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11-01 来源：
“瘟疫”与区域、灾害相关联。历史上淮阴地区属于洪水多发区，洪水肆虐之后，往往伴随“时疫”。民国之前，淮阴地区群众备受瘟疫摧残，官方对疫情的处置如隔离、赠药、施医等仍属于被动措施。梳理民国之前各类“时疫”的防治的很多做法，对当今和未来“时疫”的防范与控制当有一定的启迪。
中国位于东亚季风区，历史上一直就是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旱灾、水灾、蝗灾等多发。自南宋初年黄河夺泗夺淮以后，江淮地区水患肆虐，淮阴地区（包括今淮安市、宿迁市及连云港市灌云县等），及周边成为著名的“洪水走廊”。尤其是明中期以后，淮扬地区“河患频仍，民遭昏垫。称最苦者，如淮安所属山阳、清河、桃源、宿迁、睢宁、安东、盐城，凤阳所属泗州，扬州所属兴化、宝应，徐州所属萧县十一州县者，一望沮洳，寸草不长，凋敝极矣。”民国时期，河湖治理荒废，水利系统毁坏严重，水灾仍然频繁，据《中国救灾史》记载，1916年8月，江苏水灾，江北淮河、运河一带大水，灾区达34000方里。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更为严重的是自然灾害之后，瘟疫大面积蔓延，“时疫”之严重，人死之速，人死之多，极为罕见。《黄帝内经·素问》曰：“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势使然也。”这说明了古代医学思想中有关方域与疾病、疗法之间的关系。《医宗必读》引朱丹溪言：“东南之人，多由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世医得效方》言：“南北风土之殊，人物厚薄之异，北方土后水深，水性沉下，人体多实而少虚……南方属火，火性轻炎，人体多需而少实。”瘟疫与地域、环境、气候的关系，是中外古今医家都注意的问题。那么就水患频发的淮阴地区而言，历史上的大灾带来了怎样的疫灾？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研究历史上的“时疫”及其应对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一、“时疫”蔓延与灾民悲惨生活
1644年至1840年近200年时间，疫病流行多达245起，如：天花、伤寒、霍乱、痢疾、麻疹、鼠疫等。江淮地区瘟疫尤为严重，当地民众苦不堪言，城乡一片萧瑟。淮安著名诗人潘德舆在其《养一斋日记》中记载到：“道光元年辛巳七月十一日……时大疫流行，由江达淮，由春入秋，死者垒垒相望，……先是春夏间，或时疫右胁痛，或羊毛疹，汗下亦皆死，一变为‘麻症’，由于手脚麻至心即死，再变而为上吐下泻，手足厥冷即死。又闻摇头瘟、穿心瘟、‘烂肪瘟’、猴子瘟、兔子瘟，奇名怪症，种种不一。……以所闻见医者，卖药者，卖棺槥者，卖冥镪者，舁拔者，习阴阳者，皆积有利息者，奔走得意，而郡中死者殆以万计矣。”至民国时期，情况仍未有改观，甚至是更坏，“当时，天花、回归热、流脑等传染病几乎连年流行，常年发生。民国17年以后爆发黑热病，淮阴82%的村庄流行，户口感染率达83%，仅涟水一县就有患者25万人，死亡率再90%以上”。故有观点说，在历史上包括淮阴在内的整个淮北地区，对于国家的最高利益而言，属于“被牺牲的局部”。
民国政府不重视传染病的预防工作，又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在全国推行严厉的隔离措施，群众又不懂得预防隔离，各种传染病传播甚广，一些民间加入了对疫情的控制行动，如五港红十字会办了一个诊所，“主动深入四乡为小儿种牛痘，预防天花”，红十字会宿迁分会“备有各种药品，分赠给贫民”。这侧面反映出官方措施乏力，对疫情次生灾害控制效果孱弱。故在淮阴地区，传染病流行较为严重的种类就有天花、霍乱、回归热、麻疹、疟疾、黑热病等，“时疫”肆虐不止。“天花每3年流行1次，每次流行死人众多，如1929年的大流行，仅刘集乡北部的几个村、庄，就有1200多人发病，130多人死亡。史老庄30多户，发生天花70人，死亡13人。回归热年年有流行，家有1人发病，多会染至全家。1931年庄圩乡蛮圩邱庄一家3口人，均患此病而亡。