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笔者和藏家交换到一份盱眙民国时期的典当房契。这份契约由两部分构成，右边是1930年加价典卖房屋的原始契纸，左边是当时国民政府颁发的验契凭证，契面上加盖有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印章和骑缝印。这份契约距今跨越半个世纪，交易事件发生在民国时期，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70年代，这张契约持有人的第三代后人，还出资赎回了45年前典当出去的房屋。这一民间产权处置案例，体现了对历史形成的合法民间民事契约的尊重，是地方民事沿革中极具特色的实物样本。

仔细研究这张民国十九年（1930）的不动产典当契约（典契），它属于民间房产典当老地契，是旧时房屋抵押典当的官方制式凭证。此契左侧为民国政府统一印制的官颁典契纸，印有大字典契，下方栏目“例则摘要”，是当时政府统一印制的制式契约模板，印有典当交易法规摘要，同时预留面积、价银、税项等专项登记栏，属于官发的标准化契纸，用来规范典当手续。此件文献明确标明，最初立契时间是民国十七年（1928）四月十日，首次典当的税金为大洋一元九角五分，另有三角是第二次加价典当的税金，也同步确认首次典当价为大洋130元，第二次由张寿廷儿子张政明加当银圆20块的完整交易事实。

右侧是手写的毛笔正文（民间交易内容）：“立加当笔据人张政明，今因正用，愿将父手当出草房三间，央中说合，加当与朱文祥名下，当日言明：加当价大洋弍拾元整。比时洋、契两交，毫无不白，期限弍年，日后回赎，归正契结算。恐口无凭，立此加当契存照。凭正契、原中仝见。押。民国拾玖年阴历三月初壹日，立笔据人张政明。押。”

内容表明这份典契的出典人，是张寿廷；立契人是张政明，时间是民国十九年阴历3月1日（1930年4月1日），他把父亲张寿廷已经典当出去的自家三间草房，加20元大洋，典当给朱文祥。这样，这三间草房总典当价格为大洋一百三十元又二十元。

在盱眙民俗中，民间房产典当交易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典当物品写明典当期限，到期可以用钱赎回房屋（回赎），第一次称为亲房，第二次加当，称为上叶，特殊情况可以经双方协商一致第三次加当，称为倒根，但事不过三。1930年出台的《中华民国法》规定，典押期为两年，两年可以加典，加典到期后没有赎回，不能再赎。但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最长时间为30年。但这一规则并非绝对刚性，如果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即便超出法定时限，仍可基于民间契约习惯完成回赎。这份典契超过30年，还可以赎回，印证了盱眙民间对传统契约习惯的尊重，是盱眙民间信守旧约的鲜活实物案例，这也是这份特殊史料的价值所在。

 中间毛笔字内容：“经张德超用人民币弍佰四拾元赎回。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

这份文献客观记述了一段史实：1928年，张政明父亲以130块大洋的巨资典当出去；1930年，张政明加价20块大洋再典；次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完税颁发证书，当时文书上备注出典人为张寿廷，中人为郭宝林。时隔45年后，国民党政府已经垮台，但盱眙民风淳朴，张寿廷的孙子张德超仍然可以花240元人民币赎回房产，形成了“新官理旧账”的特殊历史案例。

这份典契留存的家族时间线索清晰可考：1928年，爷爷张寿廷第一次将房子典当，得大洋130块→1930年，儿子张政明追加典价大洋20元，办理转典手续→1975年，孙子张德超以人民币240元完成回赎，代表张家这套草房抵押在外长达45年，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70年代按民间旧约赎回；货币由大洋150块变为人民币240元。

这张契约的珍贵价值，在于厘清了“典”和“卖”区别：典（典当）≠绝卖，典当只是把房屋押出去换钱，约定到期还钱，房子可以赎回；绝卖是永久卖掉，不能赎回。这份契约盖有七处民国政府印章，史料价值很高。现今很少见民国典当、建国后几十年赎回完整闭环的契约，反映民间房产典当习俗和货币变化等。

这张契约是一份留存近百年的民间债务跨时代履约实物，完整记录了横跨半个世纪的“典当—赎回”全流程，是同类民间文献中十分难得的一手凭证。比较可惜的是，张寿廷的首份典当券尚未出现（该券应在第二次加当时，原件给了买主朱文祥）。笔者翻查过不少地方资料，暂时还没找到当年盱眙境内哪片地段的三间草房，能值150块大洋的明确记载。

即便这两处细节暂未考证清楚，这份契约仍可作为盱眙民间尊重契约的有力实证。尤其是出典人的孙子张德超，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赎回了祖父1928年典当出去的房产，契约上“外加登记学费按价每元伍厘”的税务红印，也为这段史实增添了鲜活的佐证细节。

（作者：胡仁生，文章来源：“方志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