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与《西游记》

《西游记》不但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瑰丽神奇的珍宝，也是世果文学宝库中現丽神奇的珍宝，其人物孙悟室、唐價、猪八戒、沙俏不相在中国妇糯皆知，其中的一些精彩故事如大闹天官、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等，更是以各种形式“飘洋过海”，受到了世界各歐人民的欢迎。

一、吴承恩其人其事

（一）科举难“举”

吴承恩,宇汝忠，号射阳居士。明代山阳县人(现淮安市淮安区人)。吴承恩的曾祖、祖父都是读书人，并做过县学教官，虽然生活清贫,但还有点身份。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宇廷器，因家贫只上过社小,念完简单的蒙学便辍学了。后来，他与一徐姓小商人结婚,徐家几代以经营花边彩线的小店谋生，吴锐婚后就承继了徐家的家业。

吴锐为人忠厚老实，不喜与人计较，多缴赋税、多当了差乃至被衙役敲榨勒索,也常常忍气吞声，以致邻人都把他当呆子。吴锐买卖之余,总爱抱着古书阅读，“竟日不休”。有趣的是，吴锐有时却喜欢“譚时政”，而且“意气郁郁”“颇多不平”。

吴承恩大约生于明正德元年(1506），少年时的昊承恩有时故人骂为“痴子的儿子”，吴承恩对父亲的“病态”也是很以为耻的，这也刺激了他发愤读书，企望通过科率非作为进身之阶，以政变受人欺辱的状况。

明代的淮安官商云集，亦儒亦商的人家很多。这里，我们要提一个人，因为他与吴承恩的关系很密切，对他的人生影响也很大。这个人就是吴承恩儿时的同学、后来的儿女亲家沈坤。沈坤也出生在亦儒亦商的家庭，沈坤的父亲经商赚了钱即购书籍，努力培养儿子读书，像吴锐一样希望儿子在科举上有番作为，从而改变门庭。沈坤与吴承恩是一对要好的同学与朋友，可在科举与仕途上，却一个飞黄腾达，一个步履艰难。沈坤果然如他父亲所愿，于嘉靖十年(1531)考中举人，又于二十年(1541)考中状元,后来官至国子监祭酒。吴承恩却不同了，他在科举考场上可以说是连连败北，而且，他的许多同乡好友，如朱日落、李春芳、张倪等都陆续地在科举上取得各不相同的成功，进人仕途，而吴承恩却空怀壮志，寂寞乡里。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吴承恩大约在嘉靖五年(1550)时 与夫人叶氏成婚,叶家为淮安名门贵族，叶夫人曾祖辈、祖辈叶淇、叶贽曾做过尚书、侍郎的大官，如此好的“人脉”，可惜吴承恩却并没能利用它给自己带来些“仕途”上的好处。

那么，是不是吴承恩智力上有问题呢？不是的，吴承恩确实是很聪明的！但他的“缺点”在于他“才不正用”。英国小说家福斯特曾半开玩笑地说过，“天才总考试吃瘪”。在西方人看来，只有艺术的领域中才有天才，因为天才的特征就是独创性，是想象力与理解力的协调。福斯特的话移赠给吴承恩可能是很合适的。从少年时开始,吴承恩就对科举之外的神话传说之类的杂书表现了极大兴趣，他在《禹鼎志序》中就曾这样说“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官，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过,回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可以想象，像这样一个“心喜旁警”、醉心于趣闻佚事、旁求杂收的人，考起必得“中规中距”的科举来能不失败吗？虽然这些失败对吴承恩的打击是沉痛的，但从长远水看，这对这位天才的成长却是有益的。吴承恩“几贮满胸中”的神话传说，他神妙的文笔，都注定将在未来、在小说创作的领域中放出耀眼的奇光异彩!或许,对吴承恩最沉痛的打击还在于，他难以面对对自己仕途抱有热望的父亲。嘉靖十一年(1531)，他的父亲亡故，吴承恩痛心疾首，抢天呼地，打破成规为老父撰写墓志铭：“乌乎！孤小子承恩不惠于天,天降严罚,乃夺子父。”吴承恩的父亲去世时已属高寿，但吴承恩仍然耿耿而不能原谅自己。

在这一段艰难的岁月里，有两件事值得一说：第一件是吴承恩进入了时任淮安知府葛木办的龙溪书院当了高材生，继续发奋攻读,准备再次应考。葛木是一位比较亲民与关心教育的官员。吴承恩后来曾在《祭卮山先生文》中曾感念葛木：“昔人有言：感恩易尔，知己实难。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迂疎漫浪，不比数于时人，而公顾辱知之;泥涂困穷,笑骂沓至，而公之信仆，甚于仆之自信也。”第二件事是吴承恩写了不少帮闲应酬的文字。他为当时的漕督唐龙、周金等人的母寿、升迁写过应景文字，为丢官的张景华归田也写过应景文字，他与淮安的几任知府如葛木、孙继鲁等都有诗文赠答，甚至还有一些外地的名达,如南京的徐天赐(徐达的后裔）杭州的两淮盐使黄日敬等还曾请吴承恩为他们的著作作序。有时这些文字不能署上吴承恩的名字，吴承恩也乐意为之,因为这是他的谋生之道。还有,吴承恩对神话小说的兴趣一直不减,失传的《禹鼎志》也是在这时完成的。然而，吴承恩的诗文作得虽好，却无助于“正经”的科举仕途。这一时期，吴承恩主要生活在淮安，心情自然免不了苦闷，但他却又清高孤做，甚至也像许多封建时代的文人那样流露过想当隐士山人的意愿。

