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春天，我第一次读到了四十二年前(邓)大姐在杭州疗养时写给何谦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总共只有390余字，其中关心我身体情况方面的话竟有198个字，整整占了一半以上。我和我爱人霍英华捧着这封原先我们没有看到过的信，凝视着大姐那娟秀、洒脱的毛笔字，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她的身边，两人的泪珠轮流滴了下来，感激的心情使我们无法入眠。
大姐的这封信全文是这样的：
——何谦同志：一周前曾托艾秘书带给你一信，收到了吗?昨天收到你三月二十六日来信，才知道我的那口子曾患了一场重感冒的病，现在固然已经好了，但病后身体会受影响的，要比未病时薄弱一些，因此，病好后的调摄还是很重要的。希望你和元功，书英诸同志要注意天气的冷暖变化，及时给他加减衣服，以及饮食起居都要留意。这样不仅能快恢复健康，而且可预防病患的侵袭，我这一点意见，望告他本人亦要自知注意才好!
韩富裕同志用第一次手术回后，我总默默地担心着他有用第二次手术的遭遇，所以我随时提醒他和你们注意病后的调养休息，以图避免。现果未出我料又经二次手术。他虽已出院，但调养(休息营养)较前更为重要，望你们注意并转告他本人亦要善自休养，争取恢复健好。两次手术对他的身体健康是会受很大影响的，望告他不要影响自己的心情，而是要跟病作斗争。将来的工作或会受局限，外部活动可能减少，但内部工作有很多可做的。我不单独给他们写信了，就以此信转他们看了吧。相见不远，余留面谈。祝你们大家好!
大姐
四月一日
捧读着大姐这封情深意切的信，我不由又回忆起几十年前和总理大姐相处的往事。
我老家在山东省，日本侵略我国时期由于兵匪战乱，全家生活陷入绝境，十二岁的我不得不随父辈们去“闯关东”，过着当牛做马的生活。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参军不到三年，我就于l949年9月被选调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身边当卫士。那时我是个年仅十九岁的青年军人。由于周总理经年累月没日没夜的工作，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生活也都没有了规律，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看着总理那么忙，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谁也不能考虑自己，也根本无暇考虑自己。所以，我在总理身边工作还不到两年就患病了。1951年1月我随总理外出,突然感到腹痛不止，经送医院诊治并进行剖腹手术，发现是乙状肠扭结而引起的肠梗阻。总理、大姐知道我患病后，都非常关心，嘱咐我好好养病。我住院—个星期后出院回到了西花厅。那时我们国家刚建立，实行的是供给制，我们吃的是大灶食堂，主食基本都是粗食，每周只有两次细粮吃馒头，这对一个刚做过手术的肠胃病人来说，就会有一定的不利和影响。大姐知道后，又亲自领我到他们的小厨房，直接对炊事员交待要给我做好消化、有营养的病号饭，并嘱咐给我订了一磅牛奶，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牛奶是专门供首长和小孩子们用的。大姐这么关心不算,又怕我刚出院累犯了病，就又交待让她自己的服务员霍英华每天帮我热牛奶，打病号饭。如此细致周到的安排，让我又感动又不好意思。回想我闯关东，当学徒那些苦难生涯，更感到总理和大姐是比我的亲人还亲的亲人。我吃了约一个月的小灶病号饭，自己感到身体健康已恢复，未好意思再呆下去，就回到大灶食堂吃饭并开始正常工作。
二月下旬，大姐去杭州疗养。三月初，我在一天晚饭过后，因吃的高粱米饭硬了一些，又突然发生肠梗阻，同志们又紧急把我送往医院，医生们误以为又是肠扭结．第二次做了剖腹手术。剖腹后，医生们发现不是肠扭结，而是因为上一次手术后造成的肠粘连，这是当时外科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共有十三处肠子粘连在一起，吃了不大好消化的食物，如高粱米等就会引起肠梗阻。医生说，这种外科手术后遗症，现在还没有好的办法彻底解决。以后可以做做理疗，缓解一下。但特别要注意饮食只可吃半流质食物。我又住院十天出院了。当时我的情绪确实有点低落：在总理身边的人都是整天忙个不停，而自己身体一出问题，不能工作了，还要别人为我忙这忙那，给同志们增加工作负担，这就太让人难过了。何谦同志(当时任周总理的行政秘书)就在他向大姐写信报告总理患重感冒的事同时，也反映了我第二次住院手术的事。想不到大姐对我如此关心和重视，回信中详详细细写了那么多感人肺腑的话。可惜我看到这封信时，大姐已经故去了，要不，说什么也得当面向她说一声“谢谢”。这要算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件遗憾事。我的生命和健康有着总理和大姐操劳的心血。因此，我们一家对总理和大姐怀有不同于常人的深厚的感激之情，几十年来时时铭记在心。每次读大姐的这封手笔，总勾起我多年的情思。敬爱的大姐，您知道我们一家还在感谢您吗?
(作者:韩福裕 原系周恩来副卫士长)
原载于《丰碑》第1期，199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