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塘，曾作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暨新四军军部驻地，在中国革命和军事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篇章。

1940年3月，新四军第五支队进驻盱眙黄花塘，在此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此后，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也在此工作了一段时间，领导开辟了淮南抗日根据地。1941年1 月，新四军二师师部进驻黄花塘，进一步增进了军政、军民的鱼水深情。由于黄花塘群众政治基础良好，是一块巩固稳定的革命根据地，1943年1月10日，中共华中局暨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事变”重建军部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战略转移” 的指示，突破国民党的层层围剿，从苏北阜宁县的停翅港迁驻时属淮南的盱眙县黄花塘，直至抗战胜利后才离开。

1992年10 月，为迎接“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50 周年” 纪念活动，受中共盱眙县委委派，我与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振之同志一同前往北京，主要负责三件事：一是采访健在的原新四军老首长及其亲属，征集“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 期间的相关史料；二是请一位健在的原新四军老首长为《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50 周年》纪念文集撰写“序言”；三是请张爱萍将军为《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50周年》纪念文集题写书名并求赠一幅墨宝。

一

来到北京后，我们按照在县内拟定好的活动计划，首先着手办理第一件事—— 采访健在的原新四军老首长及其亲属，征集“新四军在黄花塘”的相关史料。

我们首先来到了位于天安门一侧南池子原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家采访。接待我们的是张云逸将军之子张远之。张远之是张云逸将军长子，他跟随父母生活较多，深受革命精神与家风的影响，显得沉稳干练。张远之在与我们进行热烈的交谈中，满怀深情地回顾了父亲给他讲过的新四军在黄花塘时期的许多有趣故事，介绍了父亲在黄花塘那段难忘岁月中，带领军部指战员艰苦奋斗，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大生产”运动，努力实现自给自足的情景；特别提到当时部队和地方百姓生活都很困难，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景象普遍存在于黄花塘的每一个村庄，让我们深刻领会到毛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 的内涵。采访结束后，张远之先生向我们赠送了一些有关新四军研究的书籍，其中一本记录张云逸将军在新四军的画册让我感动不已。翻开扉页，书中一幅彩印的张云逸将军照片和一幅为张将军撰写的对联映入眼帘：“无畏星燃百色红，一生戎马淡勋功。”后面正文引用了伟人毛泽东主席对他的评价：“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由此可见开国大将张云逸的高尚官德人品和感召后人的光辉形象。

接下来，我们按计划采访原新四军军长陈毅之子—— 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会长的陈昊苏。电话预约时，陈会长得知我们是来自江苏盱眙新四军军部旧址黄花塘的客人，显得格外热情。第二天，我们按照预约时间来到位于人民大会堂一侧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进入协会办公室，陈昊苏会长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接待我们。考虑到我们是在陈会长的办公室拜访，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耽误他的时间，我们开门见山地汇报了盱眙县委迎接“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50 周年” 纪念活动的计划以及此次来京的工作。或许是因为我们来自黄花塘，他不仅当即表示会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还让我们放松交流，与我们进行了热烈的交谈。他从关心盱眙经济建设情况谈起，到全国“新四军纪念地” 的发展，再到自己家庭的传统教育，特别说明他们兄妹虽然都是”红二代“，但父母从小就对他们严格教育，在父辈的影响和要求下，兄妹三人都能继承父辈的光荣传统，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地为社会作贡献。

采访中，自然谈到了军部转移到黄花塘后，父亲陈毅与代理政委饶漱石的矛盾问题。他讲述了一些在整风时父亲受到排挤的情景，重点强调父亲胸怀坦荡、无私无畏，最初选择隐忍，并在整风会议上主动做自我批评，试图缓和矛盾，避免新四军内部产生分裂。他还娓娓道来后来父亲接到毛主席要他去延安的通知后，无奈将小弟丹淮寄养在黄花塘老乡家，父亲历经磨难前往延安的过程。叙述中，流露出对父亲当时困境的情感，并称赞自己的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对党赤胆忠诚”，特别提到父母家人多年来对黄花塘的思念和对这片故土上父老乡亲的感激之情……

临别时，陈昊苏会长向我们赠送了《陈毅元帅》《陈毅同志诗抄》等 5 本有关新四军的书籍、画册和一张他家珍藏的“陈毅在黄花塘”的照片。

按照采访计划，我们紧接着联系了赖传珠夫人孙湘，获得了去她家采访的机会。采访中，孙湘夫人深情地介绍了黄花塘时期赖传珠作为新四军参谋长，是一位军政兼备的杰出将领，他参与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海南岛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1938 年，赖传珠任新四军参谋长时期参与指挥半塔集战役，以少胜多重创国民党顽军，奠定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基础；特别介绍了赖传珠是以忠诚、刚正、谦虚著称的将领，他所写的《赖传珠日记》是研究新四军军史的重要文献。