霍乱一般是10年1次大流行，1921年、1931年、1939年、1949年在我县（泗阳）都有大流行。里仁、裴圩、众兴、老泗阳、洋河、黄圩流行严重，1931年那次，在老泗阳一处仅20天左右，就死100多人。”“本镇天花、伤寒、霍乱等症流行很快，数日已蔓延全镇，染者数十人，已死去妇女小孩十余人。”“沭城近来流行痧子、霍乱等时疫症，南关镇桥西街，有个女学生得霍乱一宿就死了”，“民国21年，18天西南风，天气异常热，霍乱流行，双沟1天死48人”。“卢圩、周楼等八乡害病、出疹、脑膜炎达607人，其中死35人。”据统计，当时淮海地区“脑膜炎、回归热、肺炎、天花、麻疹等疾病流行，由沭阳、宿迁、泗沭、涟水四县1480病人，扩大到东海、灌云两县，共4767人生病，死者由329人增加到1013人，其中沭阳最多，有3789人，病死754人，钱集区1119人得病，已死222人。”此外，还出现叫“冬瘟”的时疫，“初得头痛恶寒，一天后，就发火、头昏，睡倒不能起床，满身发汗，再发展重就不能说话了”2。黑热病更为严重，蔓延更快，1931年林嘉美（Dr.James Woods St.）与钟纳生（Dr.L.Nelson Bell）撰写的《仁慈医院治疗卡拉阿差之简略报告》载：“卡拉阿差Kala-azar（俗称痞块）一症，频年盛行于本区，猖獗为患，尽人皆知，历来因缺乏本病之认识及适当之治疗，故大抵一任其侵袭，而不加抵御，贻害之深，资难言宣迨。”“就淮阴地区而论，患此病者已不下10万人，且每年递增”。清江浦设立的黑热病研究机构对曾“以极精密之方法，在十个村庄内施行调查，计982人中，患黑热病者达242人，占总人口24%”。
总体而言，清末至民国时期，淮阴地区对传染病危害有一定的认识，疫情爆发时也能采取相对应的一些措施。但总的来说，卫生观念模糊、医疗基础条件差、防疫知识匮乏成为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根本原因。1898年，美国基督教淮阴教会在清江浦老坝口鸡笼巷内造房数10间，礼拜聚会，并开设西医门诊所。“美国长老会在清江浦也设立麻风诊所，收容量30名。”“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派卫署科长姚永正……于明日抵浦……研究院址已定前民众医院内。注重研究，而不重治疗。关于黑热病之治疗方面，除少数实验外，其余仍请仁慈医院减费治疗，体恤民众疾苦。”省立淮阴医院在1948年上半年，“施种牛痘疫苗3126人，霍乱预防接种1461人。”81947年成立的淮阴公医院除了对“黑热病、雅司病等地方病进行治疗外，还开展灭虱治疥工作”。即便如此，“时疫”控制也较为有限，当时淮阴地区实力雄厚的苏北国际和平医院，也仅有“护工80人，钢丝病床250张”，救治力量非常有限。
二、“时疫”控制与驯化
《说文解字》曰：“疫，民皆疾也。”历史上，淮阴地区“时疫”之灾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时疫”不仅对身体造成影响，对心理冲击也颇大。而传统中国没有为民众健康负责的未雨绸缪的预防意识，民众亦没有需要政府负责的诉求，其时国家对民众的责任更多体现在水旱灾害救济上。”10对于灾害之后，疫情再次造成的伤害，帝王往往下诏罪己。如《后汉书·顺帝纪》载：“先帝圣德，享祚未永，早弃鸿烈。奸慝缘间，人庶怨读言，上干和气，疫疠为灾。朕奉承大业，未能宁济。”《后汉纪·卷十八》载：“朕以不德，统承大业。虐气流行，厉疾为灾。重以水潦，秋稼漂没。”但仅仅“罪己”根本不能抑制灾情，对于疫情的控制，仍是中医的传统模式。
（一）中医对“时疫”的认知。吴鞠通出身书香门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吴鞠通‘医德论’明确了医者的医德规范和价值标准”，面对瘟疫的频发，促使吴鞠通对温病发病、诊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与《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淮地医家推吴鞠通为宗师，其在淮影响甚大。此后，很多淮地医家研究温病，张安堂著《温湿条辨》，曹策安著《温病条辨汤头歌》，高行素著《温病条辨拾遗》《广温热论提要》，李厚坤著《温病赋》《温病汤头歌》，王景和撰《斑疹论》等。
