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大女性邓颖超是周恩来侄儿女辈们最为敬仰的七妈。而“七妈”这称呼是她在建国之初就亲自为周恩来侄儿女辈们定下来的。周恩来在家族中大排行七，上有六位兄长，下有众多弟妹，其侄儿女辈之众也就显而易见了。历来以改造家庭，教育亲属为己任的邓颖超，在全国解放在即的历史时刻，考虑到了侄儿女辈们怎样称呼她是个具有移风易俗意义的事情。而“七妈”这亲呢而独特的称呼却既避开了以血统论称呼的习惯，又兼顾了象征互爱团结的大排行，真是用心良苦，意义深远啊!

记得周恩来的胞弟周同宇出于对兄长的手足之情，曾想循着他们哥俩过继给无子女叔伯的传统，把自己的子女过继给兄嫂，但是，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既不利于改造家庭，改造社会，也不利于团结教育后代。他们这种崇高的家庭观充分体现了对家庭、对亲属负责与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一致性。1982年，邓颖超正值周恩来辞世时的年龄，她老人家又考虑到了身后事。她在“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特意提出：“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可见她老人家对此是何等关注，关切，关爱啊!

十年前，作为周恩来侄儿辈的我，曾荣幸地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在《忆邓大姐》这部回忆文集中抒发了“难忘的亲情”。瞬间，今又迎来了老人家的百年诞辰。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她那慈母般的关怀，导师般的教诲，那一桩桩，一件件，似乎都在与时俱进，随着不尽的思念而产生出无穷的动力。

就说我入党的过程吧。我是五十年代初入团以后就申请入党了，一直到八十年代建党60周年前夕才入党。30年啊!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义无反顾，信念不减，最终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呢?

在我入党的经历中，先后填写过两份入党志愿书。第一份填写于1959年夏秋之交，正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前夕，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都是党委成员，党委书记也找我谈了话，就在准备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之际，中央的整风文件下达了，随即开展了以反右倾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暂停了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我的入党问题也就搁在了一边。然而更为严峻的时刻并不在于暂停发展，而是在整风结束以后。当时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均已调离，新任党支部书记向我传达：“你的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区委批准。并不是你有什么缺点错误。”言下之意，我是被排除在吸收新鲜血液之外的分子。这一突如其来的“宣判”，比医生诊断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还要残酷千百倍。当时我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没有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当我正在绝望无援时，妻子劝我说：“去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七妈还打听你的入党消息哩。当听我说你已经填了入党志愿书，就等召开支部大会时，七妈微笑着点点头。不是还让我告诉你一旦被批准入党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更不能放松思想改造，更要加速从思想上入党吗?如果你是属于不能入党的人，七妈还能不知道吗?”她的这一席话使我联想了许多往事。记得当我向七妈报告自己已经入团时，她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好啊!我也是先入团之后才入党的，还要继续努力啊!”记得我有了小孩以后，七妈问我：“你是做会计工作的，能说说储蓄的意义吗?”她还说：“你已经是三口之家了，每月都应当有些储蓄。如果没有储蓄，就等于有亏空了。”当小孩可以送托儿所时，七妈又考虑到我和妻子都在宾馆工作，经常加班加点，身边又没有老人，于是就特许我们将小孩送入国务院机关幼儿园，使我们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接待任务中去。我还记起了在反右派高潮时，七叔利用到我所在单位和平宾馆出席外事活动的十五分钟间隙，把我找去问长问短，并关切地问我属于什么派。当陪见的宾馆干部插话说：“华章同志表现不错，属于中左”时，七叔欣慰地点点头，嘱咐我一定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是啊!七叔、七妈他们对我政治上的进步一直非常关心。现在只不过在组织入党方面出了一些问题，而且与自己的缺点错误无关。更何况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要等到“盖棺”才能定论哩!我开始冷静思考了。回顾1950年初，七叔留法时的老战友周世昌同志安排我在政务院交际处做出纳工作时，我连这个“纳”字都不认识。七叔七妈鼓励我“要边干边学。只要认真去做了，是可以做好的。”真的被他们言中了，到了六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市饭店系统会计技术比赛中取得了第二名。在业余文化学习方面也被北京市职工业余学校评为全市的优秀学员，上了《光荣榜》。在工作单位，每逢重大接待任务，自己总是被编入骨干队伍。在“学大庆”、“学大寨”运动中，自己被单位党委任命为运动办公室主任。但是，由于自己总是入不了党，经常是由两位党员助手代表自己列席党委会议，再由他们向我传达会议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七千人大会”任务中，我又被选派到由华东、中南大区和北京市共同组成的接待班子里工作。自己在同事们的眼里是“大红人”，是“一秘”，同时也是公认的“工作狂”。宾客们认为我亲切热诚，纷纷表示感谢。一对台湾老夫妇在给香山饭店总经理的感谢信中说：“我夫妇曾旅游欧美、东南亚、东北亚等数十个国家，均住四星级饭店(或酒店)，均无如此见过像周经理此种亲切之态度，热诚服务之工作精神。”在给我的信中还说：“兄多方协助与关注，以及亲切之态度、热诚之服务，使我夫妇终身感激不尽。”原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董竹君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已是九十岁老人了。这次国瑛女与您相遇，正合古人云：‘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必在事业中。’对您的热诚待人及友谊深表谢意。”

