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终生伴侣、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邓颖超同志祖籍河南光山，但她生于广西南宁，而她成长、投身革命的地点却在天津。因此，1992年7月11日去世前，她遗嘱骨灰撒入天津海河，回归大海。

邓颖超生前对“娘家”河南省有着特殊的情感，1958年“大跃进”时，她向周恩来建议，让周恩来嫡亲侄儿周荣庆到河南焦作当农民，做一名普通的拖拉机手。荣庆在焦作扎下根，找了当地一位女劳模晋菊清做媳妇，随后又把在北京和伯伯周恩来、婶婶邓颖超住在一起的母亲王兰芳也接来焦作，终于扎根河南，以焦作市为家。晋菊清随丈夫周荣庆第一次进京时，邓颖超拉着这位侄儿媳妇的手说：咱们都是河南老乡，又都成了周家的媳妇。不久，邓颖超同志又让周恩来的另一位侄孙女周国盛也到河南焦作当了一名纺织女工。用周恩来的话说，国盛是我们周家的第一个产业工人。

1960年，周恩来因为自己住地被修得“好”了点非常生气，为了让自己身边工作人员到基层去得到锻炼，以体验民众的疾苦，毅然将跟随自己二十多年的行政秘书何谦派到河南淅川县当县委书记。据邓颖超同志说，淅川和她的老家光山县是近邻县，当时都是河南甚至全国穷得叮当响的地方。

邓颖超热爱她的“娘家”河南，关心河南的经济建设，然而她对江苏淮安（今淮安市淮安区——下同）的“婆家”也怀有深厚的情感，至今却鲜为人知。本文记述的就是几个她关心淮安人民，想着淮安的一些往事，作为对她诞辰110周年的纪念。

“我是他们淮安媳妇呀！”

邓颖超和周恩来是那个时代通过自由恋爱、自主结婚的革命情侣，而且结婚时他们都已经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职业革命家了，因此，邓颖超不可能去遵守旧的“三从四德”，但她对于老人、对于长辈仍然遵循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长辈们感到很欣慰。

1928年，周恩来邓颖超联袂去苏联出席中共“六大”。由于出发前他们在上海的秘密住地被敌特侦知，所以他们夫妇是紧急撤离、提前出发。而船行青岛时，又被日本人的侦探怀怀疑疑的认出并跟踪。周恩来为了摆脱敌人，他不得不再一次使出金蝉脱壳之计：说是到吉林去看望舅舅、其实是他的四伯父周贻赓那里避险。这就有了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四伯父、四伯母相处的日子。

1997年笔者在京拜访周恩来的嫡亲弟媳王士琴老师时，她就向笔者讲述了邓颖超当年在吉林四伯父周贻赓那里的情况。

周恩来的三胞弟周恩寿因为四伯父（这是周家的大排行，其实是周恩来的嫡亲大伯）无后，就出嗣过继给四伯父为子，因此周恩寿和王士琴夫妇得以和四伯父、四伯母多年一起生活。王士琴老人回忆说：四伯母告诉我，邓颖超虽然是个革命党人，但她十分懂规矩，讲礼貌。那年在我们家时，她什么家务活都会做，还抢着干，长辈在场，她连坐都没坐过一次，真正是我们周家的一个好媳妇。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王士琴去西花厅，和邓颖超妯俚俩说起了这件往事，邓颖超笑呵呵地对王士琴说：“那一天的‘媳妇’还不好做吗？”邓颖超这里说的“媳妇”显然是指必须受旧的传统道德等约束这种意义上的媳妇。

1960年初，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淮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刘秉衡同志受县委、县人委（政府）的委托，代表县委和淮安百万人民去北京看望周恩来总理，向总理汇报他家乡的生产建设以及人民的生活等情况。同刘秉衡一起去的还有两位青年干部王树荣和陈阜。