由此，在淮中医对治疗时疫颇有认知。如沭城徐介延、沭阳颜集方丹仙擅长“四时杂感”，沭阳章集的沈植苞、灌南新安赵亚伯“尤以疹痘见著”。沭阳张圩张安堂、沭阳高墟陶庭方“尤以温病见长”。沭城张汉自制“桐油膏”治疗臁疮，“三黄二白”治疗黄水疮，噪于时。涟水石抚生“善治暑湿、伤寒”，涟水曹策安“擅长时症治疗”，“每日诊病百人，屡挽沉疴”。灌南新安段少伯“对时疫病症很有见地，惯用大黄攻下法”，创制小儿黄雅丹水丸，专治小儿实热、腹泻，疗效甚佳。灌南新安赵和尚专研针灸，“使数百名霍乱者喜获再生”。王景和从淮城王沛霖学习中医，治疗“对口”“疔疮”“喉痹”有丰富的经验。淮安县（今淮安区）高行素“尤善治温病”，高映青“擅长治疗温病”“伤寒杂症”，淮安河下曹映台以“治疗儿科痘疹等疾病为擅长”，河下章相侯“精于治疗伤寒病”等等。
（二）中医对“时疫”与驯化与救治。虽早在明清时期，西方医学一开始传入淮阴地区，但至民国时期，“时疫”的防治主要依赖中医。近年来，中国传统疗法逐渐抬头，而且不限于华人社会。一些传统的技术如针灸、按摩、推拿等在世界各地成为兴盛的“另类”医学，在欧美，不少医疗保险也将这些疗法包纳在保险政策里，说明西方社会已承认这些疗法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疫情的处理，中医仍居中药地位。在麻疹防治方面，各防疫站有重点地“试行了紫草根煎汤服用”，“沭阳县132名易感儿童服用紫草煎液后，免疫效果达93%，清江市138名易感儿童服药后，持续观察一个月，出麻疹的仅21人。”对于乙型脑炎，“治疗以中医为主，西医予以密切配合，效果很好。根据涟水县3个点来看，治愈率高达90%以上，采用方剂达20多种，掌握了辨证施治灵活运用的原则，以疏表、宣肺、清气、益津、清营、透邪、熄风、滋阴八法，错综变化来施治。”为应对天花流行，除积极抢救外，还研究出预防的办法：“用绿豆、黄豆、红小豆、银花、甘草五样一起熬水喝，可解毒”。1965年春，流脑大流行，对“苗头病人”，除服用西药外，还“动员群众吃生大蒜，用盐开水漱口等方法进行预防”。也有“采用薄荷喉片喝含碘喉片预防”。1957年，沭阳县人民医院使用中药“白虎汤”加减治疗乙型脑炎效果明显。
在各类传染病中，最令人困扰的是麻风病。《黄帝内经》曾提及“大风”“厉风”，《论语·雍也》篇言“伯牛有疾”，“或以为伯牛所患的是癞疾，又有人以为伯牛患的是麻风病。”古代中国称作“大风”“疠”“癞”的疾病，清代晚期医学家中心分析后，认为他们就是一种叫“麻风”的疾病。物疗法。《黄帝内经·灵枢》提出了不同的针刺疗法：“素刺其肿上，已刺，以锐针针其处，按出其恶气，肿尽乃止。常食方食，无食他食。”葛洪提出用药酒治疗癞病，此方法是用就泡大腹蛇，用小火温，然后取蛇一寸许，和以腊月猪膏，外敷疮癞。在大风和疠、癞漫长的历史上，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疗法：针刺和利用草药和矿物的药。刘完素建议的疗法包括针刺肌肉百日、灸法，并服用桦皮、甘草、杏仁、枳壳、大黄和皂角刺熬制成的药。张从正偏好的方法是用药让病人在密室中大出汗数次。但是，这些中医古法仍无法消除麻风病的困扰。
三、对当下及未来疫情防控的启示
疫情从来不会停止肆虐，麦克尼尔说：“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同在，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后疫情时代”的说法，指受到不确定因素影响，疫情仍会发生起伏，并对各方面产生影响的情况。为此，我们必须深刻思考，鉴往知来。
（一）以人为本，加强“时疫”的前期研判。中国早期就有公共卫生的预防疾疫意识，官方注重对疫病进行提前预防，会在疫病高发季节进行赐医赠药，尽量避免疾病的大规模流行发生，并开始设置相关的机构。如秦朝时，群众一旦患疾，便会被处死或被强制收治。之后出现专门性的隔离病坊，如隋代的“疠人房”，唐朝的“悲田养病坊”，宋代的“安济坊”“慈幼局”，明代的“惠民局”“药室”，清朝出现“普济堂”“军医院”，民国时期的“红十字会”等为需要帮助的百姓提供救治与帮扶。
