行封建剥削；有人到外办南货庄，进行商业剥削。
我的曾祖下有五个兄弟，都搬到了苏北，大、二、三、四都做过县知事，老五没做过。我祖父（四）从绍兴师爷升为县知事。做官还不是剥削人？也可能不太大，因为他没买下土地，只留下了一幢房子，在淮安驸马巷。这是二祖父和我祖父买的（现在据周家房契，是周恩来的曾祖樵水公和二曾祖水心公于清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年以260两白银从淮安一住户胡干臣手中购买的）。
我们上一代，还都去拜绍兴师爷，给人家做徒弟，但没学好。只有二伯、六伯学的较好。六伯中了举人，做了师爷，后来曾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他赚了不少钱，娶了两个妾。
我父亲这一辈兄弟四人，按大排行是四、七、八、十一。八叔腿瘫了；十一叔刚结婚一年就死了。十一叔、婶都属虎，才20岁。我刚一岁，就把我抱过来，给了十一婶。只有四伯到东北去做了科长。我父亲老七能力不行，老实的很，不会扒钱。家里就破落了。从我记事时，家里就已破落。
具体地说，我们这个家是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没土地，只有房子，也不出租。
我外祖父姓万，江西人张勋的参谋长与我外祖父是一家人。我外祖父万青选在淮阴（清河）县做知事30年，没有出过错，没有被裁下来，一般人都称赞他。他只有一个姨太太。共生有18个儿子，14个女儿。他身体非常好，活到九十多岁。
他最喜欢我们的妈妈，他的第十二个女儿，人称万十二姑，小名冬儿，她从小开朗活泼，虽身为贵族小姐，却不像大家闺秀，不肯缠足，外公经常带着她到处走，参加各种活动、礼仪等，所以她以后很会处事，很会应酬；她一直到十一、二岁才缠足。。
万家在淮阴河北十里长街有所大房子，有90间房子，几进院子。
我的父母两方面都是封建官僚家庭。我生下来时，两家生活都在下降、破落。
我上一代的四个兄弟中，十一叔死得早，我父亲和四伯父到外边去做事，家里的男人只有八叔一个，但他腿瘸，不管事。我7岁时四妈死了，我9岁时，我妈和十一婶也死了，只有一个八妈带着我们这一辈兄弟4人，家中生活靠把房子押出去、到当铺去当东西、或者借钱过日子。有时四伯寄点钱回来，还一笔账，但就是这样，还要装门面。
小时候在家里，有两件事我最看不惯。一是破落下来还装门面；一是搞彩票。彩票太坏了，助长人的侥幸心理和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提彩票我就烦。所以现在我把彩票废了，我要报复旧社会的彩票。
我父亲和十八舅舅合起来买了一张彩票，头彩是一万元。彩票摆在我父母手里，号码被另一个亲戚知道了，开彩号码登出来后，他知道父亲他们得了头彩，想骗过去，对我父亲说他要帮助查号，要把彩票拿过去。我母亲精明，不肯给那个亲戚，怕他给调了包，一定要自己对。一对，正得头彩！真是高兴得头都昏了。首先想到玩，要讲大排场。彩票在武汉，要坐船去兑，一路上到处玩。我母亲就要给这个送东西，给那个送礼物，又要买皮衣，又要买留声机。她是从小看惯了讲排场、爱面子的。这五千块钱，光是玩、送东西就不在一半以下。债主们听说，又都来讨债，亲友们又纷纷来祝贺，住下来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压力沉重，想躲一躲，决定暂时搬到她的娘家淮阴。只有父亲、母亲、我们兄弟三人和十一婶我们六人搬走了。是住在外祖母（我刚出生外祖父就去世了）家，但人家人多，我们刚发了财，长住人家也不好，就搬到西头的陈家花园住了一年多。这所房子有十四间屋子，但父亲做事一个月只有十六元，钱很快就花完了。别人给他介绍到湖北做事，家里就借钱过日子。
母亲又劳累、又愁闷，半年就死了。父亲都没来得及见上她一面。她死后，十一婶对我说：我也活不长了。不久她也死了。这一年内死了两个母亲，给我打击太大，印象深刻。当时我只有9岁，母亲死时，棺材是借钱买的，是楠木的，已经很好了。但外祖母还一定要搞什么七层漆、五层蔴。逼得我9岁时就拼命想办法再去借钱。后来十一婶死时，人家问我怎么办？因是我的嗣母，外祖母当然不会要求什么，由我做主，我只说了棺材运回淮安与父亲（指十一叔）合埋。
