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下半年，我失业在家，进行自学，常与几个思想进步的朋友如陈霞林、沈家骏等来往。当时沈家骏在省立淮阴中学（大革命前名为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大革命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先名省立淮阴师范，后名省立淮阴中学）读书，他参加了淮阴中学里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也介绍我参加了。他曾介绍我会见了这个读书会的负责人，名叫刘进取（是真名还是化名，搞不清楚）。读书会除了介绍一些进步书籍外，也进行一些批评和自我批评。

省立淮阴师范（后淮阴中学）

这时候，虽然我已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且认为共产主义好，同时由于家庭贫困，受高利贷的剥削和自己上不了学，找不到职业等痛苦，对革命是有要求的。但是，由于受人道主义的思想影响较深，想当一个歌颂人道主义的诗人（当时欢喜写诗，也写小说和散文）。对于暴力革命，在思想上是存在着若干距离的，所以我虽然看马克思主义的书，有陈霞林等革命朋友在旁边劝说，但是迟迟不觉悟。直到1930年初，陈霞林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回淮阴，他向我谈了几次话，然后我才正式提出入党的要求。陈霞林要我到一个热闹的地方贴一张标语，由他去检查，我在夜间照做了。两天以后，他领我去见一位同志。这位同志年龄比陈霞林大些，党内地位可能略微高点。这位同志和我做了一次正式的谈话。他询问我，为什么要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是什么？中国的革命形势怎么样？等等。有的我答得上来，有的我答不上来。过了两天，陈霞林通知我，组织批准我入党了。

我入党以后，参加为上海学生回来而成立的文化特支，文化特支书记是陈霞林。寒假完了，大学开学（大概在二、三月间），陈霞林等同志又往上海上学去了。在他们临走之前，陈霞林交代我：文化特支书记由我担任，上面来领导我的是小宋同志（宋振鼎）。他介绍我和小宋同志见了面。他们走后，文化特支只剩下复旦大学学生周某某（名字想不起来了）和我两个人了，而且再过几天，周也要去上海。于是，小宋同志就将沈家骏、黄大牙（失业青年，名字想不起来了）拨入这个支部。这个支部，直到我被捕时为止，就是这四个人。周去上海时只有三人，暑假，他回来，仍是四人。

民国时期的体育场一角

春末夏初，经一位亲戚托人，设法替我在淮阴县公共体育场谋了一个临时雇员的职务，责任是坐班和管理运动器具。所谓运动器具，主要是足球，其他也没有什么，可怜得很。我把这事向小宋同志报告了。过了一天，小宋同志对我说，县委同意我去干这个职业，并且说，县委要把这个地方作为对上、对其他县的联络点，由我担任联络员。任务是凡是来找县委的人，先将介绍信交给我，由我送给小宋同志，然后由县委派人去联系。这时，淮阴县委是中心县委。中心县委召开过一次会，由我手中转过涟水、泗阳、淮安来参加会议的同志的介绍信。差不多也在这时候，还转过一次由上面来的同志介绍信。

民国时期的《小说世界》杂志

所谓介绍信，是用一本最普通、不引人注意的书籍书写，那时多是用《小朋友》《小说世界》（均是中华书局出版）。来人将介绍信写在书籍的什么地方，指给我看。然后我将它送给小宋，由县委将秘密书写的介绍信显现出来。那时用的办法很简单，大多是用米汤和碘酒。小宋在观音寺巷对面的“乙泰”纸烟店里当店员，家住古虹桥，我都是在这两地方找他的。有一次我在古虹桥他家看到许多打包的宣传品，他就告诉我县委机关在这儿，宣传品是在这儿刻钢板和印刷的。记得刻钢板的同志也姓谢，也许是化名。

有几次小宋同志与我同行，经过赵家楼附近江苏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门口时，他叫我在门口等他，他进去把传单文件送给吴昱恒。他告诉我吴昱恒是特别党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要我保守秘密。吴昱恒这时是第一分院的推事长。

民国十二年（1923）清江浦西门外示意图

我到体育场不久，由于这个地方靠近私立成志中学，距离省立淮阴中学也不远，而且是公共场所，联系方便。小宋同志就将联络这两所学校的任务交给了我。任务主要是转交宣传品和文件。这两个支部和我联系的人的名字已想不起来了。

大概在六、七月间，县委召集我们支部的人，在晚饭后到城西南炮台上开会。主持开会的是万金培，宋振鼎没有参加。我们支部到会的有沈家骏、黄大牙和我。也许还有周某某，记不清了。这时万金培是中心县委书记。他对我们讲，现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了，要争取一省或几个省的首先胜利，在我们这个地区要准备暴动。文化特支为街道支部。任务是：配合暴动，布置障碍物，堵塞城市交通，使反革命的部队和人员不能去镇压暴动。如果暴动的队伍进城，就协助作战。他叫我继续担任支部书记。

民国时期的淮阴城

尽管只有笼统的安排，对实际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并没有做具体的分析，尽管我们知道这少数几个人很难担当这个巨大的任务，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怀疑，似乎只要我们一暴动，就会取得成功。

街道支部成立后不久，县委通知我到第三农业学校（可能已改名为淮阴农业学校）对面孙家大庄去开会。会场是在孙家大庄南面一个农民家屋前的场地上。时间是下午。到会的人有万金培、王伯谦、孙汉文和我，好像没有宋振鼎。除万而外，我和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会议没有什么形式，和平常几个人在一道闲谈相像。会议的内容，现在只记得两点：一是将原来的党、团组织改为行动委员会；二是布置“八·一”暴动。

在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时是立三路线时期，是“左倾”盲动。

除上述不根据真正的客观形势，不认真地分析主观力量，而且充分地进行组织力量的准备工作，就那么轻易地暴动，必然招致失败以外，还有值得谈一谈的是“飞行集会”。所谓飞行集会，就是由许多党员身带传单，聚集到指定的地点，由一个人出面讲几句话，喊口号，大家即将传单散发，然后迅速散去。如果那地方有警察，就由预定好了的同志监视他，如果警察有行动，就由那监视的同志将准备好的小包石灰，去迷警察的眼睛。

飞行集会

地点往往选闹市人多，易于阻碍敌人，便于分散自己的地点。我曾参加过一次在东门大闸口的飞行集会。这种飞行集会在宣传上并无多大收获，倒是警觉了反动统治者，暴露了自己。有一次宋振鼎在王营镇举行了一次飞行集会，由他出面讲了几句话。后来他到王营镇时，就有小孩子指着他说：“这个人那天讲话的！”

我再谈谈我们下面同志自己盲动的几件事情。

在进攻长沙取得暂时胜利之后，我在我家附近的一条小巷中，用粉笔写“庆祝红军进攻长沙大胜！”十个一尺对方（平方）的大字。一看就认出我的笔迹。

1933年墙面标语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新巷”（文元巷西对过）王斗符住家的砖墙上写标语，被人在背上打了一下，我一看，是宋振鼎，他说这不行！把我拉走了。

有一次，宋振鼎和我各自拿着一包传单出城。走到北门时，军警实行临时戒严，检查出入行人，人挤了一大堆，闹哄哄的。本来我们可以走开，将这并不是很急的东西，用其他办法送出城，但是我们并没有思考一下，就将传单包儿送到军队面前，说，请你查一查。他一看是两包旧书（我们伪装好了的），手一挥让我们出城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上面的“左倾”，下面的幼稚，两者结合，怎能不失败呢？

（作者：谢冰岩，文章来源：“映像淮安”微信公众号，原文选自1990年《清浦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