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岩是我的长兄，我们家祖居在江苏淮阴城的官园坊里，这个巷子是清代官宦的宅院，巷首有“官园坊”的牌坊。我们的祖父谢云川，当时为清代从三品武官。江苏东北地区，临近东海，是产盐区。祖父就负责管理盐业，并缉拿贩卖私盐的盐贩。我们没有见过祖父，只是当时家中楼上，挂有一块他亲手题写的“德衍东山”的匾。

民国时期的大闸口

我的父亲叫谢宝锟，号剑秋。母亲谢王氏，出身大家，我一共有七个舅舅。我的外祖父是在里河厅供职，负责导淮工程，当时里河厅的厅长就是周恩来总理的舅舅。我一共有兄妹九人，其中六人都夭亡了，只剩我与长兄谢冰岩和姐姐谢静娴。

民国时期的淮阴城地图中官园坊

长兄没有念过洋学堂，只读过10年的私塾。他长得有点像萧涧秋那样的，个儿稍微比我高一点，穿着长衫，长得很精神、很英俊，人非常善良、沉默。他跟进步青年接触比较多，是爱国进步青年。他在1930年4月加入了共产党。他很独立，家里人很少干涉他的事。在我5岁时一个夏天的早晨，也就是1930年7月，长兄出事了。那时我和母亲住在东房，哥哥住在西屋，前一天晚上他没有回来。那天早晨警察来到我们家，一下把门封闭了，抄哥哥的屋子，在床底下木桶里面找到一些传单文件，传单的内容是说在八一以前举行暴动。那时党是在李立三路线之下的，比较左的，没有那么多力量但总发动暴动，为这个牺牲了多少人哪！哥哥是前一天晚上在外面散发传单的时候被抓走的，然后被关起来审问。然后第二天早晨国民党的警察就到我家里去搜查。后来哥哥被判无期徒刑，就住在淮阴城里的淮阴监狱。

青年时代的谢冰岩

长兄在监狱里共住了7年，我上小学时，经常到监狱里去看他，还有任务，就是晚上要给哥哥送一顿饭，去的时候带的是家里的饭菜，带回来的是监狱里发的馒头。监狱里是犯人自己蒸馒头，特别大。我长兄吃家里送去的饭，大粗面馒头就让我带回家。后来我跟看监狱的看守都很熟悉，他一见我来了，马上就开牢门放我进去，也不限我时间。我在监狱里到处跑，踢毽子，到蒸馒头的地方去，蒸馒头的犯人还给我捏一个小兔子什么的。那时的监狱叫号子间，编号的，一个间里最多关十几个人。木头栏杆一个个排起来，里面铺上草，尿桶就在里面。新来的犯人，监狱里自行形成的小头头就让他靠尿桶旁边睡。政治犯单独给了他们一个屋子，有单人床铺。

早期参加革命者，很多人都是个性突出、颇具诗人气质和人格魅力的理想主义者，长兄就是这样一个人。早年家贫辍学，使他更加奋发读书，寻找自己的出路以及中国的出路。他先是研究国学，王国维是他的最爱。后来沉醉于泰戈尔的人道主义，中了徐志摩的魔，陶醉于写作新月派诗歌。在投稿遇挫后，他倍受打击，将一厚叠退稿付之一炬。因为先前对马克思主义有误解，以为革命即暴力流血很残酷，不讲人道主义。这时，遇到从上海大学归来的好友陈霞林，思索再三后加入共产党。一天夜里，他去淮阴警察局门口贴宣传标语，以示入党决心。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成长为意志坚定、乐观无畏的革命者。淮阴的党组织是1924年成立的，长兄刚入党就担任党支部书记。

1948年谢冰岩在新华社武汉分社工作

长兄因为散传单被投入监狱后，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国民党又找不到别的证据，这才免于杀头，最终被判无期徒刑。后经过家人努力，改判15年。在监狱里，除了忍受严刑拷问外，还要适应狱中的规矩，与监狱里自行形成的小头头周旋。刚来的人睡在马桶边，叫“看金鱼”，还要手持砖头“霸王举顶”。长兄一向乐观，他学会了戴着脚镣穿裤子，学会手脚从镣铐中脱出，学会双手反剪着也能挠痒痒。监狱里的政治空气比外面好，政治犯们可以在放风的时候唱国际歌，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还可以办报纸。1934年，狱友吴觉出狱后与一位进步人士联合办了一份8开报纸《大众报》，邀请长兄和管文蔚写稿。内容以倡导革命思想为主。1935年淮阴党组织再度被破坏，吴觉再次被捕，监狱方面对长兄和管文蔚却无计可施。国民党特务把他俩骂了一顿：“你们俩要老老实实的，不要搞鬼，小心我整你们！”顶着满头虱子的长兄自如地做着自己的事。长兄的乐观和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态度给年幼的我影响很大，使我后来的处事方式有时与他如出一辙。

