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在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九届文代会、第八届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的过程中，按照《决定》关于“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和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的要求，本着以史鉴今的精神，在读相关历史中，发现两件从文艺角度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杰出领导者”邓颖超的 重要而又科学的史料：

其一是1965年夏，邓颖超在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问毛泽东是否作有新的诗词，并说“很久没有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我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毛泽东以诙谐的语言亲笔致信邓颖超：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9月25日”

其二是1955年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到西花厅作客。邓颖超和秦怡谈起复排复演抗日战争中山城重庆演过的话剧《屈原》，建议说：“你可以演南后一角，虽然你从未演过反面人物，但南后这个角色需要有特殊的气质，你演的南后可以是另一种类型的南后。”事后，秦怡由衷地钦佩说：“我真未想到邓大姐对文艺还真有研究，她和周总理一样对文艺很热爱，并有细致的研究。”

受这两件史料的启迪，本着对德高望重的邓大姐的无限崇敬之情，对她的五四运动前后的革命文艺理念与实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寻觅，现特据史纪实，以飨广大读者。

少年才女文超群

要了解伟人邓颖超的文艺实践，还得从她的少女时的才华说起。

11岁的少女邓颖超（乳名玉爱，9岁进入平民学校，知书识礼的母亲杨振德为其取名文淑，在直隶女师四年级时改名颖超，“五四”时期，同学与战友都习惯称呼她为颖超或小超）以相差两岁的年龄跳了两级破例考入直隶女师，其成绩却十分优秀，从预科到本科，一直名列班级前五名，被誉为女师11学级的“五魁首”之一，被选为全校乐群会和校友会余兴部委员和图书部书记股干事。1916年底，年仅12岁的邓颖超，参加了校友会文艺部举办的“杂体文”（相等于如今的杂文）比赛。这次比赛的缘由和宗旨是：这一年的11月8日，当时发动“护国运动”、起兵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的著名爱国将领蔡锷（字松坡），不幸在日本病逝。为沉痛悼念蔡锷将军，直隶女师校友会以《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为题，组织发动了“杂体文”比赛。经评委对300多篇杂体文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中邓颖超等四篇杂体文为优秀力作，刊登在《会报》第二期的《课选》栏里。可贵的是这篇作品成为伟人邓颖超得以保留传世的最早的一篇精品。

这篇以文言写成的“杂体文”，虽然仅有500多字，却以简洁的手法，首先从概叙蔡锷将军生平及他“施尽百计，潜出北京，脱离虎穴，首先反对帝制”，到赴日就医，遽尔病逝”的简历经过入笔，接着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充分肯定他“反袁护国”的卓越功绩，称赞他“揭彰正义，共伐民毒”，其志在于“推倒巨憝，民国再造”；痛感他的逝世，“实吾民国之大不幸”，所以举国民众“东望扶桑，薄海同哭！”但又笔锋一转，以警世语言突出强调蔡锷将军“嘱吾民以道德、爱国、勿重私轻公”之遗言，由此发出“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呐喊！进而响亮提出：“世事靡常，岂能一定，安知吾国异日不立于万国之上哉！”作为一名12岁的少女，在积殇的中国，如此充满自信地发出自强的壮志豪言，不仅在当时的忧国爱国的进步青少年中实属超群之见，即使在今日，依然掷地有声！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不空谈壮志，而是从投身伟大的“五四”运动开始，真正把“谋国家之进步”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被党内外和世界著名政治家一致赞誉为“巾帼英流济世才”！

反串演戏两相知

举世公认的伟人夫妻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完美结合的缘由，就是他们俩人都是我国“五四”时期话剧（那时称新剧）的先驱，可谓是“今世有缘”相知在男演女、女演男的反串革新活动中。

那是在1919年的夏日的一天，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青年周恩来，以记者身份到南开学校礼堂采访，听着比他小6岁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长邓颖超声泪俱下的爱国演讲。临散会时，周恩来快步走向正欲离开会场的邓颖超，彬彬有礼地向她致意：“你们讲得真感人啊！”