1960年3月23日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自己的临时寓所接见刘秉衡同志，一谈三个多小时。第二天下午，周恩来因为要去天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就委托邓颖超代表他请淮安一行三人的客。说是请客，也就是四菜一汤。邓颖超同志特意留下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作陪。

在餐桌上，邓颖超同志怕刘秉衡在周恩来提出的要处理好他淮安的旧居和祖坟问题上想不通，就反复对刘秉衡同志讲道理。她说：“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听中央的，恩来是党中央副主席啊，你们要按他的意见办，听他的。”随后，她又风趣地说：“在处理旧居和祖坟问题上，我是新的‘夫唱妇随’，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还说，“前不久，我们请童小鹏同志去重庆处理了我母亲和恩来父亲的坟墓，不知你们淮安有没有搞棺木深埋？未搞的也可以等一下，不要引起群众的不安。”

“不要引起群众的不安”包含着邓颖超同志对淮安人民的多少情？多少爱？

童小鹏等人在就餐时，发现桌上还多了一道茶点——淮安茶馓。那正是刘秉衡等人从淮安刚刚捎来的。

淮安岳家鼓楼茶馓是淮安地方名产，传说光绪年间曾作为贡品进京，治好了慈禧的厌食症。民国时期获得过南洋劝业会的金奖，1930年还曾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的银质奖。那时就被人们誉为“味盖三城，驰名京都”的上等茶点。淮安去的几个人就这样在饭桌上边吃边介绍。邓颖超同志一边夸赞茶馓酥脆味美，一边很随意地问起茶馓的制作技术。刘秉衡同志就说，生产淮安茶馓的岳家那时很保守，为怕茶馓的制作技术外传，多少代下来都是只传媳妇，不传闺女，怕的是女儿出嫁后将技术带到别人家去。

邓颖超同志听到这里，两眼突然一亮地说：“那我去他们家肯定会将技术传给我。”

“为什么？”童小鹏同志不解地问。

“我是他们淮安媳妇呀。”她那诙谐的话语，顿时把在场的人逗得哄堂大笑。

“我是淮安媳妇”这么一句直率朴素的话体现着邓颖超对“婆家”淮安的热爱和她作为周恩来终生伴侣的自豪。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1987年1月3日，淮安市第四中学收到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四中师生员工同志们：

你们好。

收到了你们给邓颖超同志寄来的“字”，知道了你们学校的变化。这是你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邓颖超同志对你们的进步很高兴，她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奋发图强，为祖国“四化”建设树(塑)造出更多的人才，望你们抓住今天的大好时光，努力，再努力。

邓颖超同志处

1986.12.26

根据笔者对笔迹的辩认，这封信是邓颖超秘书赵炜写的。后经与赵炜同志联系，这一判断被确认。邓颖超为啥要嘱赵炜写这封信呢？

据该校已退休的老校长邢成龙同志回忆。改革开放后，少数干部在经济大潮的冲刷下，经不起金钱诱惑，忘了当年的入党誓言，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令人忧虑的是，这股浊流竟也悄悄浸入教师队伍。一些人不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却一切向“钱”看，千方百计地搞起什么“第二产业”，搞有偿家教。这些做法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如果听之任之，后果不堪设想。校党支部经过讨论认为，淮安是伟人周恩来的故乡，应该通过开展学习周恩来的无私奉献精神来提高教职工的思想觉悟，以改变这种不应有的不良现象。

这样，在校党支部倡导下，全校开展了“学习周总理，一心为四化”的活动。这一活动开展后，效果很明显，后进班上来了，后进生转化了，学校面貌也改变了。他们一所学校就成立了52个学雷锋小组，在校内校外留下了许多为人民群众做好事的足迹。因此，一所原来因违法乱纪率高而闻名全市的淮安四中很快成了一所江苏省德育教育的先进学校。

1986年10月20日下午，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原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吴全蘅同志到淮阴（今淮安市）检查工作，淮阴市妇联就请她到淮安四中看看。

