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沟寺农民暴动油画

横沟寺农民暴动形势图

横沟寺农民暴动陈列馆院墙上的浮雕

横沟寺农民暴动使用的红旗和武器（以农具为主）

我叫陈明元，今年75岁，家住淮安区钦工镇横沟村。我的父亲叫陈国太，是1928年2月10日发生的横沟寺农民武装暴动的参加者，而且是扛着党旗走在起义队伍前面的人，其一生波澜曲折。在其生前，曾多次和我们讲过横沟寺农民武装暴动的历程，述说陈文正（又名陈治平、陈惕庐等）的故事。久而久之，在我们兄弟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横沟村因横沟寺而得名。横沟村在钦工镇北边，与周边的大赵、贾庄、紫徐、董庄后营相距一二公里。横沟村陈姓人家较多。

●与陈文正为邻

我家住在庄子最后一排，与陈文正是前后檐邻居，他住我家前面，相距十几步，中间一条小路相隔。他家住的是两间草房，我们两家血缘关系仅次于亲兄弟。不过，陈文正长我父亲一辈，和我爷爷是叔伯兄弟。他与我曾在扬州某师范学校读书的大伯陈国干关系极好，每次相见都是谈个没完没了，有时甚至是彻夜长谈。谈的内容我父亲不知道，至于我那时还没出世呢。究竟是陈文正影响了陈国干，还是陈国干影响了陈文正，还是相互都有影响，没人能说得清，不过有两件事，后来对我父亲影响却是很大的。一件事，是我奶奶得了重病，想见见大儿子，我大伯向学校请假赶了回来，结果因路途远，超假一天，到校第二天，校方就贴出开除陈国干学籍的通告，结果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全校学生罢课，要求恢复陈国干学籍，否则，他们全部离校，罢课持续了3天时间，迫使校方不得不作出妥协：保留学籍，白天上课，但不得住校。至于为什么不准住校，其个中原因从全体学生罢课和陈文正的密切关系中不难找出答案。后来陈国干，因患肺痨而亡。1926年，陈文正回横沟后，一定要见死者一面，家里多人劝说无效，只好打开棺材，让陈文正见到陈国干的尸体，谁知陈文正一见死者就失声痛哭，经在场多位亲属劝解，他的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等坟头重新立好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陈文正出生于1898年8月，大我父亲10岁。陈文正儿时聪颖好学，但因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无法入学。他便时常到横沟私立小学教室外偷听。族长听闻后，对这个少年多了些关注，在陈文正16岁（1914年）那年，族长向族人筹了3块银元，将他送入私塾读书。第一学年，老师问什么，他答什么，根本难不住他；到了第二学年，他经常反过来问老师，老师却答不出来，于是他觉得老师已经教不了他。而老师也觉得这个学生没法再教，便到其家里劝家长为他另选塾师或学校。后来，听说他去了南京。再回村里后，陆陆续续讲了他在南京学习、生活情况。在南京，因他受到时任乡里田赋税征收员的大姐夫杨伯华接济，得到就读南京国学专修馆、江苏省蚕业专科学习机会，毕业后，于1924年回到横沟寺乙种农业学校（县办7年制小学）任教。任教期间，主动开办农民识字班，开展平民义务教育。他在横沟教书期间，一如大伯在世时一样，闲时到我家里跟长辈他们聊聊天，如果家里饭做晚了，便直接到我家吃。当年年底，他跟我们家里打招呼，说是要到广州黄埔军校去上学了，实际上他学了不到一年就因病又回到淮安。1926年四五月间，他（与杨克）以国民党江苏省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淮安，来淮组织农民协会，宣传革命。期间，不时回横沟看看妻子、儿子。之后，发生了一起与横沟暴动相关的事情。