经过两个月伟大的爱国群众运动锻炼的邓颖超，抬头注视着站在她面前的一位英俊青年，被其一双浓眉下的又黑又亮的含笑着的眼睛所吸引，一扫少女的腼腆与羞怯，大大方方地一笑说：“讲得不好，请多指教。”倏忽想起看南开学校新剧演出的往事，但又防止有错，就进而试探性地说：“请问先生贵姓？”

“我姓周，名恩来，南开学校毕业，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现在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记者。”周恩来刚说完，邓颖超的女同学、漂亮的张若名逗笑说：“甭介绍，我们早就认识你。”邓颖超跟着证实：“真的，我们早就认识你。”

“不会的吧？！”周恩来颇感费解：“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

“是这样的，”邓颖超解释说：“你们南开的演讲会、天津爱国储金会讲演，特别是你反串女主角，演出的《一元钱》、《华娥传》……”

“哦！”周恩来摆脱了窘境，说：“你们今天忙，改日我想采访你们。”说完匆匆要走。

“慢！”邓颖超说：“我们有事想请你帮忙！”

一向热心助人的周恩来站住脚说：“有事请讲。”

快嘴张若名说：“咱们女界爱国同志会为办平民女校筹措经费，小超倡导演出朝鲜爱国主义英雄剧《安重根》和我国的爱国历史题材剧《花木兰》。”

“我们正在排练，想请你帮忙指导。”邓颖超说完，几名参加演出的女师同学齐声说：“你不会推辞吧？！”

“谈指导我不敢当。”周恩来说：“你们爱国为民精神可贵，这个忙，我应该帮。”接着问明了邓颖超反串男角扮演安重根和代父从军的花木兰，还准备扮演《新闻记者》中的男记者及排练、演戏的地点，十分守信地给她们作了具体指导，使邓颖超等女同学于1919年8月20日和21日在天津的广东会馆演出了两场，场场客满，轰动津门，获得了七八百元的票房收入，为办平民女校筹足了资金。事隔19年，在抗日战争的中心武汉，周恩来和邓颖超会见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谈起一年前斯诺一时竟认不出化了装的邓颖超的笑话，周恩来风趣地说：“斯诺先生，你还不知道小超很会演戏吧？早在15岁时，她在戏中反串扮演男主角，曾经演过我国古代传说中女扮男装的爱国英雄花木兰，演过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还演过你的同行男记者……”

有关邓颖超扮演男记者一事，天津出版的《华北新闻》1923年11月1日有较详细的报道。为了筹募女星补习学校的经费，邓颖超参与创建并命名的女星社和同志新剧社在天津北马路国货售品所演出《新闻记者》一剧，邓颖超女扮男装，身穿长袍马褂，扮演剧中主角——一名狡猾的报馆主笔，演得惟妙惟肖，获得观众多次热烈的掌声。当时还拍了一张剧照，在著名话剧泰斗曹禺和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结婚时，邓颖超特意把这张剧照赠给他们留作纪念。

斯诺听了十分惊奇。

邓颖超笑着解释说：“当时封建主义束缚，男女不能同台，所以我在女师演出新剧就扮演男主角。斯诺先生，您也不知道吧，恩来青年时期在南开学校演新剧，反串扮演女主角，他演得好极了，名震京津，还是我的老师哩！帮助我们排过戏。”

“Wonderful！”斯诺惊叹，叫了起来，说：“真是太奇妙了，太有意思了！我真没想到，你们俩不仅在政治上志同道合，还都会演戏。怪不得你（指邓颖超）化装后我认不出来了。更使我惊奇的是，你们一个男扮女装，一个女扮男装，你们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对天生的佳偶。可惜我没有机会看到你们在舞台上的精彩演出。现在，我是在欣赏你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杰出表演！”

庆祝“五一”演双簧

据1923年5月17日天津出版的由周恩来老师和战友马千里主编的《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三期报道，邓颖超和她的原觉悟社与新成立的进步妇女团体女星社成员李峙山、谌小岑战友发起的天津第一个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在天津的大径路五昌里11号的一个大房间里秘密举行，集会由邓颖超主持，有20几位来宾，并有一位刚从苏联回来的男青年参加。