 其实自己早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代就是团的干部，但是直到共产主义青年团时代超龄离团也入不了党。这个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造反派”给破了。那是在军代表进驻后召开的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上，有人公开站出来揭发我是“地主分子”，没有资格参加大会，应当实行群众专政。瞬间，我变成了专政对象。后来军代表两次派人到我的老家去调查，都证明我父亲也是革命干部，家庭成份是“城市贫民”。而我在1950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时填写的第一份登记表中，家庭出身一栏填的却是“官僚地主”，当59年8月，填写第一份人党志愿书时，才在党委组织委员、我的入党介绍人的帮助下，把家庭出身一栏改成了“破产地主”，这就难怪群众给我戴地主分子的帽子了。谜底出来了，我真的成为“红人”了。辽南地震以后，北京市第一服务局根据统一要求成立了防震抗震办公室，由我负责全系统的防震抗震工作。唐山地震后，我又被评选为防震抗震先进工作者。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中央大力发展旅游事业的精神，北京市第一服务局成立了建设改造饭店办公室，我又被抽调到该室担任西苑、民族、香山三家四星级饭店设计施工的甲方代表。1981年6月26日我的原所在单位和平宾馆党组织突然给我打电话要我立即回单位解决入党问题。从填写《入党志愿书》，到明确两位入党介绍人；从支部书记谈话，到小组讨论通过；从党委书记谈话，到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一共只用了三天时间。这种闪电式的做法原来是宾馆党委为了能让我赶上建党60周年前夕向党宣誓，真是用心良苦、关怀备至，情真意切啊!

七妈得知我的入党消息以后，利用来香山饭店会客之机接见了我们全家。老人家紧紧握着我的手欣慰地说：“得到你入党的消息后就想约见你。又怕你们离城远，不方便。我呢?一是忙，二是病，不是忙，就是病，一直见不成。我是老战士，你是新兵，向你表示祝贺!”在与我们全家照完相时，又拉着我和妻子的手说：“咱们老的再照一张。”老人家还对在场的饭店领导说：“城里头盖了那么多饭店我都没去，就到你们这里来了。”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我的侄儿周国镇还特意告诉我，七妈她老人家曾要他常来看看我，并对他说：“你华章叔叔很不容易啊!”我的一位堂妹周秉宜也跟我说，一位原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主管人事的老同志曾告诉她，局里早就打算提拔我，由于周总理知道了没有同意才作罢的。不过对这类事我本人并不看重。我入党转正以后就担任了支部书记，管理营业、财务、旅游三个部门的支部工作。当时我想饭店是新的摊子，当务之急是抓好组织发展工作。那时财务部经理正身患癌症，处于病危。我知道他在饭店系统从事财务工作30多年，对工作一贯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可就是一直人不了党。这种滋味我是深有感受的，绝不能让他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人世。终于在他弥留之际，饭店党委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打这以后，饭店每年都要发展l—2名新党员，有的现在已担起了五星级合资饭店党委书记的重任。

当我进入花甲之年，又接受组织委派到福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组建并发挥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后来这个党支部被地方市委评为先进，我本人也被授予优秀党员的称号，退休以后仍继续发挥余热。其中仅解放军总医院一家，一干就是六年，直到我年逾古稀才退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不仅能直接受到七叔七妈的关心爱护，使自己总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而且有机会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之下健康地前进，真是太幸运了!

最后，我想用我在纪念邓颖超90周年时写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四十多年来，我深深感到，正是在七妈、七叔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下，我才从一个不懂事的青年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前不久还被我曾工作过的地区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我爱人也被单位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我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七妈和七叔的亲切关怀，严格要求，我们全家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和进步。”

(作者 周华章 为周恩来亲属)

原载于《丰碑》第9期，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