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德堂本《西游记》所署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百回本《西游记》的古版本中，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是最早的一种。该书中没有刻上是谁编、是谁撰、或者是谁著，仅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这位校者“华阳洞天主人”究竟是谁？有人推测是作者吴承恩的友好李春芳，因为他家原籍句容，又精通道教，又有人说，是陈元之序中所言“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的“好事者”；甚至有人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就是“秣陵陈元之”，因为他是当时金陵的一位“职业校书者”。笔者认为，前一说证据不足（论证见后）；“好事者”之说是书贾的谎言骗局，也不足信；后一说更难以成立。难道陈元之竟自称为“好事者”？其实依我看来，这里所署的校者就是作者，“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本人。

我是考察世德堂本《西游记》和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两本书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意见还很不成熟，提出来请专家们指正，或可引起进一步的思考。请先从世德堂本说起，一是世本的刊刻时间问题，二是校者问题。

关于世德堂本刊刻时间，目前学术界都认为是明万历二十年。其根据是该书前有陈元之撰的“刊西游记序”，序的末尾有“壬辰夏端四日也”字样。人们习惯上都认为这个“壬辰”是万历“壬辰”，因而得出该书刊于万历二十年的结论。其实，这个说法不一定可靠。第一，书上没有“万历”二字，怎么能就断定这个“壬辰””就是“万历”“壬辰”而不是别的“壬辰”呢？长篇章回通俗小说的刊刻并非到万历年间才开始，金陵唐氏世德堂也并非万历年间才开张，为什么此书必定出于万历年间？现今介绍和研究《西游记》古版本的论著中，似乎都没有说明这个问题。他们都客观地介绍陈序末尾有“壬辰”二字，至于“万历”二字，都是自己遽定的；大概论者认为理由是充分的，没有必要写出来。但是，原书上既然没有刻上“万历”二字，论者又没有说清道理，读者总是会感到难以理解的。第二，陈元之撰的“刊西游记序”末的时间有两个：世德堂本上作“壬辰”，杨闽斋本（翻刻世德堂本）上则作“癸卯”。这种情况表明，作《刊西游记序》的时间，有曾被人改动过的历史。不过，这两个时间当中倒有可能有一个是原来的，是真实的，另一个是后改的，是假的。但是，究竟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哪一个是真实的，哪一个是后来改动的呢？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应当把作《刊西游记序》的时间和世本、杨本的刊刻时间分开来讨论，而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能因为杨闽斋本是“鼎锲京本”的，就认为改动《刊西游记序》时间的事一定是杨本刻者所为，扬本上的“癸卯”就一定在世本上的“壬辰”之后。与此相反，我倒认为杨闽斋本上的“癸卯”可能是陈元之序刻世德堂本《西游记》的真正时间，这个“癸卯”是嘉靖癸卯，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我的理由有四点，试述如次：

首先，中国古代纪年是用天干、地支搭配的六十个名称进行的，每六十年重复一次，因此，假如不说明具体特定条件，就很难肯定的说“壬辰”一定在“癸卯”之前。如果这个时间全在万历年间，当然是“王辰”在前，“癸卯”在后；但如果“癸卯”在靖嘉年间，“壬辰”在万历，则显然“癸卯”在前了。

其次，杨闽斋没有窜改时间的必要。杨闽斋重刻《西游记》时，在书上注明是“鼎锲京本”、“新镌京本”，也就是说已向读者说明这是翻刻的书，并且在书上将原序全文刊出（错漏个别字也是可能的），而序中已明言序是金陵世德里唐光禄初刻《西游记》时请陈元之作的，读者读了就知道这是南京刊刻过的书，那末，他还有什么必要改动陈元之序的时间呢？有人认为，杨闽斋从谋利的角度出发，将陈元之序的时间窜改成杨本刊刻时的时间，使其象初版书一样，用以蒙混读者，以便畅销。但是这种假说是不符合事实的。按照通常说法，世德堂本刊于万历壬辰，即万历二十年，杨闽斋本刊于万历癸卯，即万历三十一年，前后相隔已十一年了。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业很发达的明代后期，有了十一年时间，世德堂刻本肯定早已流入福建境内，或许在福建书林及书业界已广为人知了，这时杨闽斋本即使要想作伪已是不太可能了。正因为没有作伪的必要了，所以杨本就连原有陈元之序也刊刻进去了。因此，我认为杨闽斋本所刊的陈元之序，极可能是按世德堂初刻本原封不动地翻刻的，序末的“癸卯”二字是原来就有的，是陈元之为刊《西游记》作序的真正时间。