会议由邓颖超主讲，并有9位来宾讲话，最为生动的是以邓颖超为主角的两项文艺活动。

一项是由邓颖超与李峙山、谌小岑三名觉悟社及社友王卓吾合唱《觉悟社社歌》，他们自编的歌词是：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大地。

社会革命，阶级战争，青年齐努力。

二十几个同志们，大家携手作先驱。

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

另一项是由邓颖超和李峙山为来宾表演双簧。由李峙山坐在前面的登子上表演，瘦小精明的邓颖超躲在其后，现场编词，声情并茂，清脆朗朗地解说：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我们觉悟社在天津，开这样一个小小的茶话会。但是今天屋子很小，空气也不足，招待的更不周到。买来的点心不够请君一饱，桌子又是铺板合起来的。我们对不起诸君。现在，我代表我们三人，向诸君道歉。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温文尔雅的邓颖超、李峙山一个在后面解说，一个点头、弯腰表演各种动作和表情，逗得来宾哈哈大笑。

“哈，哈，哈！”邓颖超也和来宾一起发出笑声。继续解说：“咱们今天真快乐！有这么些朋友，说了这么多话，大家都是天津优秀的男女青年，集合在一起。但是，”邓颖超的声音陡然变得沉重地解说：“在巴黎、在伦墩，或者在汉堡、柏林，也许是纽约、华盛顿，罗马、东京还有我国的上海等城市，可能有几十、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工人在马路上示威游行，被资本家的军警打他们，杀他们，监禁他们……他们是多么苦啊！我们很诚恳地聘望诸君给他们以同情！诸君，给他们以同情！诸君，给他们以同情啊！”

来宾们深受感动，一次又一次地响起热烈的掌声。邓颖超出头主办的天津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采用文艺配合讲演的形式，实属开创之举，在天津在全国的工人运动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实践之灯》处女诗

1923年底的某一天，邓颖超和觉悟社社员李峙山，邀请从欧洲留学刚刚回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刘清扬，在刚刚成立的《妇女日报》编辑部，审看刚打出来的《妇女日报》创刊号的清样，商谈共同创办《妇女日报》事宜。

邓颖超把《妇女日报》清样送给刘清扬说：“你回来太及时了！清扬大姐，从‘五四’开始，我们小姐妹都是跟着你干的，如今你又留学欧洲，见多识广，出任我们《妇女日报》的总经理，我们姐妹几个办报就更有信心了。”

“说来有愧。”刘清扬内疚地说：“我在欧洲，学业未成，革命活动的贡献也不大。在欧洲，咱们少共的活动，办报刊、写文章，主角还是周恩来。再说，应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之邀，我和申府不久就去广州了！”

“没关系，你先挑个头，如果你们夫妇去广州，总经理就由小超妹代干！”李峙山话音一落，邓颖超接着劝说：“清扬姐，我们是合作多年的革命姐妹了，一切都好说。现在你先看看咱们搞的报纸清样，啊呀！我要问你一件重要的事，恩来有没有托你代信啊？！”

刘清扬边看报纸清样边说：“我和申府走得匆忙，我只送两份重要紧急文件给他，没来得及详谈。我看过他写的《伍的誓词》，说寄给你们的，不知收到没有？”

“收到了！”邓颖超拿出一张报纸展开说：“我们把《伍的誓词》，已经在《新民意报》的《觉邮》副刊上登出来了！”

刘清扬手拿两份报纸，对照着说：“真是无独有偶，这《妇女日报》创刊号上发表的小超新诗《实践之灯》和《觉邮》上刊登的《伍的誓词》，真是精品新诗的姐妹篇啊！”

“我只是学着写新诗，想以诗抒发政治思想的见解。”邓颖超谦逊地说：“我的《实践之灯》，只是一篇不成熟的习作、处女作而已！”

“处女作就是好作品！”李峙山拿过报纸，说：“清扬姐，小超谦虚，我替她朗诵，清扬姐，你给点评一下”，说着朗读起来：

“我们掌着实践之灯，照耀着我们的前途，一步一步的向前进！……掌着实践之灯的我们，将用那鲜红的热血，一点点，一滴滴地渲染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