采访中，我特别询问是否有新四军时期赖传珠参谋长的老照片，孙湘夫人欣然拿出几本影集，一边介绍，一边指导我们观看。当我们忽然发现一张有饶漱石、陈毅、张云逸、赖传珠 4 位新四军军部老首长在茅草屋前的合影时，便询问这张照片的来历，孙夫人告知我们，这张照片就是1943 年在黄花塘军部时期拍摄的。我们俩激动不已，如获至宝，这四位军部领导人的合影实在太珍贵了，找到这张照片，让我们觉得这次采访真是不虚此行。于是我们向孙湘夫人提出能否将这张照片捐赠给黄花塘军部陈列馆，孙湘婉拒道，这张照片已是孤品，特别珍贵，最好是你们翻拍一下带回去。那个年头没有手机，翻拍照片是专业人士的专利，我只随身携带了一部傻瓜照相机，无法翻拍这一珍贵照片，于是我提出将这张照片借用半天去找地方翻拍，在得到她的同意后，我立即拿着照片来到位于王府井的照相馆进行翻拍，取得底片和照片小样后，便兴奋地将照片原件送还给了孙湘夫人。采访结束后，我们带着那张珍贵的照片和孙湘夫人赠送的《赖传珠日记》《新四军画册》等资料离开了赖传珠老首长家。

此后的两天，我们又先后到原新四军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家采访了邓六金夫人，同样受到热情接待并获取了赠与的新四军相关资料；到国防大学原新四军第 4 师参谋长张震校长处采访，虽因首长工作忙没能亲自接待，委托了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接待，但同样获取了一些新四军时期的珍贵资料。

鉴于原计划到京采访健在的新四军老首长及其亲属的计划与现实存在差距，许多新四军老首长家联系不上，故征集“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 相关史料的工作暂告一段落。

二

接下来，我们进行在京的第二件事，请一位健在的、曾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工作过的原新四军老首长为《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50 周年》撰写“序言”。按照这些条件，我们选择了陈锐霆将军。

陈锐霆，1906 年出生于山东即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新四军时期，在没有装备、没有人员的困难时刻，他白手起家，成为我军炮兵建设的第一代元勋。1946 年10 月，陈锐霆被任命为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兼炮兵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员，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中央军委炮兵参谋长、副司令员，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人民炮兵事业。

在提前联系并得到老将军同意的前提下，我们第二天来到位于军区大院的老将军驻地，他的生活秘书和勤务员迎接了我们。

进入老将军的客厅，顿感文化气息浓郁，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水墨山水画，两边的对联是：“老有所学，乐在其中”，落款是“陈锐霆”。只见字迹丰腴雄浑、矫健有力，可见将军的书法绝非一日之功，只是不知中间的水墨画是否为将军所画。

将军见到我们后非常热情，我们很快就进入了请他为《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50周年》纪念文集作序的交流主题。我们简要汇报了盱眙县委关于这次纪念活动的总体方案，也汇报了几天来京采访的收获和成果，老人家给予了赞赏，并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几位在京新四军老同志的情况。交流中，老将军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加之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谁能想象他是一位在起义和战场上几次从死神堆里爬出来的 85岁老人。交流中，老将军仔细审阅了《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50周年》序言的初稿，并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然后将序稿交给秘书收存，待修改后邮给我们。我在用他书案上的纸记录地址时，看到将军书案的毛毡上“文房四宝” 齐全，加之正墙上的书法对联，断定将军是一位书法家，平时不间断地练习书法。于是，我冒昧地向将军提出为《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50 周年》题写一幅字的请求，将军犹豫了一下说：“没有准备，写什么呢？” 这是临时给将军出的题目，将军问及，我脑中迅速思索，瞬间想出词汇说道：“新四军，光照千秋，业绩永存！” 老司令听后说：“很好！” 便当即铺开宣纸，挥毫写下了应景题词。当看到将军顷刻间完成的行草书法，其书风颇具大家风范，作品清秀豪放，让我钦佩不已。

三

采访张爱萍将军，是北京之行最为困难却又堪称传奇的一次行程。在我们采访过张远之、陈昊苏之后，就将盱眙县委办开给我们来京采访新四军老首长的介绍信送到了解放军总参办公室，进行提前预约。一位办公室主任（大校）接待了我们，我们说明了为“纪念新四军军部进驻黄花塘五十周年”需要采访张爱萍将军的来意后，那位主任及时安排了张将军的秘书接待我们，并当即表明态度：先看首长有没有时间，让我们先忙自己的事，待他和首长联系好后通知我们。带着信任和企盼，我们留下了联系方式，离开了总参，按照计划去采访老司令陈锐霆。

在我们完成对老司令陈锐霆的采访后，时间已过两天，我们又去总参办公室见那位秘书，他很有礼貌地告诉我们：“首长没有时间！” 无奈，我们只好按计划进行下一步工作，去邓六金家采访，去国防大学采访。转眼又过了三天，我们再次去总参办公室拜见那位秘书，可他仍然很有礼貌地说：“首长没有时间！” 我们只好再次返回宾馆等待消息。

