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大运河徐州至宿迁段，不少人常将隋炀帝开凿的运河与后世的中运河混为一谈。事实上，隋代通济渠并未途经宿迁。《宿迁县志·河渠志》明确记载：“隋唐通漕汴渠，乃由泗、虹以达宋汴，亦于宿迁无涉。”但这并不代表宿迁与古代漕运无缘。恰恰相反，此地自古是大宗商品南北转运的必经枢纽，如今，骆马湖湖底之下，沉睡着三条古运河遗迹，层层串联起从上古至明清绵延数千年的漕运文脉。

如今的京杭大运河宿迁段

古皂河：苏北鲁南最古老的人工运道

《尚书·禹贡》载：扬州贡道“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徐州贡道“浮于淮泗”。历代《宿迁县志》皆据此佐证：“则自邳宿而西，漕运之始也。”泗水为今徐州、宿迁黄河故道的前身，是先秦时期淮泗流域核心的天然漕运通道。不过，宿迁境内有史可考的最早人工运河，并非天然泗水，而是古皂河。

乾隆《郯城县志》记载：“墨河即皂河，在县东，旧通舟楫于宿迁，古郯子运道也。源出墨泉，在旧城东北一里许，色如墨，故名。”古郯国为上古封国，国君郯子是少昊氏后裔，孔子曾专程赴郯向其问礼。由此可见，古皂河作为上古人工运道，开凿渊源悠久，文化底蕴不输扬州古邗沟，甚至开凿年代或更早。

《宿迁县志》中对国家漕运发源于宿迁的记载

更具史料价值的是，郯子曾主持在皂河设闸蓄水、规制通航。《郯城县志·古迹》记载：“寨子闸，在县西南十五里寨子社，郯子建闸于此，通皂河之水于宿迁，以运粮储。”郯子还在城南大埠岭修筑黄练池，专门调剂河道水量、保障通航水位。这条古运道自山东郯城发源，向南流经今新沂全境，汇入骆马湖，最终于皂河镇龙王庙行宫西侧接入古泗水主航道，其中山东境内河道长64里，江苏境内流长90余里，是连通鲁南与苏北的古代水运要道。

乾隆年间《郯城县志》中对古皂河的记载

宋金对峙时期，战乱频发、河道失修，加之黄河洪水频繁淤积，骆马湖水域逐步扩张成型，古皂河大半河段被泥沙掩埋、湖水淹没，“淤塞者十之六七”，渐渐淡出漕运体系、隐匿于历史长河。直至清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主持大规模疏浚整治，古皂河得以复通，正式纳入京杭大运河主干航道，这条千年古运道再度焕发通航生机。

直河：泇运河避黄入淮的关键航道

明代以前，宿迁至徐州的运河航线长期依托黄河河道行运。但黄河徐州段地势险峻、水流湍急，吕梁洪等多处险滩礁石密布，沉船溺亡、漕粮损毁事故频发，航运风险极高。为此，自元代开始，朝野便屡屡提议“开泇避黄”，核心规划便是疏浚邳州、宿迁之间的直河，北接泇河航道，彻底规避徐州黄河险段。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河道总督李化龙主持开凿泇河工程，正式打通全新避黄运道。据《辞海》“泇河”词条记载，新航道自山东夏镇引运河水东南流，至泇口汇合泇河干流，再经由直河接入黄河，时人称之为“东运河”。此线开通后，漕船无需再从直河口溯黄河逆流北上徐州，成功避开三百里黄河凶险航道，大幅提升了漕运安全与效率。

位于京杭大运河与骆马湖交汇处的窑湾古镇

直河正是泇运河连通黄河、衔接南北漕路的核心枢纽河段。其入黄端口直河口，坐落于今宿迁市皂河镇西王营村与八井村交界处，至今仍留存清晰古河道遗迹，当地俗称阎河。《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万历十五年（1587）黄河浊流倒灌淤积，直河口一度淤塞断航，待“分黄开泇之议定，运艘皆繇直河而达于泇河矣”。咸丰《邳州志》亦佐证：“有直河在州东南百十里……即今阎家河，微具河形。”

直河通航初期，漕船经骆马湖、窑湾出湖北上，顺接泇河直达京师，航道平稳、通行顺畅，彻底改变了此前黄河行运的凶险局面。但好景不长，黄河泥沙持续倒灌淤积、河道频繁决口改道，短短数十年间，直河航道再度淤堵梗阻，漕运通行再度陷入困境。

通济新河：穿湖辟航的明代漕运险途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黄河狼矢沟决口，洪水直冲刘口河段，彻底冲毁直河口航道，直河航线彻底瘫痪。彼时残存河道笔直狭窄、水流湍急，大量漕船拥堵滞留河口，每日仅数艘船只得以通行，漕运严重滞压。至天启年间，王家集、磨儿庄河段再度形成凶险急流，漕船行经此处常出现缆绳断裂事故，失控船只接连相撞，“每每三五船只倾覆损毁、人员溺亡、漕粮漂没”，漕运损耗极为惨重。

为破解漕运困局、开辟安全替代航道，天启五年（1625），淮安府同知宋士中等官员实地勘察后，敲定借骆马湖水域开凿穿湖新河的方案。工程于正月二十七日动工，历时两月余，开凿河道五十七里，四月二十日顺利竣工，定名“通济新河”。新河通航后，“全漕无漂失之患，省公私帮拽之费以数万计”，大幅降低漕运损耗与人力成本，一时备受朝野赞誉。崇祯五年（1632），总河朱光祚再度疏浚湖内十三处淤堵梗阻河段，并将河道更名“顺济河”，进一步优化通航条件。

《宿迁县志》中对通济新河的记载

但通济新河先天通航缺陷突出，难以长久维系。骆马湖湖面辽阔、风浪无定，人工修筑的湖中长堤常年受风浪冲刷侵蚀，极易损毁坍塌；且河道开凿过于笔直，无自然弯道缓冲水势，逆水行舟阻力极大，航行极为艰难。清顺治十年（1653），史学家谈迁沿运河北上，亲身经历这段艰险航道，并在《北游录》中详细记载：他从宿迁城西驶入骆马湖航道，八十里航程竟耗时四日，全程步履维艰，“合四舟之力以挽一舟，递相代也，才三里”，最凶险河段“九上九下，进寸退尺”。

谈迁精准剖析了其弊端：古人开凿运河，皆会预留弯曲河道以缓冲水势、消解激流，而通济新河一味取直，水势悍急、逆流难行，纤夫劳作艰辛、船只通行艰难。

这条河湖交融、险象环生的航道，最终因通航条件恶劣、维护成本过高被废弃。清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再度疏浚古皂河，接续开凿中运河，新航道上接张庄运口，横贯宿迁、桃源、清河等地，南接清口，沟通里运河，彻底摒弃沿用多年的一百八十里黄河险段漕路。后世史家高度评价这一工程：“中河既成，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扬帆若履枕席，说者谓中河之役，为国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礼开会通，陈瑄凿清江浦下。”

骆马湖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如今骆马湖碧波万顷、烟波浩渺，湖底深埋的三条古运河遗迹依旧依稀可辨。从上古先民开凿的最早人工运道，到明代多次避黄改道的探索尝试，再到险象环生的穿湖漕途，三条古河道层层积淀、互为印证，完整镌刻出大运河宿迁段千百年间“避黄行运、逐稳求通”的治水探索与漕运变迁史。

（来源：“中国大运河”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