吴全蘅一行一进淮安四中校门就见到了“学习周总理，一心为四化”的大幅标语，接着，她看了整洁的校园，听了校领导关于学校在师生中开展“学习周总理”活动的汇报，还看了师生们为丰富这一活动内容演出的文艺节目。当该校初三学生余丽萍最后唱起“党啊，我亲爱的妈妈”时，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也引起了吴全蘅这位老革命家的强烈共鸣。她即兴讲话，对淮安四中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全体师生备受鼓舞，他们当即就想到了应该把学校开展“学习周总理”活动后的变化向一直关心全国青少年、关心淮安的邓颖超同志汇报。于是就让学校一位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的王觉悟老师当场写下了一张大字字幅：

学习周总理 一心为四化

淮安四中

邢成龙校长请吴全蘅同志将这幅字代为转交给邓颖超。

吴全蘅回京后，不仅将四中的字幅送到西花厅，还当面向邓大姐汇报了她亲临该校的感受。邓颖超十分高兴，就嘱秘书赵炜给淮安四中写来了上边这封信。

邢成龙校长收到这封信后，心情很激动，不仅在全校教职员工中进行了传达和学习，而且传达到每位在校学生，号召同学们牢记邓颖超同志要“抓住今天的大好时光，努力，再努力”的教诲，早日学成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才。为了随时鼓励全校师生员工积极工作和努力学习，邢成龙特意让人把邓颖超这封信用金黄色放大书写在一块大黑板上，架在学校迎大门的显眼位置，让师生们天天走进校门就看到，每天都能受到激励和鼓舞。

打那以后，该校一直视德育教育等教学质量为学校的生命线，常忆邓颖超的教诲，狠抓学生的素质教育不放松，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邢成龙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首批颁发的全国中小学德育教育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该校也多次被授予江苏省德育教育先进学校，淮安市素质教育示范学校和文明校园。全校有30多名教师受到国家或省市给予的表彰，50多篇教学论文在省级以上报刊或研讨会上发表、交流。直到2008年春，该校还特意请来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讲师团团长、周恩来的侄儿周保章同志到该校为全校师生作“学习周恩来精神，做‘四有’新人”的专题报告，把该校“学习周总理，一心为四化”的活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我婆家的事我能不做吗？”

淮安是革命老区，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这块热土上，中华儿女们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从事淮安市党史工作的同志们经过大量走访和调查，到1990年时，决定将近十年来搜集整理出来的革命英雄、烈士等等事迹汇集成册，出版一本书以传世后代，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素材。因为这些故事大都是反映人民与我们党血肉相连的故事，所以决定这本书的书名叫《鱼水情》。

《鱼水情》共有58个篇章，近14万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同意出版。书稿汇齐后，当时的中共淮安市党史工委邵景元主任很想找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题写书名，以便增加这本书的“分量”。他们先后考虑到战争年代曾在淮安工作过的邓子恢、张鼎丞、栗裕、曾山、刘瑞龙、李一氓、张爱萍等等开国元老。最后又想到了淮安是周恩来同志的家乡，周恩来逝世了，邓颖超同志还健在，淮安是她的“婆家”呀！于是，邵景元同志以中共淮安市党史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向敬爱的邓颖超同志写了封信，请邓大姐为《鱼水情》题写书名。考虑到邓颖超同志年事已高，视力减退，他们还特意让打字员沈铭把字打大点，间距和行距尽量拉开些。

信从邮局寄出后，邵景元等一直心神不定：当时邓颖超同志已届87岁高龄，她还能题字吗？她的身体条件许可吗？……

然而，回信比预想的要快得多。邵景元拆信一看，原来是邓颖超同志秘书的回信，大意是你们要邓大姐题写书名的信收到了，大姐让我转告你们，她年岁大了，字也写得不怎么好；还有这本书的内容是不是宣传周恩来的，如果是宣传周恩来的，她题写书名就不合适，因为周恩来生前从不允许宣传他自己。如果书的内容是宣传当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英模人物的，大姐说，她愿意为你们写书名，以尽她一个“淮安媳妇”的义务和责职。信末署名：“北京邓颖超同志处”。