得彩票，完全是昙花一现。我小时看到这种状况就想，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大变化？我最反对彩票了。
两个母亲死后，我带着博宇和同宇从淮阴搬回淮安，一屁股债，常有人到家来要债、要利息，我就到处典当、借钱，典当时还常被人家嘲弄。我从十岁到十二岁当了两年家。在墙上有张纸，要把亲戚们的生日、祭日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去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到外婆家，要走30里地，还要坐船过河，连吃饭都困难，还要搞这种虚排场，就想这家真难当！
我12岁，四伯把我接到东北去读书了。12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家里请了先生教书，也是借钱请的。他只为自己考秀才，对我们根本不负责任。我的知识许多都是从看小说得来的知识。我母亲，就是十一婶，识字、会写诗。她总教我读诗，还让我看小说。小时博宇很顽皮，虽然比我小1岁，我常受他欺负。一次他玩刀子，掉在我眼睛下面，险些伤了我眼睛。母亲就把我关在屋子里面看书，背诗。我总跟着她，所以娇生惯养，身体不好。
我身体好，是到东北以后跟四伯父住在一起。到东北有两个好处：上学，冬天夏天都要有室外的体育锻炼，把身体锻炼好了；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另外学会了交朋友。我由南方到了东北，说话口音重，同学们骂我是南蛮子，每天打我，欺负人，大同学还扒下我的裤子打我。我被打了两个月，被逼的想出办法。我就交朋友，他们再打我，我们就对打，他们就不敢再打我了。东北的几年对我很有好处呢！
我是经过封建教育、资产阶级教育的。对封建教育是反感的。那时代到处讲面子、不劳而食，借钱过日子。还死要面子，完全是一派虚假。现在看来，封建家庭一无是处。只有母亲养育我，还是有感情的。另外是四伯接我出来念书，念中学时，先供我一年，后来因我成绩好，就免学费了。到五四时，对家庭有认识了，想脱离家庭。后来到日本、法国去学习，都靠同学帮助和自己奋斗，以后加入了党，与家里不通信，怕我加入了党，连累家庭。所以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六大路过大连被日本宪兵盘查时，我就说来东北是去吉林找舅父周曼青的，没说是伯父。
我在24岁入党以前，是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爱国思想，知道旧家庭是没法奋斗出来，对家庭没有留恋。但我对伯伯没有反感，对父亲也很同情。所以我敢去吉林找四伯，相信他不会出卖我。
我对家庭这样的认识，是一步步来的。
在这一次家庭会议上，周恩来具体而又详细地谈了自己的封建家庭，使他的亲属和晚辈们真正认识了封建家庭。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使他对彩票等有不同于今人的看法，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周恩来的人来说，似乎只能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当时的实际处境去理解他了。
周恩来在为当时应届大学生们作报告时，主要就是要求大学生们走上社会后，一定要积极参加阶级斗争教育，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从而树立起自己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才能跟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思想融成一片。而当时也在读书的周家人周国镇、周秉宜、放暑假赴京的周尔辉、孙桂云等人也曾想去听，并打电话，希望邓颖超能帮忙解决他们去人民大会堂的入场票。邓颖超劝阻了这些亲属们，希望他们以后能注意自己身份，不要做违背组织纪律的事。但是，周恩来也同样考虑到，过五关等教育对自己的亲属来说同样很重要。于是就在1964年8月9日下午第四次召开家庭会议，以结合利用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教育自己的亲属们也要认真地过好五关。