“瞧！”刘清扬指着周恩来的《伍的誓词》说：“小超与恩来的诗，不仅意境相同，许多用词也很相似。我选读两段，对比一下。”说着她也像朗诵一样读了起来：“……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

 “恩来和小超两人的新诗，共同的绝妙之处，在于把我们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诗化、艺术化了！”李峙山接着说：“据我的教学实践、研读新诗的体会，他们两人共同在开辟一代诗歌新风啊！”

“你可不要把我捧到天上去！”邓颖超再次谦虚地说：“我只是很赞赏恩来的新诗风格！”

“对啊！”刘清扬肯定地说：“我们共同为开创诗歌新风尚，也是振兴中华的一项重大使命啊！”

是啊，纵观周恩来与邓颖超一生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光辉实践，他们一生都在为文学艺术的高超艺术与先进思想的完美结合的理念与思想而追求、而倡导、而努力革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倾慕评梅女诗人

邓颖超对于上个世纪20年代我国北方著名女作家、青年诗人石评梅的了解和仰慕，说来颇具爱情与诗品的传奇色彩。

那是1925年1月的一天，女诗人石评梅的未婚爱人高君宇（又名尚德，是李大钊同志组建的中共北方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主管宣传工作）赶到达仁学校看望邓颖超，热情地问候她：“你好，小超同志。我是高君宇，在上海见到恩来同志。他特地拜托我来看看你，托我当一次‘红娘’，这是他写给你的信。”

邓颖超热情大方地和高君宇握手，高高兴兴地接过信件，十分关切地问：“恩来同志可好？”

“他身体很好，精力特别旺盛，比我强多了。”高君宇说着，剧烈地咳嗽起来。邓颖超连忙给他送上一杯水，关心地问：“是不是病了？要不要请医生看看？”

“不要紧，我这身子皮实着哩！”高君宇回答后同邓颖超交谈事业观、恋爱观等等，当邓颖超得知高君宇的恋爱对象是她倾慕已久、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诗人石评梅时，赞扬说：“君宇同志，你的眼力很高啊！评梅女士的诗作我早拜读过，文笔清丽，感情真挚，很吸引读者。你们真是一对佳偶啊！我和恩来一样，非常倾慕你们相爱。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

高君宇摇摇头，说：“这次赶回北京，主要任务是协助孙中山开好国民会议。个人的事，一时顾不上办。”就这样与邓颖超匆匆分手。不料，这年的3月1日，邓颖超作为天津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她突然听到高君宇逝世的噩耗，深为悲痛，特想能够见到他的情人——石评梅女士，给予安慰。数日后，专程参加追悼会的邓颖超，再次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和迫切的愿望，希望能够见到诗人石评梅女士。出乎意料的是，石评梅因悲痛过甚，未能到会，但见到追悼会场正中悬挂着评梅女士抄录的君宇同志自题像的一首诗，作为她悼念君宇同志的悼词：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为闪电的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倏忽！”

石评梅女士由于失去君宇同志悲伤过甚，三年后也离开了人间，与高君宇合葬一座墓中。生前未能结婚，实现了死后结合的愿望。新中国成立以后，身居高位的邓颖超，几度和青年们一起到陶然亭附近，凭吊高、石合葬的碑墓并向同行的人讲述高、石两人的纯真爱情与革命事迹。江苏电视台曾把高、石两人的故事拍成真实电视剧予以讴歌。1982年7月，当邓颖超同志得知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石评梅作品集》，欣然题写书名，并作了一篇思念故人情感散文《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文尾十分动情地写道：“由于对高、石两位的仰幕和同情，缅怀之思，至今犹存。虽我们两对四人，已有三人长逝，作为幸存者的我，有机会能为《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书名，深感欣幸，故不计字迹拙劣，乐于题写。”

