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是洪泽湖东部、草泽河南岸、万集大桥东侧的一个普通村庄，这里的人们习惯将春节称为“过年”。1978年过年前，我兴冲冲地从学校捧回了一张“三好学生”奖状，被父母亲郑重其事地贴在了堂屋的山墙上。这时候，家家户户已经在有条不紊地忙年了。

一

年味渐浓的重要标志就是杀年猪。

猪圈里那头壮实的土猪，那几天大概一直在犯嘀咕：最近它已经听到过好几回同伴的嚎叫，而自己的伙食标准却陡然提高了，主人还不辞劳苦地把猪圈认真打扫了一遍。直到它猛然看到表情暧昧的主人带着两三个陌生人出现在猪圈外，一下子就什么都明白了。于是，它负隅顽抗、左冲右突、呼天喊地，最后还是寡不敌众、束手就擒。

孩子们跑前跑后、欢天喜地。他们热切关注着由动到静、由黑变白、化整为要的杀猪过程和杀猪匠那套造型各异的专用工具，以及将要成为过年特有玩具的猪尿泡，而对接下来那顿丰盛味美的杀猪菜似乎并不十分在意。正是在这种“实境课堂”中，他们对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死猪不怕开水烫”“杀猪捅屁股一一外行”等民间俗语，有了最直观的感受和理解。

其实，那时候的公社社员，每天“日未出而作，日已落而未息”，干完了生产队的集体农活，再回家收拾家前屋后，稍有空闲还要去捞鱼摸虾，忙碌一年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因而过年又常常被称为“年关”。就杀年猪而言，一般人家都是与儿女嫁娶、老人过寿等“大事”结合在一起的，纯粹为过年享用的寥寥无几。有的人家为了弥补亏空，杀年猪后会拿出一部分肉，卖给没杀年猪的庄邻，随便人家什么时候给钱。

二

如果说杀年猪还是部分人家的事，那么，蒸馒头就是家家户户都要做的事情了。那时，人们普遍相信，过年时馒头蒸得好不好，直接影响来年的运气。所谓“不吃馒头‘蒸’口气”，正是这个意思。

当地的馒头，其实分两种，一种是实心的，即真正的馒头；一种是有馅的，其实是包子。受经济条件限制，一般都以蒸馒头为主，以蒸包子为辅。从发面到做馅，从做馒头到包包子，从蒸馒头到蒸包子，有着非常严密的步骤和程序。特别是发面，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主妇，内心也难免有几分忐忑。而蒸的时候，锅里放多少水、蒸屉和笼布如何摆放、炉膛里火烧到什么程度、蒸多长时间，都要把握得恰到好处。如果第一笼蒸得不够理想，要立即在某些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

锅屋里蒸汽弥漫、香味四溢。新出锅的馒头、包子被陆续放到竹匾、簸箕里。经不住诱惑的孩子一过来，大人赶紧拿一个包子将其打发走，生怕孩子口无遮拦，说出什么不吉利的话。亲戚、邻里之间既相互帮忙，又互当评委，他们会从各家馒头、包子的色泽、式样、手感、口感等方面，给出恰当的综合评判。那些新进门的媳妇只要经受住这个“大考”，基本上就能在婆家乃至整个生产队里站稳脚跟了。

三

年根这段时间，我的大姐是一位非常吃香的大忙人。她是生产队里唯一的裁缝，她的那台熊猫牌缝纫机，是父母下狠心筹足了钱，又托南京亲戚费尽周折才买回来的。

那年头，一般人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孩子则是“大穿新，二穿旧，三穿破衲货”，过年能在旧棉袄上加一件新褂子就很不错了。因而大姐许多时候并不是在做新衣服，而是在改或补旧衣服。所谓“改”，就是以大改小，以长改短，或者在旧衣服上加一截袖头或裤腿，或者春秋天将旧棉衣里的棉花取出，改成夹袄、夹裤，到冬天再恢复成棉袄、棉裤。所谓“补”，通常是补破旧衣服的肩膀、袖口、肘部、屁股、膝盖等部位，有的衣服已经是补丁摞补丁，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衲货”。好在大姐这里有不少边角料，不管是“改”还是“补”，总能让人满意而归。