另外，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我们据以立论的世德堂本。今所见标明“壬辰夏端四日”的世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是从日本神田的村口书店购入的。这个藏本并非全是金陵世德堂所刻。孙指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五记载，此书除题“世德堂样行”外，还间题“金陵荣寿堂”。他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卷四所记则又详细一些：“卷九、卷十、卷十九、卷二十又题‘金陵荣寿堂梓行’，‘书林熊云滨重锲’”。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日本太田辰夫《西游记的研究》十二《世德堂西游记考》中的记载更细致了一些：卷九、卷十、卷十九、卷二十又作“金陵荣寿堂梓行”，卷十六则作“书林熊云滨锲”。王重民认为，“此五卷字迹稍纤细，殆世德堂板后归熊氏荣寿堂，而此本为荣寿堂修版重印者欤？”显然，今所见的世本并非全是世德堂原刻，而是用唐氏世德堂与熊氏荣寿堂两种刻板拼起来重印的书。在初刻到拼极重印肯定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很难说没有在其他环节上有人将陈元之序的时间改动过。首先熊氏在“修板重印”时，很可能就“修”过陈元之序的板子，在“修”的过程中顺便将序的时间由“癸卯”改成“壬辰”，以达到某种目的。而更有可能的是，世本初刻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到了万历二十年（壬辰）已过了四十九年，因为某种需要重刻。在重刻时，为了区别于旧刻，在新板上特别标明“新刻”二字。目前有的学者就因为这“新刻”二字，加上有“大字”二字，曾推测今见之世本之前可能有“小字”的“旧刻”本。世德堂在重刻时，顺便将陈元之序的时间改动一下，比起杨闽斋或熊云滨来说更有条件更有可能。因为陈元之序的“版权”反正属于世德堂自己所有，改动一下是自由目便的事情。世德堂的旧刻本今不复见，新刻本又斑驳不纯，故而使今人看到的陈元之序的时间是“壬辰”而不再是“癸卯”了。

我们再从另一方面来考虑一下，如果作者真是吴承恩的话，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正是吴承思过了“奇闻”“贮满胸中”的“既壮”（吴承恩《禹鼎志序》语），已到了“志丘壑”的中年时代。这时期的吴承恩年富力强，具备很深的写作神话小说的功底，并有足够的写作时间。他的《二郎搜山图歌》、《禹鼎志》等作品，大约就是这个时间写作的。苏兴同志主张《西游记》是吴承恩早年时期的作品。他在他所著的《吴承恩年谱》、《吴承恩小传》中认为，在嘉靖二十二年以前即完成《西游记》的写作。苏先生的论证是很有力的，看来是能符合实际情况的。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所谓校者的问题。细细推敲陈元之“刊西游记序”，我们总会感到陈元之与世本《西游记》的作者、校者关系微妙：既互相了解而又不愿道出其名姓，措辞躲躲闪闪，给人以某种暗示。他在表面上讲，世本《西游记》“不知其为何人所为”，而在内容中已曲折巧妙地将作者的身世、写作动机介绍得很详细。他说此书“或曰出八公之徒”。“八公”本汉淮南王刘安之门客，乃文学之士，一其作品有楚辞《招隐士》。汉淮南为今安徽淮水之南之凤台、寿春等地，然淮安亦在淮水之南，明代文人亦往往以淮南称淮安。吴承恩即经常称他的家乡为淮南，在他的《射阳先生存稿》有十数次之多，甚至自称为“淮南吴生”。《存稿》中提到“淮南八公”典故的有三次：“淮南有赋违招隐”（《答友人》）；“小山桂树，重开招隐之乡”，“四子为之讲德，八公闻而授词”（《寿魏国徐公子六十障词》）；“倚丛桂以旁招，淮上之小山空赋”（《赠赵学师归田障词》）；陈元之序称作者写《西游记》，“其意近跅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天启《淮安府志》称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陈元之了解作者写作的目的：“其书直寓言哉”。吴承恩自序其《禹鼎志》则云，他写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陈元之十分体会作者的心情：“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俶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涘，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已”。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元之与作者吴承恩可能是非常熟悉的朋友，所以他在这篇序中藏头露尾地而又尽量详细地介绍了作者的身世与写作目的及其心情，使之“不可没”，同时又极力帮助池坚隐名姓。