正义楹联讨血债

1929年，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这时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邓颖超，在党的领导下，以更趋成熟的斗争艺术，驰骋于更广阔的政治舞台。鉴于上海、汉口、长沙、广州相继发生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和示威民众的罪行，中共中央号召全国总示威，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同天津反动当局和英国侵略武装阻止中国人民集会的斗争实践中，邓颖超成长为天津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指挥中枢——天津各界联合会的主席团主席，于6月30日上午，在南开操场主持召开了天津各界200多个团体，有20万群众参加的抗议集会。据《大公报》1925年7月1日以《轰轰烈烈之天津市民总示威运动》为题的长篇报道，年仅21岁的邓颖超拟草的挽联，表达了万众民意，声讨了侵略者的暴行，许多市民广为传抄。这付义正严辞的挽联是：“汉滨沪渎，惨剧环生，有许多志士仁人拼命牺牲，为中华民族力谋解放；粤水湘江，淫威又作，要冒着腥风血雨齐心自救，向帝国主义猛烈进攻！”

另据史料记载，邓颖超除了撰写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的楹联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写一付“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的寿联，赠送给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国银行顾问、重庆大学商学院长，因反蒋而被监禁的马寅初先生，庆贺他60寿辰，又曾写了一付寿联：“写诗写文章，亦庄亦谐如口出；反帝反封建，不屈不挠见襟怀。”赠送给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祝贺他60华诞。

在天津的声讨集会上，特别令人钦佩和感动的是，邓颖超头戴白花，佩戴黑纱，站在主席台的死难烈士灵位前，声泪俱下，义愤填膺地演讲，她说：“今天是全国总示威反抗英帝国主义。全国同胞都万分痛恨英国军警开枪打死上海、汉口、广东、湖南等地的同胞。我们全国国民要联合一致，抵抗英帝国主义，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我们现在虽在这悲痛凄楚的会场，泪滴心窝。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的爱国运动始终不懈，永远坚决，他日在这会场聚会时，便可高唱胜利之歌……”

由于邓颖超的爱国行动、领导能力和在天津人民中的巨大影响，天津反动当局对她又恨又怕，悍然下令通缉她。因此她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化妆离开天津去到广州。

新婚喜宴诵情诗

邓颖超自己的散文名篇《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中说，他和周恩来“原不相识，姓名不知。”是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高潮中，得以“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共同组织“觉悟社”，“接触得比较多一点”，“建立起来的爱情是非常纯正的。”不曾想到，“在欧亚两大陆上，在通信之间”，“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从友谊发展到相爱”。经过三年时间，确定了相爱关系。“又经历了三年的考验”，直等到党中央调周恩来回国，又在“两地党组织的同意下”，邓颖超“从天津到广州，于1925年8月结婚了”！那时，他们“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对旧社会一切的封建束缚，一切旧风习，都要彻底消除”。“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就在烤乳鸽和牛尾汤很出名的太平馆西餐厅吃的晚饭。一来欢迎邓颖超来广东，二来嘛，当然是庆贺他们俩的重逢和结合。但是，中共广东区委和黄埔的同志与同事、朋友闹得要见新娘子，要新郎官请客。友情难却，他们就在住所请两桌客人。据参加者回忆，有国共两党的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高语罕、洪剑雄、陈赓、张婉华、李富春、蔡畅等人。众人入席，酒过三巡之后，时任黄埔军校入武生总队长的张治中起头闹事，先要周恩来、邓颖超喝交杯酒，又要新郎新娘同敬双喜酒，最后又出难题：“新人不同寻常，堪称为当代无双的结合。现在欢迎新娘子介绍恋爱经过，再背诵一首自己最喜爱的情诗，好不好？”众人当即领头鼓掌欢迎。

周恩来笑看邓颖超。初次相识的蔡畅小声对李富春说：“听说新娘子是才女，又是天津有名的演讲家，可是今天不知怯不怯场哩？”“你就看吧。”李富春话音刚落，邓颖超落落大方地站到了凳子上，像演讲一样，清了清嗓子说：“感谢各位同志各位朋友光临我们的新婚酒宴！”引起客人们的一阵热烈掌声后，她继续说：“我和恩来是靠鸿雁传书确定恋爱关系的。最有意义的就是恩来寄给我一首写在明信片上的诗。这张名片上的油画很美，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三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年轻女郎迎风奔跑，背面是恩来写的一首情诗。”她停顿一下，注视客人表情，声情并茂地背诵：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端完菜刚刚落坐的周恩来警卫副官陈赓带头鼓掌叫好：“好啊！好一个诗为媒！”众人举杯祝贺，齐夸：“男才女才，无双结合！”