长兄和一个叫管文蔚的政治犯住在一起，管文蔚后来当过江苏省副省长，还当过苏中军区的司令员。我家里有个亲戚，认识监狱的头头，疏通了一下，在监狱里给他们有一个小屋子住。犯人都有脚镣，但是他们平时不戴，一旦监狱长或上面派人下来查号，他们才把脚镣套上去，在砸这个脚镣的时候，松一些，会舒服一些。那时我经常看新来的犯人钉脚镣，腿伸着，这边有个铁砧子，用大铁锤，砸上。重刑犯，因为镣铐重十多斤，是不能自由行走的，一手拎着镣子，才能走。我记得我跟其中一个犯人很熟，他会做一些手工艺品，一些小玩意。过几天再去，这个人已经处绞刑了。绞刑就是把犯人绑在一个大木柱子上面，脸上套个蒲包，现在买螃蟹的时候用的，蒲叶编的那种蒲包。然后把套在犯人脖子上的绳子绕在棍子上旋转收紧，绞上几圈人就死了。

长兄在狱里也受过刑罚，灌辣椒水什么的。那时候，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长兄进监狱以后也没有牢骚埋怨，这一点我也受他的影响。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很少抱怨什么。心里想得也很简单，不像小说里写的心理那样复杂，情感激烈波动。比如哥哥被捕的时候父亲不在家，回来以后就到处奔忙，花钱走了很多门路，想减轻他的罪过，让他早点出狱。我的父母亲很民主，很开通。他们从没有劝阻我的长兄不要干什么，他被捕以后也没有埋怨过他，对长兄从来没有什么指责、训斥。他们就想怎么使他牢狱生活早点结束，或者至少在牢狱里面不要太受罪。长兄在监狱里常替穷人犯人写状纸。他字写得很好，文笔也好。

我十三岁读小学五年级时，因日寇飞机轰炸而辍学。十五岁参加了新四军，长兄谢冰岩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我的名字“谢铁骊”，就是长兄在狱中替我取的，当时我长兄想为我起一个既带有齐家平天下儒家思想，又有激进革命理想的名字。“铁”——铁骨铮铮，表明即使进了监狱，也要和国民党斗争到底。“骊”字出自《诗经》，是一种黑色能走远路的马驹。长兄希望我能游说四方，闯荡全国，宣传革命思想。那时我知道长兄是共产党员，所以在我的少年时代，就模模糊糊地培养成了由于同情我的哥哥而向着共产党的感情。这并不是因为在思想上认识了共产党，而是由于家庭的亲缘关系而对共产党生出同情、好感。

谢冰岩书法作品

我跟长兄年龄相差16岁，所以之间交流很少。我有点怕他，很尊重他。长兄性格非常温和，非常善良，有一点内向。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带我去买一本书《木偶奇遇记》。那是在他出狱以后。其实他也不了解我已经看了很多东西，《木偶奇遇记》对我来说已经很浅了。我跟长兄性格有共同的地方，都很平和。有人说我们城府比较深，不太多说话，其实也不是。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从不爱发牢骚，因为发牢骚解决不了问题，事实就是如此。在我心中没有什么烦闷，也没有解不开的矛盾。

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合作。罪轻的政治犯就释放了。长兄就被释放了。他被捕的时候是21岁，出狱已经28岁了。那时他跟党组织还没有联系上，就和几个知心朋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了。他编过一个叫《战报》还是什么的报纸，是副刊的主编，我有时候就看别人给他投的稿。长兄桌子上的那些书我都看了。《包氏父子》也就差不多在那一时期看了，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自己有那个生活体会。长兄常常带回来一些稿子和新文学的书，我是热心的读者。这些阅读激起了我最初对文学的热爱以及文艺创作的兴趣。不久，长兄与党组织联系上，到皖北参加了新四军。

20世纪50年代中期，谢冰岩等人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的合影

（四排右起第二人为谢冰岩）

长兄自幼习字，十年私塾打下了良好基础。1982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长兄与启功等著名书法家同为发起人和组织者。他对书法艺术孜孜以求，直到2006年生病住院期间，还说等身体好了还要写字。长兄的书法艺术，博采众长，注意内功与外功的结合，具有自己的独到风格。他多次赴日与日韩港台书法学者进行交流，他的作品也多次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国展出。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亚洲人民特别是东南亚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长兄从不卖字，对同事朋友上门求字，有求必应，至今还欠了很多人的“账”。长兄留给我的，也是留给年轻一代的，是他谦和、豁达、开朗、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品格、和蔼可敬的人生态度。

        愿长兄一路走好，精神永存！

（作者：谢铁骊，文章来源：“映像淮安”微信公众号，原文撰写于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