接信后的邵景元如获至宝，当即用快件再发一信，说书的内容不是宣传周恩来的，请邓大姐方便时能尽快题好寄出，以便让这本书早日付梓出版，以告慰九泉之下那些牺牲多年的英灵。于是，邓颖超同志在收到淮安市党史工委的第二封信后，特意戴上老花眼镜，用蓝色碳素笔写下了“鱼水情?邓颖超?1990.3”的字样，交秘书赵炜寄到淮安。在那刚劲有力的一笔一划中，透露出来的正是邓颖超同志缕缕的“婆家”情怀。

1992年10月，当年在邓颖超身边工作过的13位同志联袂到淮安参观瞻仰周恩来纪念馆时，笔者曾问过此事，他们还清楚地记得，说：当“赵秘（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对邓颖超秘书赵炜的称呼）”问大姐（西花厅工作人员对邓颖超的亲切敬称）：“许多人找你题词写字你都不写了，为什么还要给淮安写呢？”邓颖超同志乐呵呵地说：“我婆家要我做的事我能不做吗？”

“搞成公园，有教育意义，又可游览，这样的形式很好。”

1986年中央批准在淮安建周恩来纪念馆，由于种种原因，工程迟迟未能开工。1988年中共淮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唐永峰等人代表淮安市委、市政府和全市百万人民进京看望邓颖超同志并汇报有关工作。

那年6月14日上午10时左右，邓颖超同志在中南海西花厅后客厅会见唐永峰一行。

当唐永峰自我介绍自己的名字后，邓颖超同志笑着说：“你这个名字起得有意思，跟山峰一样高，而且还是永久的。”一句幽默的话立即把室内拘谨气氛一扫而光，大家随即亲切而又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那次淮安方面去的人比较多，一共有14个人。邓颖超同志高兴地说：“你们这么多同志从淮安到我这地方来，还是第一次。所以，我向你们表示特别的欢迎。”“特别的欢迎”无疑是表达了邓颖超同志对“婆家”淮安的几分亲切和关爱。

当邓颖超同志听说淮安发现了一个比四川自贡还大得多的特大地下盐矿后，马上高兴地说：“这是新发现啰，是个宝藏，一定要很好地开发和利用。”

唐永峰等人汇报到淮安正在筹建周恩来纪念馆的事时，邓颖超同志立即郑重地表达她的意见说：“淮安建恩来同志纪念馆，表示了淮安人民对他的深厚感情和永恒地纪念，也是一种可以教育后人的建筑。我希望你们搞得朴素一点，不要过分富丽堂皇，富丽堂皇不符合恩来一贯的思想和生活作风。陈设的东西，要表现一个革命家甘当人民公仆的内容。”

唐永峰就告诉她，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总体规划是建成一处风景旅游区。对此，邓颖超同志大加赞赏，连声赞扬：“这样好，这样好。搞成公园，除了有教育意义外，大家可以游览，可以休息，这样的形式很好。”

后来，无论是周恩来纪念馆的规划设计还是仿西花厅（中央批的是周恩来遗物陈列馆，后与周恩来纪念馆合并）的陈列布展，淮安的同志都遵循着邓颖超同志的这一要求。现在，周恩来纪念馆既是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也是全国一处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开馆20余年来已留下2000余万中外宾客的脚印。

那次接见结束时，邓颖超还将自己收藏阅读的五本有关周恩来的书籍赠送给唐永峰一行。这五本书现在都收藏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

“今年苏北发了大水，要把恩来纪念馆的开馆降到最低规模”

1988年3月5日，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奠基。邓颖超接到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邀请信后，因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就派她的警卫秘书高振普少将代表她到淮安参加。