●拯救张淑媛

1926年春日的一个上午，横沟村18岁的姑娘张淑媛因不肯嫁到大董庄的董家而被父亲捆成粽子放在独轮车上，直接送到了董家，并对董家人说：人，我已经送过来，是死是活我不问，然后就推着空车走了。其实，这是一起封建包办的婚姻。张淑媛与男方没有见过面，媒人介绍，双方父母同意，董家又给了张家不菲的彩礼，并订下结婚的日子。当张淑媛突然听说要把她嫁到董家，她是一百个不愿意，父母见她好说歹说都不肯，便将她绑起来送到董家。张淑媛是个很有心计的姑娘，她见硬扛无效，就改变了方法，到董家后既没哭也没闹，而是和公公婆婆叫“大”“妈”，煮饭、刷锅洗碗样样都做，博得了公公婆婆的欢心。过了几天，她不知从哪儿得到陈文正回家的消息，心里一喜，她知道能救自己的只有陈文正，他不仅是个大官，还一直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于是，便跟婆婆说，想回家看看，婆婆同意了，并叮嘱她，晚上一定要赶回来，因为按照当地风俗，新婚第一个月内，是不能空房的，她答应了。回到横沟的张淑媛并没有回那个伤透心的家，而是直接找到已是共产党员的陈文正哭诉，并表示坚决不回大董庄。陈文正对张淑媛遭遇表示同情，看她态度又非常坚决，同时，也对封建婚姻制度表示极大的愤慨。当场表示，这个事情由他解决，并劝说张淑媛先回张家。为把张淑媛从困境里解救出来，陈文正向同事朋友借了30块银元，并以国民党江苏省特派员的身份给董玉璠写了一封信，简单说明了张淑媛遭遇，并请他出面调解，将30块银元转交给董家，赔偿其给张家的礼金和结婚费用。并委托专人连信带银子送给了董玉璠。董玉璠接信后，只是叫人告诉董家，横沟那边亲事不要再想了，另外找人吧。并没有提银元和陈文正来信的事。而陈文正以为此事已了结，告诉张家后，便于当年6月份再次到黄埔军校上学。

陈文正从上海回淮安途径南京时，与厉石卿、赵心权（又名赵秉衡）一起回淮安横沟，在横沟寺成立中共淮安特别支部，这是当时淮阴地区第一个中共组织。陈治平任特支书记，赵心权、厉石卿、周树人、陈文举、陈文雅为特支委员。11月，共产党员谷大涛，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回到淮安任特支委员。特支直属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活动范围以淮安北乡为中心，包括淮阴、涟水、泗阳等县。这些事情我父亲并不知道，后来才听人讲过，我父亲当时只知道陈文正是国民党而已。陈文正以国民党淮安县党部委员的身份，在国民党原来有名无实的“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发展农民协会，建立妇女协会。提出抗租、抗债的口号，编写歌曲，到处传唱《工农革命歌》等歌曲。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投入抗租、抗债、抗捐的“三抗”斗争，在很短的时间内，农协组织遍及几十个村庄，会员达万人。张淑媛被动员参加革命活动，贴标语、传唱红色歌曲等，并经常到农户家里拉家常，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妇女协会，学习文化不当睁眼瞎，很受妇女们的欢迎。横沟暴动前，她还当选苏维埃政府委员。特支为把抗捐斗争不断引向深入，决定成立“抗捐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抗捐斗争。接着又成立“淮安县农民运动委员会”，为农民运动总的指挥机关，统一指挥全县农协组织进行各种斗争。“农民运动委员会”，简称“农会”，陈文瑞任农会会长。“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妇女委员会”，简称“妇会”，何孟兰任妇女会会长。淮安特支在淮安北乡开展的农民运动，不仅影响全县，而且对邻县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淮安特支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积极地开展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不仅在淮安北乡，而且在邻近县区秘密地建立党组织。董家对这些活动也有所了解，就是党组织发展党员，也有耳闻。他们断定陈文正一定是共产党，而且还特别关注曾是他家媳妇张淑媛的一举一动，因为董家为娶这个媳妇，弄得个人财两空，对陈文正极其不满。于是到处散布“共产党欺男霸女”等流言蜚语。团董董玉璠也借此事诋毁共产党，使党组织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听到有关党组织汇报后，本以为张淑媛的事情早已了结的陈文正听了汇报，十分气愤。特地委派专人进行秘密调查，这才了解了事情真相，原来他为拯救张淑媛所写的信早就被董玉璠销毁，30块银元也被他自己揣进腰包，分文没给董家，从而引起董家不满，才造谣生事。而且陈文正还了解到，董玉璠作为团董，负责征收苛捐杂税，他借机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敲诈勒索老百姓钱财，是万人皆恨的劣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足以对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形成震撼。而且董玉璠家里还藏有不少枪支弹药，是横沟寺农民暴动首先要杀的对象。

