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周恩来总理与亲友的合影（作者供图）

作为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岁月里，从没有忘记曾为抚育他付出千辛万苦的八婶母。1950年初秋，周恩来的八婶母杨氏及其长孙周尔辉被接到北京，留下了一张从未公开发表的周恩来与亲友的珍贵照片（见上图）。

周恩来为何在建国不久就将八婶母接到北京呢？1907年夏至1908年春，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嗣母陈氏先后去世。当时，周恩来的生父周劭纲又在外谋生。10岁的周恩来只好带着周恩溥、周恩寿两个弟弟与八伯一家相依为命。八伯父周贻奎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腿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八婶母既要照顾周贻奎和自己的儿子，还要抚养周恩来三兄弟，成了他们的实际监护人。虽然此时家中生活十分艰难，但八婶母始终把周恩来三兄弟视如己出，由此在周恩来幼小的心灵埋下了感恩的种子。

1918年1月8日，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得知八伯父周贻奎病逝后，在日记中写到：“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想到这里，我现在唯有将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

1958年，正在北京出差的淮安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王汝祥拜访周总理时，周总理特地提到了自己的八婶母，并说出这样一个故事：“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们怕出事，把小船都锁起来，我们就悄悄地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起大锣，满街满巷口吆呼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划到河下，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的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少不了要挨惩罚！可婶娘半句也没责怪，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簌簌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周总理长侄女周秉德曾回忆：“我们的八奶奶那次到北京后，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她说话别人听不懂，别人说话她也听不懂，所以她住了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回淮安老家，临走之前就在西花厅拍了合影照片，先是伯伯亲三兄弟的家人和八奶奶一起拍的一张照片，等于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周家关系最亲密的人的一张合照了。也就在同时，还拍了另一张范围大一点的照片，主要是伯伯的同学和另外几位亲戚。”正如周秉德所述，这张照片中增加了周总理南开中学的同学常策欧（后排左一）和另外几位周家亲戚。

据提供这张照片的收藏者介绍，照片右侧后排第二人姓沙。淮安区周恩来文化研究会经多方寻查得知，沙姓男子叫沙明，淮安三堡乡沙滩村人（今淮安区漕运镇），当年曾护送周总理八婶母杨氏及其长孙周尔辉去北京。

近期，我们带上这张照片前往淮安区沙明之子沙俊生先生住处进行专访。谈及这张照片时，已经91岁高龄的沙俊生老人指向站在后排位置的沙明说：“这就是我父亲，他曾叫沙宝钟，解放后改名为沙明，确实是我父亲将八奶奶护送到北京的。父亲曾对我们说过，当时是从淮安运河码头乘船到南京浦口，然后坐火车去北京。父亲和他们奶孙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又一起回淮安。”

当问及为何是沙明护送周总理八婶母去北京时，沙俊生老人回忆说：“当时周家在淮安除八奶奶以及她儿媳陶华和周尔辉、周尔萃两个孙子外，已没有直系亲属了，有能力的周家男子早都外出谋生了。八奶奶当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因我父亲与她老人家的独子周恩硕是连襟关系，让我父亲护送八婶母去北京是比较合适的。可以这样讲，当时在淮安城内，与周家大院有亲戚关系并交往密切的就是我们家。因为周总理嫡亲三叔（家族排行称八伯父）周贻奎的独子周恩硕是我的四姨父，其妻陶华与我母亲陶英是亲姐妹，其长子周尔辉和次子周尔萃和我是姨兄弟。”

沙俊生老人还说：“我外公家在林集乡，生有五个女儿，其中大姨母嫁到淮城，二姨母和三姨母很早就因病去世了，陶华是四姨母，我母亲陶英是老五。听四姨母说过，八奶奶曾两次被接到北京，周总理曾想让她在北京安度晚年，但八奶奶在外生活不习惯，最后是她自己坚持要回来的。八奶奶年近80岁时因病去世后，周总理特地写信给淮安县的领导，不仅结清了八奶奶在县医院住院治疗的医药费，还提出弟媳陶华等人今后每月的生活费由他承担，地方政府不要再给予照顾。”

珍贵的照片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既让人们了解到周总理温馨亲情的一面，又让人们看到了他身上展现出的中华传统美德。

（作者：邹平，文章来源：《淮海晚报》2025年1月9日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