上次讲家庭历史，今天不讲了，讲过五关。老的过五关，关公的过五关，不去说它了，我们现在讲过五关是借用这个词。
一、思想关
思想就是人的脑筋里想什么。想什么，问题大了，有人想的不对头，思想方法不对头怎么办？要自己一件事、一件事去实践，自己去经过一件事，对这件事才懂了，有的也不能马上懂。人的思想想的什么也不一样，就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想的也不完全一样，周秉德和周恩来的思想想的都一样？人的世界观不一样，问天外是什么？秉德回答，回答不出么，那是个未知数，人还不知道。但是要问陶华，她就可能说是菩萨、天老爷。世界上总有许多未知数，不是一切什么都知道了的。天外是什么？是个未知数，现在坐宇宙飞船也达不到，我们要不断地去了解。但有些人省事，又迷信，就说天上是上帝、玉皇大帝，那是唯心的。这些未知数到底是什么？我们解决不了，就要下一代去解决。我们总是尽可能解决一些，解决不完，就一代、一代，子子孙孙传下去，世界是无穷的，永远也解决不完的，所以我们就总有工作做，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我们这些人，都有距离。陶华与我们的距离较大了。有人稍懂一些，但也只是那一件事、两件事懂了的，也不是所有的事都懂了。大家都是一件事看对了，再去看对一件事。共产党员老点的，就比较对。我是，但也还是要改造。我常说：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还要改造到老。我在观察社会现象上，看不对、对政治上看错了的，也有。
思想上完全与我们相反、唯心的、主观的人，我们家不能说没有。有贪污犯、劳改的、做坏事的。这是因为环境不对头，对他们有影响。这些人能不能改造过来，成问题。总要靠社会、靠群众的教育、影响，更重要的靠自己。
但总希望靠近的这些人的思想较一致。现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自己不能创造环境，需我们帮助。如陶华（周尔辉母亲），不要总闷在驸马巷周家院子里，和那些老太太谈旧事。要打开这个圈子，要和工人、农民、劳动者多接触，谈谈新鲜事，认识些新人。儿子、媳妇都是党员，要帮助她、带她到外面走走，了解些新鲜事儿。不然整天和邻居老太太在一起，都没有劳动，都只知道过去的事，在一起就是说旧事。好汉不提当年事。周家以前最坏的事就不去提他了。坏的人也不要去说，让社会改造他。
第二种人，要自己创造环境。同宇已退休一年了，退休时我说过，现在小学的二部制多，孩子一放学回来就野了，吵嚷打闹的很乱。你现在拿着国家的退休金，应该为人民做点事情。你可以把孩子组织起来活动、学习。你到现在还没答复我。（周同宇当场回答：已经做了这工作）我们要创造出新的作风。你一天用两小时对孩子尽点义务，起点作用，不是什么大的负担么！你是我的亲兄弟，你身体不好，人家让你够年龄退休，而不是退职，一定会说是因与我的关系。这样你就要表现出模范的行动来。你尽点义务，虽然劳累，但是你的精神一定会好的。我希望你可以自己创造条件，尽点义务，要从一个方面，一件具体事去表现。王士琴（周同宇妻子）也是要自己去创造环境，不必像陶华那样需要别人帮助。
第三种人，就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青年们，得不断前进，不要满足。提高思想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去认识。小咪劳动以后，精神面貌有了改变。要经过真正实践、干活、用了心了，才能改变思想，不是读一本书就行的。我们对我们接近的人要帮助，要创造新的环境。