第二天，时值中秋。一早，我就接到了家住北京的堂弟打来的电话，他要我晚上到他家去过中秋团圆节，我愉快地答应了，借此机会去拜望一下年近八旬的叔叔、婶婶。

婶婶贺豫华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为方便教学住在人大院内。当天晚上，我按时到达叔叔家，参加他们家的中秋节晚宴。席间，刚从国外出访回来的叔叔问及我这次来京的公务是什么，我便如实向叔叔作了汇报，并说出了“其他任务都按计划完成了，唯独采访张爱萍将军的任务遭遇瓶颈没完成” 的情况，谁知叔叔这时说了句：“那你来京前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说着便走到书房的办公桌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找出一个记载电话号码的小本本，即刻拨通一个电话，只听叔叔笑着说：“老首长好！我是岗生，有一事想麻烦您，我侄儿为新四军在黄花塘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想采访您，您怎么不接待呀？” 再听电话里回声道：“我不知道呀，那你让他明天上午八点半钟到我这里来吧，白米百巷七号，他知道吗？” 当叔叔放下电话告诉我已联系好，明天上午可以去采访的消息时，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便问：“这怎么可能？” 婶婶一旁笑着告知：“你叔叔是张将军的老部下，他前妻杨纯（曾任周总理秘书、卫生部副部长）还是你叔叔的入党介绍人呐！”

叔叔，原名陈伦康，笔名岗生，原为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部属，张爱萍将军时任三师副师长时，便是叔叔的直接领导，可以说他们战友情深，关系非常好，故一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

第二天上午，按照预约的时间我们来到了“白米百巷七号” 张将军的住所，门口警卫班的战士已接到通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聊起来还算是半个老乡，原来他们一个班九名战士有四名都是安徽天长人。在他们的引导下，我们来到接待室，将军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向将军汇报了来意，将军随即深情地回顾了在黄花塘期间的岁月，介绍了军部“整风” 时的情况，提及军部转移到黄花塘后，陈毅与代政委饶漱石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两人在治军风格上存在显著差异；还提到饶漱石曾指责陈毅 “一个军部的军长，经常去下棋、去吟诗，不务正业，怎么去治军？” 矛盾在整风运动中进一步升级，饶漱石通过电报向中央指控陈毅存在路线问题，而陈毅则选择了主动检讨并退让。在谈到陈毅接到主席要他去延安的通知后，由他协助将陈毅幼子陈丹淮寄养农户家，亲自将十块银元和一小袋食物放在小毛驴背上送陈毅上路的情景时，将军气得满脸通红，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手里的拐杖不住地敲击地板，口中还不住地说：“太过份了，太过份了！” 由此可见陈毅当时的境遇，也可见他们之间的战友深情。

原计划一个小时的采访，因将军对黄花塘这块土地的深厚情感，交流时间延迟到两个小时；其间将军又问及盱眙经济发展和黄花塘六十周年后是否有建纪念馆规划的情况，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在结束采访的时刻，我觉得机会难得，特冒昧地向将军提出一个合影的请求，没想到将军夫妇特别随和，当即来到他家的庭院，用我准备好的傻瓜机请工作人员为我们拍照合影。

合影前还因站位留下一段感人的小插曲，也由此可见将军的谦逊品格：合影时我们请将军夫妇站在中间，可将军坚持说：“你们是客人，在我家合影你们一定要站中间。” 推辞不过，就这样在将军家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留影。临行前，将军赠送了许多有关新四军的书籍资料和他的摄影画册。我们还不忘使命，请将军为“新四军在黄花塘五十周年” 题写墨宝，将军爽快地答应：“你们明天上午来拿吧！” 就这样，我们超额、圆满地完成了张爱萍将军的采访之行。

第二天我们从将军家如愿取回墨宝后，又来到总参办公室找到了那位秘书，要求退回我们的介绍信，谁知秘书继续重复了那句话：“对不起，首长还没时间！” 当我从拎包里拿出将军给我们题写的墨宝时，那位秘书霎时瞪大了双眼，吃惊的表情至今我记忆犹新。

为纪念“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五十周年” 的北京之行，早已尘封在岁月深处。可每当记忆的闸门悄然开启，那些鲜活如初的场景仍会清晰浮现—— 将军们挺拔的身姿、亲属们温暖的笑容，每一张亲切可敬的面孔，都像一束暖光，在我心底漾开绵长的温馨，也激荡起难以言说的感动。

只是这份回忆里，总伴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愧疚。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县文化局分管“黄花塘新四军纪念馆”工作并兼任“江苏省新四军纪念馆研究会” 副秘书长，本应与“新四军” 这段厚重历史紧紧相连，后却因工作变动改弦易辙——调县政协文史委，将精力尽数投入“明史” 研究，竟渐渐疏淡了这份沉甸甸的课题。直到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 为我的论文颁奖，那份认可如一声警醒，让我猛然想起：当年北京之行的采访细节，怎能就此淹没？

于是暗下决心，无论如何要将这段“三亲”经历整理成文、留下记忆。遗憾的是，当年热情接待我们的老将军、老首长、新四军亲属们，已陆续离开人世，再也无法看到这些文字里记录的情义与时光。但我始终坚信，这篇侧记决不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褪色—— 因为它不仅是关于“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时期” 最鲜活的“三亲” 史料，更藏着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印记：一次难忘的采访，一帧帧永不褪色的照片，一段与英雄岁月同行的独家记忆......

（作者：陈琳，文章来源：“善道文化”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