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于‌1942年8月‌从上海秘密转移至位于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泥沛村的‌顾家圩子‌，这是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唯一的农村办公地点‌，也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历史上唯一的农村办公地点。194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江苏省委，在华中局下设‌敌区工作部‌（又称城市工作部），继续领导上海及江浙一带的地下斗争。

一、中共江苏省委从成立到正式建制的发展历程　

（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共江苏省委发展的曲折历程（1927—1943）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依照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以行政区建立党组织的规定，决定撤销中共江浙区委，分别组建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和中共浙江省委。中共江苏省委于1927年６月在上海成立，到1935年初停止活动，实际存在7年半。这一时期，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邓中夏、项英、李富春、罗登贤、李维汉、李立三、王明、许包野等先后任省委书记，省级领导机构历经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中共江南省委、中共江苏省委四个阶段次变动。中共江苏省委（含总行委和中共江南省委）先后属中共中央、中共临时中央局、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领导。省委下辖江苏、上海及安徽省部分地区的党组织，领导范围曾一度扩大到浙江省部分地区。

1927年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旧址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山阴路69弄90号（原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

7年半时间内，中共江苏省委先后重建、改组1６次，省委机关都驻在上海市区，历任省委书记18人。中共江苏省委是当时党在白区中最重要的地方领导机构之一。严重的白色恐怖和党内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使江苏的中共组织遭受严重损失。省委领导机关多次受到重大破坏，先后有20多名负责人被捕。省委书记陈延年、赵世炎和省委常委郭伯和、陈乔年等10余人壮烈牺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重建。由于江苏全境很快沦陷，江苏省委领导的范围仅限于上海及其外围地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江苏省委机关无法正常开展工作。1942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省委机关由上海撤至淮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江苏省委，在华中局增设敌区工作部，对外称新四军调查研究室，继续领导南京、上海等敌占城市党组织开展斗争和统战工作。此间，刘晓任省委书记。

（二）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省委正式建制与发展（1952年至今）

1949年６月，江苏全境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苏实行小省制，分别设立苏北行政区、苏南行政区和南京市（以下简称两区一市），撤销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和华中行政办事处，分别在两区一市建立党、政、军领导机构。

1949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苏北区委员会在泰州成立，萧望东任书记。28日，中国共产党苏南区委员会在无锡成立，陈丕显任书记。同日，南京市管委会成立，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

1952年9月，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社会安定团结、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即将开始的新形势下，为了加强统一领导，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恢复江苏省建制，将苏北行政区、苏南行政区和南京市合并为江苏省。10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成员名单。11月1日，撤销苏北、苏南两个区党委，成立中共江苏省委，中共南京市委改属中共江苏省委领导；7日，中共江苏省委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柯庆施任书记，省委机关驻南京市区。从此，江苏党的组织建设与全省各项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转移到顾家圩子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上海全面沦陷，形势恶化。日本侵略者在上海不允许有任何团体活动，不准有三人以上的任何集会；还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与抗日积极分子。1942年7月，为了保存党在敌占区的力量，中共中央作出了“秘密党内必须取消省委特委组织只保留县委或支部”的决定，指示江苏省委机关、区委以上干部和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近200名，由上海转移到淮南根据地。留下来的部分干部就地坚持，采取分散、个别联系的办法进行活动。对敌斗争采取“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式，隐蔽起来，坚持长期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党依靠群众，创造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冲破了敌人的各种限制与禁令，利用一切合法条件，建立了多种社会化的组织。

1942年春，中共江苏省委派田辛前往苏北盐阜区向华中局暨新四军军部请示，华中局报请中共中央同意后决定江苏省委机关转移到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泥沛湾东1公里处的顾家圩子。同时，田辛与淮南区党委、淮南行署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建立了沟通上海与根据地的交通线。

为做好转移工作，江苏省委成立了“动员委员会”，决定由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王尧山主持这项工作，具体实施省委的决定。当时主要交通线有六合线、津浦线、瓜洲线3条。由于瓜洲线路程较短，又非敌伪重镇、无日军驻守，同时有地下党同志的帮助，瓜洲线成为最佳的通行线路，很多上海干部通过瓜洲线顺利转移。但也有部分人员通过六合线和津浦线转移。如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张承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就是由津浦线历经艰辛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的。1942年9月，张承宗打扮成商人由交通员护送从上海北站乘火车到南京；然后渡江到浦口，乘津浦铁路火车北上到嘉山站（现在的明光市），当晚在嘉山附近的蒋家营住宿；第二天赶到涧溪镇，后骑马到盱眙古城；次日，到淮南区党委的交通站，离汊涧15里的义庄，这里是上海的交通联络点，沿途汇集了一些同志。张承宗一行在交通联络站大约有两个多月时间，接待和审查上海以及其他地方来的干部百余人，最后分批全部送到泥沛湾东顾家圩子。另外，还有一部分上海转移来的干部被介绍到淮南区党委直接分配工作。

江苏省委机关和地下党转移工作从1942年9月开始到12月底结束，先后转移到淮南根据地泥沛湾顾家圩子有一百几十人。顾家圩子是一个较大的地主庄院，地主已跑掉，主要房子有两进，都是平房。一进较大的房子边有两个碉堡式的炮楼，里面有三五间房子，由江苏省委的领导和从事机要工作的干部居住。另一进在东边，正房有三四间，地主的儿子和媳妇住在正间，一部分女干部住在堂屋里，另有部分从事秘书、后勤等工作的干部，住在过道旁的一间房里，此外，还有偏屋两间，有老百姓住着。屋子旁边有个打谷场，场边搭了几间茅草屋子，警卫班的战士住在这里，其中一间是交通员住的，配有一架手摇电话机。还有一部分干部分散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江苏省委领导同志一共有5位，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刘宁一任工运部部长，王尧山任组织部部长，张登（即沙文汉）任宣传部部长。他们上下关系很亲切，称呼很随便，大家背后都亲切地称“三刘”，刘晓为“老刘”，刘长胜为“胖刘”，刘宁一为“瘦刘”。

