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新四军三师按照命令，向就近城镇和交通枢纽的日伪军受降。新四军在9月6日解放淮阴城后，于15日包围淮安城，最终在9月22日攻克号称“铁打的淮安城”，淮安城迎来第一次解放。而我当时就在被包围的淮安城中，亲身经历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真实“围城”。围城中的诸多细节，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些背后深层次的缘由，直至我长大成人后才逐渐明晰。

淮安城第一次解放（张爱萍摄）

一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夕，原本驻扎在古城淮安的一小股日军，前往陇海线上的海州，准备集中到徐州向国民党军队缴械投降。而城中的伪军，接到重庆方面密电后，摇身一变，换上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原地待命，坚守城池，等待国民政府收编，一夜之间，从“汪家军”变成了“蒋家军”。与此同时，驻守在苏中地区的新四军部队，接到党中央的命令，要求迅速扩大解放区，从日伪军手中夺取“两淮”，将苏北与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当时淮安汪伪军城防司令吴漱泉（外号“吴独膀”）被收编为国民党旅长，他凭借4000多名伪军，死守淮安古城，死不投降，将城中两万多居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淮安城战斗要图

那时，我年仅10岁（虚岁），被困城中的种种往事，至今仍清晰如昨。从关城门算起，前后长达30多天。在这期间，全城商店关门歇业，商人停止交易，学堂停课，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街头巷尾到处修筑了碉堡，设置了暗哨，满街都是巡逻的保安队。每天只有上午九点起的两个时辰，允许居民出门取水、购物。说是购物，实则城中早已断粮，无处可买，淮安俨然已变成一座“死城”。老百姓出门张望，满心期盼着有朝一日城门大开，能给大家一条生路。

我家当时有父母和六个孩子，已把仅有的一点米和面吃光后，只剩下一点玉米，可城中没有地方加工磨面，无奈之下，只能在锅里炸爆米花，再煮成爆米花汤勉强糊口。多日没有蔬菜吃，全家人都上火。没办法，我和姐姐只能趁着允许出门的时间，到城边的菜地里，捡拾被丢弃的辣椒叶、莴笋叶，回来掺在爆米花汤里一起喝。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城外的农民无法进城来各家担粪水，城中家家户户排泄的粪便，装满小小的便桶后，只能任由其外溢。一时间，家家乃至满城臭气熏天，苍蝇乱飞，疫病横行。很多百姓生病了，缺医少药；有人去世了，买不到棺木，更无法下葬。正值初秋时节，大家都担心瘟疫一旦流行，全城百姓将无一幸免。

1945年的淮安城内街巷（图片来源：淮网）

听说当时守城的伪军起初还能吃上两顿窝窝头，没过多久，就只能每天喝两顿玉米面糊了。到后来，他们竟跑到城里有点名气的大户人家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甚至绑“肉票”，趁机大发横财。在此期间，城外围城的新四军每天都对守城的伪军展开政治攻势，用土喇叭高声呼喊：“优待俘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鬼子投降了，不要再为谁卖命了”…… 还让城头上的“二皇”（伪军）用绳子放下篮子，给他们送白面馒头、红烧肉吃，以此动摇伪军军心。9月6日，新四军攻下了清江城，全歼守城伪军，击毙了顽抗到底的师长潘干臣。淮安守城的伪军最怕新四军夜间发起攻击，所以夜晚防守最为严密，白天相对松懈一些。

新四军攻城部队，于9月22日上午十点，发起了对淮安城的总攻。在这场真正的“围城”之战中，潜入淮城督战的国民党“两淮督军”李云霈也被乱枪打死，还活捉了躲在老百姓家灶塘里的国民党候任淮安县长牛作善。被“围城”一个多月的淮安老百姓，终于重获解放，迎来了新生。

二

淮安城解放后，淮城的百姓欢欣鼓舞，到处传颂着攻城战斗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感人故事。围城期间，城外周边的老百姓齐心协力，奋力挖了30多里长的排水渠，引排放干了护城河中的水，为部队攻城扫除障碍；运河堤上的几十家百姓，为了支援部队，不惜牺牲自己的房屋，让部队在屋顶上搭建高于城墙的碉堡平台，以便在攻城时压制城墙上敌人的火力点；新四军突击队员为了制作攀城云梯，采用土办法，先测量城墙砖块的厚度，再躲在掩体后面，仔细数着城墙有多少层墙砖，加上砖块之间的接缝厚度，从而精确得出城墙的总高度。听闻伪军首恶分子在城中欺诈百姓、屠杀革命志士的罪恶行径，老百姓无不义愤填膺。围城中，一些一贯欺压百姓的伪军军官，以搜查“共匪”为名，绑了200多名“肉票”，敲诈大批钱财；国民党“两淮督军”李云霈，见守城无望，竟在新四军攻城前一天，下令用机枪扫射，残忍杀害了关押在县政府大牢内的所有共产党人、进步青年和无辜百姓，多达200余人。

淮安解放后的街头宣传画

攻城结束后，新四军大部队向北乘胜追击，共产党地方武装接管了淮安城。不久，县委书记李锋、县长赵心权在鼓楼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公审汉奸卖国贼县长沙贵章和保安队长高必发，公审结束后，立即将他们绑赴刑场枪决。我出于好奇，跟随浩浩荡荡的人流，一直来到西门外的一个乱葬坑前，远远地看到汉奸被处决后，才又随着人群回到城中。人们奔走相告这一大快人心之事，我回到家，也迫不及待地向家人诉说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至此，“围城”30多天所带来的一切阴霾，一扫而空。

三

还有几个“围城”小插曲，让我终生难忘。

我二叔原本是抗战老兵，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战地记者，经常出入淮安城。没想到，被候任的国民党淮安县长牛作善盯上，诬陷他“通共”，将其关入县政府大牢。李云霈下令机枪扫射牢房时，二叔躲在一个角落里，藏在死人堆里，才幸免于难。新四军进城后，牢门大开，二叔突然出现在家人面前，全家喜极而泣。

新四军进城了，家家户户都要交出“违禁品”。我家交出了一面膏药旗和一张汪精卫画像（在那个年头，规定家家必须挂汪精卫像，节日时门口还要挂日本太阳旗）。接收的一个战士开玩笑说：“你们姓汪，汪精卫不会是你家亲戚吧？”一句玩笑话，吓得我们冷汗直冒，连忙说道：“这个玩笑可开不得！”  

1945年的淮安城楼（张爱萍摄）

新四军攻城时，正好是城内人可以出门“放风”的时间。那天恰逢中秋节，我刚从家里走到大街上溜达，突然间枪炮声四起，我几乎是在枪林弹雨中拼命往家跑。可到家时，大门紧闭，我怎么也进不去。无奈之下，我索性躲在门洞里，探出头看着街口碉堡中射出一串串火舌。不久，爸爸贴着墙从后院来给我开了大门，我们抱着头，贴着墙回到后院家中。忽然，看到院中心一堆毛豆壳上，落着一枚手榴弹，一家人顿时惊恐万分，担心它随时会爆炸。于是，我们用桌子顶着门，桌面上又堆了厚厚的被子。两个时辰后，当听到阵阵冲锋号声，我们知道新四军已经进城了。没过多久，就有当兵的挨家挨户敲门，告诉我们淮安解放了。一个战士告诉我们，敌人当时慌了神，那枚手榴弹没拉线就扔了出来，否则我们家可就危险了。听到这话，我们全家都松了一口气，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段“围城”故事，它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成为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记忆。

（作者：汪性颖，文章来源：“方志淮安”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