高振普同志在那个庄严隆重的奠基典礼上说，我受邓颖超同志委派来到淮安，带来了邓颖超同志对淮安人民的问候和感谢。

高将军还深情地说，邓颖超同志认为，从跟周恩来几十年的老伴关系，从和周恩来几十年一块战斗的战友关系，她应该来淮安看看；从她对淮安人民的情谊，她也很想来一趟淮安。在过去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关系，没有能抽出时间到淮安来，现在又因为年龄过高，85岁了，又失去了来淮安的身体条件。但是，她知道淮安人民想着她，经常有群众和单位给她写信，寄书，寄报纸对她表示关心。她这次派我来，就是要我总的答复各位同志，她不能一一回信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高振普同志讲话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邓颖超同志对“婆家”淮安的殷殷之情和热爱之心，在场的一千多名淮安各界代表报以雷鸣般的热烈掌声。

1992年元月，经过各方面三年多的努力，周恩来纪念馆建成了。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元月六日为新落成的周恩来纪念馆举行开馆典礼。这一典礼更加庄重、热烈。然而细心地淮安人却注意到，原先传说有位中央主要领导人来淮安剪彩的并没有出现，邓颖超同志派来的自己秘书、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赵炜和其他中央领导都没有讲一句话，特别是周恩来的众多亲属和他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人们只见到了童小鹏和周尔萃的身影，再无旁人。当时曾有不少人进行过种种猜测，但都没有一个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答案。直到后来笔者去北京，才解开了这一千古之“谜”。

那是周恩来的嫡亲弟媳王士琴老人和曾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同志对笔者讲的。

请邓颖超同志出席周恩来纪念馆落成典礼的邀请信发到北京后，邓颖超同志正在北京医院住院。她老人家自己确实已经“失去了”去淮安看看的身体条件。当时她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年夏天江苏水灾较重，淮安那里又是重灾区，小六（指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在中央党校都听过淮安抗洪救灾代表的报告，许多群众现在吃饭都有问题，所以一定要请当地领导人把恩来纪念馆的开馆仪式降低到最低规模。邓颖超同志还缜密地交代说，开馆那天，人去多了，就要给地方政府增添麻烦，增加接待方面的负担。我们在京的和外地的周家亲属都不要去了，就请在江苏的周尔辉做代表，如果尔辉身体不好，就让尔萃去；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有童小鹏做代表就行了。

邓颖超同志这么一说，曾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同志和周家亲属等都遵照执行。原先由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沈达人同志请好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也就取消了淮安之行，改派了政治局委员兼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同志，到淮安为周恩来纪念馆开馆剪彩。

“我现在年岁大了，你们还可以帮他们疏通嘛”

1994年9月4日，淮安方面为筹备纪念周恩来同志的百岁诞辰组团赴京征求在京周家亲属、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以及中央文献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当时的淮安市长陆广浦同志在首都宾馆（今首都大酒店）二楼面对在场的50多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说：“昨天我们去拜会了曾担任过周总理政治秘书的范若愚范老。范老身体不好，躺在床上还深情地告诉我们，在邓大姐住院时，他曾到医院看望。当说起淮安方面的同志曾经到西花厅看她并希她能关心一下淮安的经济建设时，病中的邓大姐还说，恩来在世时，未给他的家乡淮安开过‘小灶’，我现在年岁大了，已经力不从心了，你们能说话的还可以帮他们说说话，疏通疏通嘛。改革开放都这么多年了，各地要发展是很正常的事嘛。” 邓颖超的这番话充分表达了她晚年对“婆家”淮安经济建设的关心。

那天到场的除了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罗青长、刘昂、周家鼎、陈舜瑶、李庚奇、王伏林、赵茂峰等之外，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武生等人。笔者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邓颖超同志无愧于周恩来的亲密伴侣，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她对“婆家”的一往深情也将和周恩来的业绩一样永远为淮安人民和全国人民传颂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