(二)岁月蹉跎

嘉靖二十九年(1550），吴承恩已经进人壮年，他终于挨得一个“岁贡生”。为了改变生活的境遇，吴承恩去京城想求个一官半职。

可在京都的半年里，他并没如愿，看够了他不喜欢的官场的势利，于是便又回到老家，以岁贡生的身份进人南京国子监读书，一边交接文友，一边等待机会。

当时的南京是风雅的都会，那里有不少能诗善画的名士贵族，吴承恩少时的朋友沈坤、朱曰藩也在南京做官，吴承恩到了南京便加人这些名士贵族的诗乐游宴的圈子。身份与物质条件上的悬殊，不能不使吴承恩常有一种内心的难堪。他在《圃棋歌赠鲍景远》中曾劝慰这位围棋高手说：“由来绝艺合烟霄，何事尘中犹布袍？愿尔逢人权放着，世间万能忌孤高。”这是在劝慰鲍景远，其实叉何尝不是在劝慰吴承恩他自己！

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寇搔扰，一直掠携到南京，这班文人名士的诗乐酒宴再无法继续下去了，吴承恩不得己回到淮安，过着默默无闻的隐士般的生活。科举失败，生存奔波，使他对人生与社会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功名富贵自有命，必欲得之无乃痴”，他看开了,然而“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他难改的还是骨子里的那股狂傲之气。“问愁何以扫，杯斝能扫除”，然而,杜康真的有如此神效？这一时间，他还柬汰《花间集»与《草堂诗余》,编了本词集《花草新编》。

（三）天生我才

嘉靖四十年以后(约 1560),吴承恩的老友、在北京为官的李春芳得知老友潦倒的情况后便写信给吴承恩，敦促他再次来京谒选。李春芳的来信让吴承恩“死”了的心又“活”起来，并在其母的敦促下再赴京都，在吏部挂了个排队等官的号。又过了两年，李春芳已经是吏部尚书，帮助朋友此时是有心也有力，吴承恩于是谋得一个官位一—浙江长兴县丞。它相当于一个副县长，是个只管杂七杂人事情的“副职杂差”，可这对吴承恩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当时的官场是黑暗的。它需要的是顺时应势，人情练达，见风使船，迎逢欺压，而吴承恩从小就痛恨欺压百姓的官吏与走狗，景仰亲民为民的好官，而且作为“淮海名士”，他也实在缺少办理实际事务的经验，所以他混迹于官场，自然是要碰壁的！吴承恩在长兴县丞位上干了一年多，因与长官不合,结果被诬人狱。不久在好友李春芳的关心下，才案情大白，才得以释放。

不久，又被补授到湖北蕲春的荆王府任“纪善”。“纪善”为“掌讽导礼法，开谕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昭王善”的八品官，也就是教育小王子们的老师。这个职位 显然比县丞更适合吴承恩些。昊承恩在任“纪善”时与王子们相伴，与社会名流往来，少不了写诗作文。后来吴承恩思念家乡，决定辞官归回故里，以度晚年。

大约在隆庆四年(1570)，吴承恩回到了故乡淮安，直到万历八年(1580)逝世，再也没外出过。“穷而后工”。虽然这一段时间里，吴承恩的生活是比较贫穷的，但精神上他却比较自由，摆脱了科举的挫折与宦海的炎凉，遍尝过的酸甜苦辣、满肚子的“奇奇怪怪”，以及对社会现实种种不公 与黑暗的体验与理解，此时都成了他精神创造的宝贵财富。“天生我才必有用”。这时的吴承恩就如创作心理学所说“归回童心”，他的傲气、狂气、才气都自由地在他虚构的神话故事中纵横驰骋，他终于可以做他喜欢的事了。长篇小说《西游记»就是吴承恩晚年在家乡写成的。万历四年(1576)由吴承恩亲自教导的表外孙丘度考中进士,这也是晚年吴承恩的一件快事。吴承恩逝世以后，丘度将其舅公的诗文遗稿搜集整理成 《射阳先生存稿》,出资刊出，使吴承恩诗文得以流传后世。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不无偏激也不无灼见地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二者熟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吴承恩虽然一生坎河，无缘富贵，但他却以不朽的《西游记》,超越时空,获得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敬重。完全可以说，吴承恩是我们淮安人民最引以为豪的历史文化名人！