如果说陈元之对于作者并不了解的话，他对于校者则应该是知道的。然而他对于校者的情况也是含糊其词，仅用“好事者”三字名之。但是，仔细推敲“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这几句话，就会发现陈元之露了马脚。吴承恩作《西游记》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校者呢？校者何也？校对而改正之谓之校雕、校勘、校正，考定顺序谓之校次，考校订正谓之校订。无论是校勘、校正还是校订，都必须以一个本子为底本，另外有一个或几个不同本子进行比勘，才能谈得上校。对于百回本《西游记》来说，作者所做的工作，大约正是这一些。我们都知道，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之前，已经有许多以西游故事为内容的平话、戏曲在社会上流传了。百回本的作者是将各种有关西游故事的本子放在一起，进行综合取舍，加工润饰，并加以补充创作，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整体，这样的工作如果说成是整理订校，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错的。陈元之所说的“为之订校，秩其卷目，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这正是作者应做的工作。创作或整理一部书，分定多少卷，拟定卷目名称，最后全书有多少字，这是作者最起码的事情，而不应该等另外一个什么校者去完成。说穿了，陈元之所说的校者就是作者，就是吴承思本人。

曾经有人提出《西游记》的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是一代元辅李春芳，后来又有人提出了否定的意见。我认为华阳洞天主人不会是李春芳，除了时贤提出的理由之外，我再补充一点，即请李春芳做校者有没有必要的问题。在宗教问题上，我认为《西游记》是三教混同的，但是，它却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中心的。因为这部书写的是佛教徒西天取经的故事，所以必须以佛教神话为表现形式，书中大量引用佛教的典故，因而使全书涂上了浓厚的佛教色彩。至于道教，只是个陪衬而已，出现在书中的道教徒往往混杂不清，且多反面角色。作者本不在表现佛道的神圣，故多揶揄不恭之词。如果找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做校者的话，书中的一些嘲弄佛道人物的语言和情节，恐伯是不容易通过的。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吴承恩从小爱奇闻，对神仙典故就很了解。《射阳先生存稿》中的许多文章中，经常见到道家的典故和术语。吴承恩关于道家的知识，对于写作《西游记》来说是足够使用，无须借助于他人。而且，《西游记》着重写的是人情事故，佛道只是表现形式，不需要过多地拘泥和追求，即使在佛道知识方面有一些疏忽漏洞，也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只要情节生动又符合情理，读者是不会责怪的。因为作者写的是小说，并非是佛家或道家的经论，所以不一定非要合乎于某种规范。就这一点而言，作者也无需要找一个关于佛道知识方面的订校者。

作者的著作是研究作者本人的最好的资料。研究了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加深了我对华阳洞天主人是吴承恩的别号的看法。该书中许多文章反映，吴承恩与华阳陶隐居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吴承恩非常熟悉句曲华阳陶隐居的典故。句容之句曲山是道家的圣地，传说汉代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又谓之茅山。南朝陶弘景止于此，谓此山下是第八洞天，名金坛华阳之洞天，乃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隐居。吴承恩对此极有兴趣，每当有机会必然提一提，并津津乐道。他谈得最多的是在与李春芳的交往中。在《射阳先生存稿》中，明确涉及李春芳的诗文有四篇（《赠李石麓太史》、《元寿颂》、《德寿齐荣颁》、《祭石麓公夫人文》），其中有三篇谈到华阳洞天：“句曲神皋，良常地肺”，“建业神皋，华阳洞天”，李春芳原籍是句容，因此有人凭此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就是李春芳的别号。其实这是误会，吴承恩在同别人的交往中也曾提及过华阳洞天。例如，他贺徐天赐七十寿辰的《广寿》中，就曾说到“地脉良常之肺”。“良常”指的是句曲山小茅峰北边的一座山，秦始皇登临此山时曾发出感慨道；“巡狩之乐，莫过于山海，自今以往，良以为常矣”，故而得名。“地肺”则是句曲山的别名，陶弘景的《真诰》云：“句曲地肺，土良水清，谓之华阳洞天”。由此可见，关于华阳洞天的事，吴承恩不只是对李春芳说过，他还对别人讲过，并不仅限于李春芳一人。光凭这一点就把华阳洞天主人的称号轻易地归之于李春芳，理由是不充分的。

吴承恩还曾写诗咏过句曲山，《射阳先生存稿》卷一有七绝《句曲》一首，其诗云：

紫云朵朵象夫容，直上青天度远峰，

知是茅君骑虎过，石坛风亚万株松。

此诗句当是吴承恩登临句曲山之作。他见到句曲山之风景名胜，寻访了茅氏兄弟修道的遗迹，更想到华阳陶隐居。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到陶弘景的名字，但巧妙地描绘了陶隐居修道的场所：山风吹弯了石坛处的万株松树。听到“松风”声响的吴承恩，自然要想到当年爱听“松风”的华阳陶隐居了。

吴承恩对句曲华阳洞陶隐居的故事津津乐道，反映了他对此事有独特的兴趣和感受；大概他认为，华阳陶隐居与他自已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他大讲华阳洞，与其说是称道别人，倒不如说反映了他自己内心的羡慕与追求。因此，我认为这些事实说明吴承恩追慕过陶弘景，并曾自号为“华阳洞天主人”。