江苏省委在顾家圩子期间，除正常工作外，还举办一期省委干部训练班。

江苏省委干部训练班由刘晓书记负责，组织工作由王尧山负责，关键夫担任秘书，关键夫的妻子赵佩珍承担后勤工作，吴涤苍（又名吴泽均）和应仁珍承担医务工作。华中局领导特派了一个警卫班承担干部训练班的安全保卫工作，给江苏省委领导同志都配备了警卫员和通讯员。

干部训练班分4个支部，一个支部是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和机要工作人员，一个支部是学生界的干部，一个支部是工人界的干部，还有一个支部是职业界和其他方面的干部。学生界的同志比较多。王尧山和关键夫各兼一个支部的书记，工人界的干部支部由张承宗任书记。

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和机要人员的支部有1０余人：刘晓、刘长胜、刘宁一、李莲香（刘宁一妻子李淑英）、王尧山、赵先（王尧山妻子）、张登、蒋林根（大家叫他蒋木匠，原名涂作潮）、杨健生、梁毓哲、朱志良、陈永箴（陈小梅，绰号小白兔）、阿曾、阿叶等同志。

学生界的支部有2０余人：顾以佶、顾以佩、张本、李琦涛、刘启林、高景平、钟石川、王伟业、侯裕民、潘文铮、吴涤苍、黄素痕、季梅先、杨佩景、谭峨谷、吴学谦、马飞海、陈一鸣、严家裕、陈向明、王涵钟、钟惠群（钟沛璋）、大吴、小吴等同志。

工人界的支部有1０余人：陈公琪、王群、张祺、孙明、顾松盛、范小凤、顾莲英、俞宝琴（现名袁丽芬）、王立（王烈豪）、徐伯晖等同志。

文化界和职业界的支部有1０余人：老关、老赵、梅益、唐守愚、吴小佩、张钢（即韩述之）、梅洛、应仁珍、钱天常（即钱正心）、王津、唐善贤（李大）、小周等同志。

另外，还有些同志担任交通工作，有的没有编入支部，临时参加原来所属部门的支部。这些同志有：钱伯荪、丁祖宪、周晓华、赵茅兴、田辛、何荤、俞敦华、张征秉、戚原、高骏、舒忻，等等。（另外还有一批人员姓名不详）

干部训练班从1942年8月开始集中，参加训练干部有一百几十人。1948年12月正式开学，到1943年春节后，大约二三月间结束。陈毅、谭震林、张云逸、方毅、刘顺元等同志来做过报告，饶漱石也到过顾家圩子。潘汉年在训练班上一共做过两次报告，一次讲长征的故事，一次讲白区的斗争。他的报告娓娓动听，条理清晰，对国内大事特别是与国民党的斗争这一段讲的非常精彩。开班仪式由刘晓做动员报告，要求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总结工作。学习的文件主要是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还有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边学习，边总结，每个干部根据本身工作的实践，总结抗战以来的主要经验。一个月以后，刘晓书记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总结了这一阶段的工作，并对认真总结工作的同志和工作较好的支部进行了鼓励和表扬。

干部训练班学习文件

干部训练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每天一早起来，进行军事训练，早操、跑步、步枪射击、掷手榴弹。晚上要轮流站岗值班，练习夜行军。

中共江苏省委工作人员在顾家圩子使用过的物品

训练班文娱体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因为全是年轻人，最大的也不过3０来岁，一般都是2０多岁。青年学生干部唱歌跳舞最为活跃，每次娱乐晚会，歌声不绝。最受欢迎的是顾以佶唱《延安颂》、李琦涛唱《夜半歌声》、刘起林拉洋片《抗日救国西洋景》。休息时间，有的打排球，有的打篮球。打排球的健将还是以学生方面居多，女将有顾以佶，男将有梅益等，有时刘晓、刘长胜等领导同志也一起参加。

1942年12月，日伪军对淮南路东地区进行“扫荡”，集中在顾家圩子训练班的人员曾一度分散到边区“打埋伏”，一部分去抗大参加学习。1943年春节前，路东反“扫荡”结束，上述干部又返回省委训练班继续学习。在训练班上，除学习文件外，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实践，总结了抗战以来的主要工作经验。

干部训练班学员通过学习毛泽东的3篇文章，受到了深刻的理论教育，对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有了重新认识，提高了理论水平；深刻领会了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的总方针和敌占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加强了党性锻炼和思想修养。学习时间虽短，但大家感到收获很大。1943年3月，训练班结束后，按照江苏省委指示，参加训练班的一百几十名干部，根据工作需要，大部分回到敌占区工作，其余的学员留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分配工作。

194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销江苏省委，改为华中局城工部（亦称敌后工作部），对外称新四军调查研究室，刘晓任部长、刘长胜任副部长、张承宗任秘书兼干部科长，领导江苏、上海等敌占区地下党组织和统战工作。不久，城工部迁至盱眙县大王庄新四军政治部所在地，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从此结束了在顾家圩子的工作和学习。1958年，因为修建大通水库，顾家圩子被水淹没。

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在顾家圩子期间，落实了中共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为掀起更为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夺取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傅育成，文章来源：“善道文化”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