过思想关，是从小到老，改造不完的，总要前进。思想关是用什么方法想事情就对了，什么方法是不对的。思想问题不解决，就是对立的矛盾，就是敌我的问题。要使思想方法完整了，要长期锻炼才能学得好。
二、政治关
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是站反动的立场，还是我们的立场。是反动的立场，就谈不到一起了。在还赞成我们国家的人中间，也还是有怀疑的。假如在驸马巷，有人造谣，说蒋介石要回来了，你周家怎么办？陶华会怎么想？也许就不知怎么办？有点担心。尔辉、桂云是共产党员，就要帮助妈妈站稳立场。
一个人的立场是不是永远站稳？靠不住。思想稍一歪，也可能不稳了。共产党员里还出叛徒呢，那就是反动的立场了。
我们第一要帮助别人，第二要经常检查自己是不是站稳立场了。共产党员自己要经常考验自己是否站稳立场了。
三、亲属关
我们的亲属复杂。我们是旧家庭、旧环境。怎样才能拖着全家投降无产阶级，我现在就要带领你们投降无产阶级。这听起来好像很不舒服。二十多年前在延安文艺整风时，文艺界的人就想不通。朱德同志说：我半辈子军阀，现在才投降无产阶级。那些人听了才想到要向无产阶级投降。
我总是想谈封建家庭，是想批判它、否定它。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是要救他们，把他们改造成新人，拖过来投降无产阶级是可以帮助改造的。旧的否定了才能创造新的。否定以后 ，在其中找出些好的，肯定下来。对一个人的肯定、否定，要看晚年。你过去不好，最后好了，算是好了。要否定旧作风、创造新风气。
无产阶级家庭的本能，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一个电车公司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司机，是个老党员，一个人养七口人，住一间屋子，用一条毛巾。你们谁曾困难到这个程度？他这么困难，每天回到家里都要给全家讲党史、讲党课。他有个女儿，学校组织劳动，她不去。问她为什么，她说怕晒黑了，将来当不了演员。他一听马上火了，说：今天我这支手得犯错误了。上去就打了女儿一巴掌，说：你当演员我不反对。但你要演工人、农民去为人民服务，又不是让你给资产阶级当演员，要那么白干什么？黑是健康，光荣！人家无产阶级感情鲜明，如果小咪去劳动，怕把脸晒黑，你们会是这态度吗？我们也就是教育教育，也不会打的。
亲属关，也必须一分为二，要有个界限。坏的、反动的，就不与他来往。需要帮助的和自己创造条件，都要给他们帮助。
四、社会关
社会环境有两类人，也要一分为二。坏人就要与他断关系。另外的人也有两种：一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人，一是非生产劳动的人。我们碰到的人脑力劳动的多，要创造环境，多与新的、生产劳动者接近、来往，自己也要多劳动。
五、生活关
这是最难过的。在生活实践中要劳动，就可锻炼自己。我为什么痛恨旧社会封建家庭？没落的封建家庭什么都败坏了。贪污、腐化，有许多坏东西。我们小时候都见过。如果认为无所谓，就会铺张、虚荣、说假话，完全是虚伪。我最痛恨这些。对这种生活方法不痛恨，就改不了。你们年轻一代不要学老一代的生活习惯，穿衣服要朴素。
我们不仅要自己幸福，还要帮助世界人民，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周家没有个工人。国盛（周恩来的侄孙女）来了，就决心培养她做工人。开始她想不通，现在已经做了八年工人了。培养个工人可不容易呢。
秉华（周恩来的嫡亲侄儿）要去农村，好，我们是支持你的。
思想关和生活关，一头一尾最重要。
周恩来是通过向亲属讲过五关而教育他的亲属们和他自己一样抛弃旧的官僚家庭，向无产阶级投降，做一个真正爱祖国、爱人民的普通劳动者，而不要享有任何特权。
周恩来的四次家庭会议都是严格教育自己亲属要带头移风易俗，认真维护我们党的团结统一，并且在生活、学习的实践中认清自己的封建家庭的根子，要做一个有贡献于国家，有贡献于人民的普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