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百废待兴的华夏大地上，一场围绕京杭大运河的蓝图正徐徐展开。这一年，国家大运河建设委员会成立。次年4月，江苏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应运而生，一场系统性整治运河的战役就此打响。

翻看泛黄的《江苏省大运河工程规划》，苏北运河的窘境跃然纸上：里运河老河道蜿蜒曲折，窄处仅能容两船谨慎交会，沿途跨河桥梁低矮密集，两岸石驳岸与民房几乎贴着水面，年久失修，运力捉襟见肘。而随着沿线煤炭、粮食、建材的运输需求连年攀升，这条千年水道早已不堪重负，全面整治，迫在眉睫。

为何要撇开千年里运河？

当规划人员将目光投向淮阴（今淮安）这一段时，一道难题摆在了案头。方案有两个：一是沿袭旧路，直接将里运河老河道拓宽浚深；二是在市区南部，大胆地新开一条笔直的运河。

主张老路拓宽的人并非没有道理，它沿着既有河槽，似乎能省下征地之烦。但随着勘察数据的累积，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坚定。里运河穿城而过，两岸已是商贾辐辏、人烟稠密的市区，若拓宽，需拆除大量的跨河桥梁和沿岸设施，涉及房屋拆迁25500多间，水下土方量巨大且施工期间必然阻断水陆交通，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生活扰动，将是一笔难以承受的账。

正是这份理性与远见，让决策的天平最终倒向了“新开辟”。新线路西起淮阴县杨庄公社，南至淮安县盐河公社杨庙村，全长17.06公里。它巧妙地与主城区保持着恰如其分的距离：既不远，便于城市依河而生；又不近，免去了大拆大建的阵痛。这条选线直、航程短，不仅利于航运本身的效率，更为未来港区扩建、产业布局以及整座城市向南舒展筋骨，预留出了无比珍贵的战略空间。一场与河共生、向水而兴的历史性奔赴，就此拉开序幕。

汗水浇筑十七公里新河床

1959年7月4日，淮阴专区大运河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淮阴地委第一书记孙振华亲自挂帅，任指挥兼政治委员，党组织把最硬的担子扛在了肩上。9月22日，大运河工地党委组建，一场声势浩大、由十万名建设者组成的人民战争，即将在淮阴城南的旷野上打响。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又异常艰苦的秋天。档案资料显示，省、专区、市三级指挥部对民工的保障事无巨细，从粮、油、日用品的供应标准，到劳动工具的配给，都有明确指令，目的只有一个：让流大汗的兄弟姐妹们吃饱、穿暖，有气力扑在河工上。

江苏省大运河工程规划书影

与此同时，一项细致入微的保障与协调工作也在同步展开。新河道沿线的少量搬迁群众，同样以朴素的行动让出了土地，支持着国家的宏伟工程。正是这份和谐，为挖掘机的缺位、几乎全靠人力的施工，创造了至关重要的社会环境。

工程原计划于1960年6月竣工，但因费用紧张，指挥部发出了一道现在看起来近乎严苛的命令：工期大幅压缩，主体工程必须在1959年底前基本拿下！十万民工与技工云集，工地上没有现代机械的轰鸣，有的是号子震天、铁锹翻飞、独轮车穿梭如流的壮观景象。深秋，他们蹚着透凉的泥水；初冬，他们迎着凛冽的寒风，一锹一锹，一担一担，硬生生在大地上撕开一道新的口子。

那是血肉之躯与时间的赛跑，是集体意志向自然条件的叫板。奇迹，在挥洒的汗水里一点点成形。1959年12月末，在十万双勤劳之手的日夜奋战下，城南大运河的河道主体工程提前保质完成。当最后一锹土被抛上高高的堤岸，一条笔直宽阔的新河道，已静静躺在苏北平原的胸膛上。

一泓碧波，重塑一座城

1960年10月1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随着水闸缓缓开启，大运河水奔涌着注入这18.94公里的新河床，城南大运河正式通航。它带来的最直观变化，是京杭运河苏北段的航运能力极大跃升，南来北往的船队告别了里运河的逼仄与弯绕，在这条宽阔顺直的新动脉上，将煤炭、砂石、粮食与工业品输送到更遥远的地方。淮安，作为水陆要冲的枢纽地位，因此奠定得更加坚实。

如今的城南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走向图

然而，这条河的馈赠远不止于运输。它像一条碧绿的动脉，连起了沿线密如蛛网的农田灌溉水系，在旱季引来甘霖，在汛期又能高效分洪排涝，将水患变为水利，默默地庇护着两岸的万顷良田。

更深远的影响，写在了城市生长的肌理中。淮安城没有因运河的改道而失落，反而轻盈地跃过老城区的边界，沿着这条新开辟的河道向南舒展，港区扩建，厂房林立，一个依托大运河的现代产业带渐渐成型。昔日新开的河，长成了城市崭新的骨架。

大运河淮安段

六十余载风雨兼程，当年工地上震天的号子已消散在岁月深处，但那份敢于在千年古河道旁另辟新路的胆识，那十万名建设者以汗水和牺牲浇筑的河床，已化为这座城市沉静而奔流不息的血脉。

今天，当我们站在城南大运河畔，看千吨船队缓缓驶过落日长河，耳畔似乎仍能听到那激荡在1959年秋天里的、属于一个时代的回响。这条河的故事，是一群人、一座城与一个古老国家的梦想，在桨声灯影里，缓缓流淌向未来。

（作者：朱维明，文章来源：“中国大运河”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