但凡过年做新衣服的人，都急等着将衣服穿上身。如果是姑娘、小伙结婚的新衣，更不能有半点耽搁。毕竟这是终身大事，况且人家早早就把喜糖送来了。因此，大姐的缝纫机每天都要“笃笃笃”地响到半夜。有的人怕别人插队，便一直坐在缝纫机旁等待，有的衣服试穿时腋窝口袋不够合身，只能等到节后再处理了。到了年三十晚上，大姐的两眼已经熬得通红，该做的衣服还没有做完，而大年初一是不能动剪刀的，于是只好与人家商量尽量赶在人家节后家里办事或走亲戚出礼前做好，实在不行，还有一个救急的办法，就是借别人的新衣穿一天，先把场面应付过去再说。

四

赌博实在是一种社会陋习。但那时候过年，赌博又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

在朴素的农村人看来，他们那种输赢不大的“小玩玩”，只是一种难得的消遣、娱乐，根本算不上“赌钱”。当然，十里八乡总有一些不务正业、嗜赌如命的人，有的甚至为此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所谓“倾家牌九，送命骰子”，就是针对他们而言的。这些人一旦被警方抓住了，不但要没收全部赌资，有时还要被拘留。从此，这些人就成了长辈教育晚辈的反面教材，他们很长时间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来。

五

孩子除了吃和玩之外，年前还有三个“规定动作”必须完成:一是理发，二是洗澡，三是爬门头。

理发好办。生产队里有专门的剃头匠，长年负责为男女老少理发，最后折算成工分。年底理发虽然比平时忙一些，但孩子理发，“咔嚓咔嚓”三下五除二，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就理好了。而下一回理发，必须等出了正月以后。

洗澡要复杂一些，必须到万集街上唯一的澡堂。父亲带着我穿过拥挤的老街，进入更加拥挤的澡堂，好不容易等到一个位置，赶忙脱了衣服放好，穿上木制拖鞋，迂回穿插到已经人满为患的浴池里，总之，这是整个冬天最重要的一把澡，也是洗得最马虎的一把澡。

爬门头必须在除夕的晚上进行。门就是自家堂屋新贴了对联的木门，背后从上到下有几根横木，中间还有门闩。老人说，孩子三十晚上爬门头，爬得快长得快，爬得高长得高。孩子多的人家，兄弟之间还要进行比赛。我吃了年夜饭，在压岁钱的激励下，就开始爬门头。因为是土坯草房，门头高度非常有限。我抓住门后横木，两三下就爬过了门头。父母一边看着我爬，一边欣慰地说了许多喜话。可惜我年年爬门头，年年长个头，最终却没能长得又高又大。

六

乡间有句老话:孩子讨人嫌，打一顿好过年。到了正月，就不作兴打孩子了。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更加放开手脚玩了:到街上看玩花船、舞龙灯，还可以到公社礼堂看战争影片；斗鸡、滑冰、燎荒、抢小鞭、掼纸包、抽陀螺、弹玻璃球、滚钱、砸钱堆；用扑克牌玩张鸡、五对子、压呆子；在炉膛里烤山芋，在火盆里炸豆子……真可谓花样繁多、不一而足，最难以忘怀的还是玩火把。

玩火把的时间是正月初六、十六、二十六的晚上，数正月十六最热闹。地点就在生产队的麦田里，主角不光是孩子，还有不少小伙子。玩火把含有驱除害虫、祈求丰收的寓意，况且这个季节在麦田里踩踏玩耍，对麦子的生长有益无害，所以大人们并不反对。天还没黑，大家陆续带着用稻草扎好的火把来到田头，每个人要准备好几个火把。有的孩子一到田头就跃跃欲试了。

天终于黑下来，大家迫不急待地点起了火把。开始是零星、杂乱的，一边原地转圈，一边喊“火麻麻虫”“火麻麻虫”。后来，火把越来越多，渐渐汇聚成一条条火龙，在麦田里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快速游走。再后来，其他生产队的麦田里也出现了许多熊熊燃烧的火把，这些火把也汇聚成一条条游走的火龙，小伙们、孩子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在皎洁的月光下和广袤的田野上久久回荡。

七

1978年的新年就这样过去了。草泽河上的冰块渐渐消融，沿岸的树木即将抽出新芽。人们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就要拉开大幕，过去多少年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将以惊人的速度变成现实。

（作者：翟启荣，文章来源：《淮海晚报》2025年2月13日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