细读《射阳先生存稿》卷一，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吴承恩确实自比过陶弘景。五言古诗《斋居》二首就是明证，其诗云：

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

窗午花气场，林阴鸟声乐。

鱼蔬拙者政，鸡黍朋来约。

何似陶隐居，松风满虚阁！

朝来把锄倦，幽赏供清燕。

秋雨流满畦，疏篁长过院。

酴釄春醉屡，蕉叶新题遍。

怅望心所期，层城隔芳甸。

吴承恩中年隐居，生活悠然，他觉得自己很象陶弘景：他的家居有松，风吹有声，很是动听。据《南史》卷七十六陶弘景传云：陶“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吴承恩也特爱松风，他的诗词中屡见歌咏。例如，五言古诗《西山》云：“雾竹浮暖光，松风淡飘洒。”《对月感秋》之三云：“徘徊度群壑，树树松争鸣，援琴对明月，试写松风声。”词《雨中花》云：“客到瓦炉烹。田注渐，坐久相看无语。正一片松风，满轮萝月，都在泉飞处。”但是，是不是仅仅因为吴承恩也爱松风，而且他的“茅斋”中就有松风，他便发出“我多么象陶隐居啊”的感慨呢？肯定不限于此。如果我们以《南史》陶弘景的本传与吴承恩相比较，就会发现他们还有几点共同之处。

其一，陶弘景“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吴承恩“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私求隐处读之”。他们从小都有离经叛道喜爱邪端异说的思想和行为。不过，陶弘景研寻《神仙传》是为了学仙，而吴承恩只是为了猎奇，以至为后来他写《西游记》打下了基础。

其二，陶弘景“性好著述，尚奇异”。吴承恩也是如此，撰述也很丰富。他“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因而作了《禹鼎志》、《西游记》等传奇、神话小说。所不同的是，陶弘景所著除了神仙家言以外，还有天文历算、医学等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而吴承恩除了正常的诗文而外，游戏三昧，还写了一些“丘里之言”的神话小说。

其三，陶弘景是道教重要人物，但他并非单一崇道。他“始从东阳孙岳游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后隐居于三茅君得道的句曲华阳洞天，“得神仙秘诀”，“善辟谷导引之法。”此皆道家的行径。但他并不专一，同时还兼信佛教。“曾梦佛授其菩提记云，名为‘胜力菩萨’。乃指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他死了以后，遗命装殓的服饰丧仪也是佛道混杂：“左肘录铃，右时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膝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袭裟覆蒙首足。……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从《射阳先生存稿》中的诗文来看，吴承恩也是兼通佛道两教的。在他的书中，“神仙”、“赢洲”、“蓬莱”、“化鹤”等词语是常见的；“琴仙”、“金支”、“庚申”、“二彭”、“丁令威”、“懒残”、“金母”、“木公”等道家神仙名称反复出现。《述寿赋》中，一处就罗列了一大堆神仙宝物：“采石上之九华，撷云中之三秀，剥方壶之大枣，雪太华之灵藕。啖之葛氏之桃，荐以务光之韭。炊玉田之稻以为饭，屑背明之麦以酿酒”。足见他于道家有一定的研究。《钵池山劝缘偈》是他专门为景会禅寺的和尚撰的，既佛腔佛调又通俗易懂，表明他于佛教也是有缘的，且是佛教教义通俗化的能手。比较起来，他似乎更喜爱或善于谈论道家的一些东西，难怪孙悟空的第一个师父是道家的须菩提祖师，而不是哪一位佛祖；猪八戒、沙僧也是来自道教营垒，书中情节需要他们承担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角色，才让他们逐一皈依佛门并给他们安排一位和尚师父，成为一个佛教徒。尽管吴承恩并不完全信奉佛教或道教，然而他精通二氏的情况，与陶隐居倒很相似。

吴承恩的五古《斋居》二首，开头即明言写于中岁，若这个“中岁”为四十岁左右的话，那么，此诗则应作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左右。这与杨闽斋本《西游记》的陈元之序的时间（癸卯）倒有点巧合。这时期的吴承恩志在丘壑，隐居家中，性爱山水，忙于著述，涉猎释老，游戏三昧。加之庭院中的松风沙沙，不由得他自己觉得很象华阳洞天的陶弘景。他怅望着神仙所居的“层城”，触景生情，随便地为自己取一个“华阳洞天主人”的别号，并将它署在自己做的小说《西游记》上，虽然有点儿跅弛和滑稽，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刘怀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