“六大”余兴出节目

1928年6月18日，周恩来作为正式代表并担任大会秘书长，邓颖超作为列席代表，两人一起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组织、职工运动和妇女、农民四个委员会讨论的邓颖超，在百忙之中十分关心同志，重点帮助因新婚丈夫罗亦农牺牲不久的李文宜，利用饭前饭后的时间陪李文宜在会议住地附近的树林散步劝说，她告诉李文宜，“五四”期间，在天津，她和恩来都演过新剧，恩来长得秀气，反串扮演女主角，自己胆子大，专演戏中男主角，学过京戏，不学青衣、花旦，专学老生唱腔，会唱《武家坡》和《大登殿》中的薛平贵的几段唱腔，说着就唱了起来，虽然没有伴奏，却唱得字正腔圆，有板有眼，逗得李文宜不觉破涕为笑。接着她又轻轻哼起了越剧：“我住在西埂之峰……”和“林妹妹，我来迟了……”李文宜问：“你唱的什么九腔八调啊？”邓颖超笑着说：“这是我在上海从收音机中学会的正宗越剧《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两段唱词，你有兴趣，我来教你唱。”说着李文宜跟着学了起来。

可巧，在大会讨论争论的紧张气氛中，为了使大家轻松活跃一下，主持大会的周恩来宣布休息，出余兴节目。全体代表一致鼓掌赞同，可是与会者都是政治家革命家，很少人有文艺才能出节目。会场上，你望他，他望你，出现了沉默，心中有数的周恩来点将说：“小超，小超，你带个头，出个节目吧！”

邓颖超应声而起，高声说：“我和庄东晓同志合作，唱一段《大登殿》，东晓同志扮王宝钏，我反串扮薛平贵。”众人立即热烈鼓掌欢迎。有了解邓颖超艺术才能的代表小声嘀咕：“只知道小超会演新剧，没想到她还会反串老生唱京剧，得要好好听听！”

在众人赞扬声中，邓颖超和庄东晓登台清唱。庄东晓先唱《大登殿》中的王宝钏的一段：“金牌吊，银牌悬，后院来了王宝钏……”

邓颖超接着唱了薛平贵的唱段。她嗓音宏亮，吐字清楚。识京剧的代表拍手叫好：“小超唱的是梨园泰斗谭鑫培的谭派，味道十足啊！”

一段唱罢，满场喝彩，大家齐声高呼：“再来一个！再来一段！”

接着邓颖超和庄东晓又对唱了《武家坡》中的一段。

“一马离了西凉界”，邓颖超唱完这句纯正的西皮倒板，声震四座，满场喝彩。庄东晓接着对唱：

“八月十五月光明，薛大哥月下修书文”；

“我问他好来？”

“他倒好”；

“再问他安宁？”

“倒也安宁。”

“三餐茶饭？”

“小军造”；

“衣衫破了，”

“自有人缝……”

接着蔡畅又用俄语表演了《敬酒》小品。

这样一唱一乐，使与会代表得以愉悦身心，紧张的情绪轻松了许多。

民歌破敌《红叶诗》

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的历史上，记载着担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两个诗歌与战斗的纪事。

一则是1932年4月邓颖超离开她和周恩来在党中央地下工作的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刚到汀州，经过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介绍，邓颖超认识了会打仗、会唱民歌的汀州县委书记李坚贞女同志，略谈了一会儿，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邓颖超热情地拉着李坚贞的手，问她在干些什么？李坚贞告诉她，漳州打下来老百姓可高兴啦！现在忙着组织群众慰劳红军，可就是离汀州城不远处有一个土豪的堡垒没有攻下来，红军和游击队正在围攻。

刚到苏区的邓颖超，渴望立即投入苏区沸腾的战斗生活，就马上要到堡垒附近去看。周恩来笑着交待说：“我去开会了，你去看时要小心。”

李坚贞马上表态：“周书记你放心吧，有我哩！”