近年来，新的“时疫”肆虐接踵而至，如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2003年“非典”疫情、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仍对社会造成重大冲击。由于公共卫生事件成因复杂、传播广泛、危害巨大，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恩格斯曾言：“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要多得多。”人类在历次“时疫”大流行中受难，关爱人类生命，关注人类身体健康，探索人类应对瘟疫的经验教训，希冀对防治疫情有所献言，就需要对“时疫”的研判需要融入人文思维。梁其姿在2021年“医疗社会史专委会年会”开幕式上致辞，强调医疗史研究与其他专业的紧密关系，她说：“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一定是跨学科跨文化的，必须结合政治史、社会史、制度史来展开，一定要照顾不同的文化面，如身体史、性别史、社会阶层史、族群史等；新冠疫情也提示大家，不仅要关注医学知识与公共卫生政策，也要考虑各类信息传播对疫情防控的影响，更多关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依靠群众，扩大“时疫”控制力的基础。中国自古就有重民的思想，充分认识到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尚书·五子之歌》载：“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孔子也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梁启超认为：“孟子言政治，殆不出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两者之范围。质言之，则舍民事外无国事也。”荀子继承孔子“爱民、重民”思想。他说：“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孔、孟、荀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重民”思想与愿景。受儒家重民思想的影响，历代王朝都相信只有赢得民心，才能维系统治，促进社会的安定。
与瘟疫等灾害斗争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如何减少和消灭疾病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依靠群众采取必要系列措施才能控制疫情蔓延。毛泽东在《送瘟神》中道：“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这充分说明了在“时疫”防控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关键。
（三）防患未然，发挥公共卫生服务保障功能。新冠疫情造成全球22500多万人被感染，463 多万人不幸亡故，显现人类生命的脆弱。因而以“护生”为使命的前期预防工作尤为重要。《道德经》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周易正义·乾·象辞》也讲：“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事物相生相克，对灾害要做到防患于未然，才能有效规避风险。懂得爱护生命、多方面关注生命显得尤为重要。
疫情的爆发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将瘟疫的方方面面了解透彻，就加要强公共卫生的透彻了解。统筹好公共卫生的服务功能，是疫情防控中紧密政府和群众的纽带。要做到对疫情的未雨绸缪，政府需要完善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群众需要牢固树立公共卫生意识，处理好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在疫情来临，灾难发生时，为减少瘟疫的破坏，我们不断探索，让我们免受、少受瘟疫祸害。
（作者：周宝银 陆志群 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