淮安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历史文化名人,于 1982 年在吴承恩的故乡淮安河下镇复建了“吴承恩故居”。现在，故居每年都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容们。

二、是吴承恩创作了《西游记》

明清时代，小说作为“闲书”虽受到了市民阶层的喜欢，但作者的社会地位却很低，小说面世时常不署作者，或者用假托的笔名。

《西游记》最早的刻本-—金陵世德堂本问世时就没有作者的署名，但在清初的一个翻刻本《西游证道书»上,却署上了“长春真人”的字样。长春真人即元初的道士丘处机。对于《西游记》的作者是元初道士丘处机说法，清代纪昀等人就表示了怀疑，他们认为《西游记》中多处描写的明朝的风土人情，而丘处机是南宋末代人,即明朝以前的人，怎么可能写《西游记》？ 尽管如此，此后几乎所有的刻本上还是署了“长春真人”字样。为什么会说《西游记》的作者是“长春真人”呢？

这里得介绍一下元代长春真人丘处机的事迹。丘处机是王重阳所创的“全真道”继任 领袖。南宋后期，由于丘处机全真教的实力与名声，不但宋朝、金庭都曾想招他议事，就连远在穷荒大漠中的成吉思汗也派使者前来传诏。出于种种实际的考虑，丘处机没有理会宋朝、金廷，却赴了成吉思汗之招，并对外宣称是“化胡”。金兴定四年(1220)春，丘处机以七十二岁高龄，带着他挑选的十八个弟子踏上征程，开始了艰难的西行。他们穿过蒙古大草原和沙漠，跨越阿尔泰山、天山、兴都库什山山脉，走过中亚异邦，行程万里，最后终于在今阿富汗境内追上成吉思汗的大军。成吉思汗三次召见丘处机，询问长生之事。丘处机以敬天、爱民、止杀进言，希望成吉思汗能内固精神，外修阴德,体恤民间疾苦,保护黎民生命。成吉思汗开了眼界,赐丘处机以“神仙”之名，又下诏让丘处机回去后掌管天下道教。丘处机的胜行弟子中，有一位颇通文墨的李志常，对丘处机的西行做了 详细纪录并将之整理成书，书名即为《长春真人西游记》,也简称《西游记》。后来这本《西游记》被收进《道藏》，但流传不广,就是道教中人也都只用其名而罕见其书，于是将小说(西游记）说成是证道书，并将作者署名为丘处机，显然他们是把小说《西游记》与《长春真人西游记》搞混了。

然而，作为小说家的吴承恩显然要比历史上的许多小说家幸运些,尽管当时正统社会还瞧不起小说,淮安人还是给了他应有的荣誉。在吴承恩逝世30来年后,淮安府重修了《淮安府志》，在“卷十九”《艺文志》中明确记载了一条：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

《春秋列传序》

《西游记》

虽然这条资料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三百年后，也就是约一百年前，两位现代大学者鲁迅、胡适对这条记载给子了应有的重视，他们经过研究,肯定了《西游记»的作者就是明代淮安的才子吴承恩。于是,此后新版的《西游记»上，都署上了“吴承恩”的宇样。

近来，学术界仍有人从全真教的线索人手，来否定吴承恩《西游记》的著作权，有的学者认为道教全真教经典《性命双修万神真旨»才是小说的原型，宋内丹学派创史人石杏林的八十一章五言绝句《还源篇》是唐三藏八十一难的原型，小说的要旨是表现全真教教义。有的认为今本《西游记》的作者是明万历年间居于江苏茅山道观的全真派道士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推断证据都有证据不足的先天毛病，说小说是证道书这恐怕也实在大有悖于文艺创作的常识,都不足以动摇吴承恩的作者地位。

首先,从时间上看。最早的《西游记》刻印本，也就是金陵世德堂本问世于明万历二十年，也就是公元 1592年,那么，此书的作者应该生活在这个时间的同时或之前，从这点讲，元代的丘处机与明代的吴承恩都有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但是《西游记》中多处描写的是明朝的风士人情，从这点讲，《西游记》的作者便不可能是元代的丘处机而只能是明代的吴承恩。

其次，从作者的身份与性格上看。《西游记》不是一般民间艺人(说书人)的作品，而应该出自一位正直清高又豁达大度 愤世嫉俗而又幽默风趣、阅世很深而又不失童心、极喜奇异而又极富文采、具有鲜明个性的书生之手，从这个角度讲，《西游记》的作者非“性敏多慧”“下笔立成”“复善谐谑”的吴承恩莫属！

再次,从语言学特别是音韵学的角度看,已经有学者令人信服的证明了《西游记》中大量地运用了淮海方言;而且，还从音韵学的角度对《西游记》中的韵类作了深人细致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西游记》语言韵类系统不是北方话，也不可能属于吴语，而只能属于淮海话(苏北北部的江淮话)。因此,从语言学，特别是音韵学的角度上看，《西游记»作者也非淮安人吴承恩莫属。

（胡  健  蔡铁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