她们到了汀州城外山坡上看到那个堡垒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土豪顽固，红军和游击队虽有伤亡，仍然不能攻下。邓颖超仔细观察后说：“坚贞同志啊，看来硬打不是办法。现在周围地区都解放了，那个土豪犹如瓮中之鳖，只是还在负隅顽抗。但是他手下的人不都是土豪，大多数是土豪抢进来的老百姓，不会死心塌地跟着他卖命。唉，刚才恩来说你会唱民歌，你不是可以用唱歌的形式宣传我们对待老百姓、对待俘虏的政策，瓦解他们的士气？”

李坚贞果然是唱山歌的能手，在邓颖超启发帮助下两人一起现编现唱：

“嗨，围内弟兄要知晓呀，

漳州红军打下了哟，

汀州全部解放了哟，

你们成为瓮中鳖了！

嗨，围内弟兄要听真呀，

你们都是穷苦人哟，

红军和游击队哟，

专打土豪救穷人！

嗨，围内弟兄要听清呀，

别为土豪卖性命哟，

缴枪不杀受优待哟，

同斗土豪做新人！

……”

红军和游击队一起跟着李坚贞唱山歌，喊口号声震山谷。这样一唱一喊，土堡中的枪声微弱了，红军和游击队一股作气攻下了土堡，活捉了受伤的土豪，释放了缴枪投降的俘虏。李坚贞十分激动地握着邓颖超的手说：“小超姐姐，多亏你告诉我唱山歌，喊口号瓦解敌人！今后我记着了，要注意阵前的宣传鼓励工作。”邓颖超则谦逊地说：“我刚来，又没打过仗，懂什嘛呀？！你的打仗经验多，今后我要拜你为师，多多向苏区的同志和人民学习哩！”

另一则是1933年3月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巢”前的一天深夜，邓颖超翻开书本，看到书中压着1932年秋天从瑞金渡头区山路上采的枫叶，依然那么鲜红艳美，她凝视红叶，心潮起伏，想着正在激烈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思念着在前线日夜紧张地指挥战争的恩来和他的战友们，欣然握笔，在油灯下写出了充满激情的《红叶诗》：

“这片鲜红的叶儿，

象征着正在燃烧着的战争动员的热情，

象征着前线剧烈的战火，

象征着革命儿女相思的情意，

象征着革命与爱的交互紧张循环的血流哟！

鲜红的旗——中国工农解放唯一的战旗，

鲜红紧张的血流——战争迅速胜利的源泉。

流呀！鲜红的血，赤化全中国！

战呀！英勇的红色战士！

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

看哪：

开着革命胜利与爱的灿烂之花，

结出革命胜利与爱的巩固的果！”

这次反“围剿”，果然如邓颖超所期望的那样，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黄陂、草台岗两个决定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28000人，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中央工农红军发展到80000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同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大片。

以诗文抒情，可以说是担任了党和国家及妇联领导职务的邓颖超的一项文学艺术的主要活动。例如1963年12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非洲，邓颖超到飞机场送行，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长诗送给周恩来：

“我怀着无限的心情欢送你和同志们访问非洲。

我望着机窗，我从机窗看到你的笑容、面貌，

北京早晨的太阳光芒正照耀着你，

党和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光芒正照耀着你，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光辉照耀着你，

我清晰地看到：你的面色红润，

你的精力充沛，你的心情愉快，

你的信心坚强。

你将带着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情意，

飞过高山，越过海洋，

飞向那日益觉醒的非洲大陆，

访问革命胜利的国家。

为他们的胜利欢呼，

为他们的独立庆祝，

为他们的前途祝福，

为中国及各国的友谊发展作出新的标志。”

1964年6月14日的端阳节，邓颖超陪同周恩来吃粽子，喝了绍兴花雕酒之后，看着他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出西花厅去开会，她即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办公桌前，取出纸张，挥毫写了一首情深义重的诗：

“夫妻庆幸能到老，

无限深情在险中。

相偕相伴机缘少，

革命情谊万年长！

恩来留念，颖超书赠，1964.6.14端阳。”

现在，从《邓颖超文集》和《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她的属于抒情类的散文有30多篇，其压轴名篇是1997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以花拟人，运用比兴手法，文采隽秀、情感真挚，被文学艺术界的专家一致称之为伟人散文的经典之作，万世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