横沟暴动失败后，张淑媛与陈文正他们一起逃走。陈文正第一任妻子病故后，张淑媛与陈文正结为伴侣，这是后话。

●陈文柱枪杀董玉璠

指挥枪杀董玉璠的是陈文正，真正开枪的人是农民陈文柱。

陈文柱是个狠人，一般人都不敢惹他。每年夏秋季节，地主们争相请他看庄稼。他手里有一支破枪，更让人不敢靠边。但他最服陈文正，因为陈文正讲的道理，很对他的心路，做的都是老百姓心里想的。起义前几天，陈文正找到陈文柱，开口便说：兄弟，这回请你帮我杀个人。陈文柱想都没想就说，行。因为他知道陈文正的身份，杀的肯定是坏人。于是，他按照陈文正的要求，潜入到大董庄，摸清了董玉璠住处和其长相及习惯，为枪杀董玉璠做了充分准备。

1928年2月9日下午，陈文正找到我父亲陈国太，对他说，国太，明天我叫文柱去杀个人。你举旗子，喊口号，走在队伍前面第一个，文柱紧跟你后边，我跟队伍一起去。口号你喊一句，然后传给你后边的人，再一个一个往下传，到大董庄就不要再喊。我父亲听了点点头，表示听懂了他的意思。至于他要杀的人，我父亲早就料到，那个欺压老百姓、作恶多端、四处和共产党作对的董玉璠迟早要被共产党干掉。这回到大董庄要杀的一定是他。陈文正叮嘱我父亲，早上一定要起早到寺里吃早饭。陈文正说完话，就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恶霸地主”等口号抄在纸上，交给我父亲。我父亲上过学，认识些字，很快就记熟了。

1928年2月9日晚上，参加武装起义的人就接到陈文正、谷大涛、赵心权等人的通知，明天天亮前带上棍子或家里用的锹、锨、钉耙到横沟寺吃早饭。此前，陈文正已和本村地主张玉卓谈好了，张家有一百几十亩地、为了安排雇工吃饭，特地支个大蒸子，就是上千人吃饭都不成问题。9日夜里，张玉卓就安排人将碗、筷送到寺里，第二天天没亮，让伙计把一桶桶山芋干子粥抬到横沟寺。天刚见亮，从四面八方赶到横沟寺的暴动队伍就吃上早饭，天才蒙蒙亮，我父亲没等所有人吃完，就把红旗举起来向外慢慢走，吃过早饭的人按照陈文正指挥，跟在红旗后面走出横沟寺。然后走上南北乡村小道。我父亲扛着大红党旗走在队伍最前头。

陈文柱扛着破枪走在我父亲后面。到了大董庄，暴动队伍先将董玉璠家包围起来，陈文柱首先冲进屋内，转了一圈没见到人，便向陈文正汇报，陈文正急忙走进房内，手往被窝内一伸，感觉还有温度，便命人往屋后找，陈文柱端枪走在前面，董玉璠正蹲在玉米秆围的厕所里，他听到脚步声后，把头一抬，头脑门正好顶住陈文柱的枪口，陈文柱立即开枪，董玉璠当场身亡。陈文正不太放心，又上前摸了摸董玉璠心脏，确认其已经死亡。这时天已大亮。董玉璠被打死后，我父亲他们就回家了。起义队伍走后，董玉璠的弟弟董玉玙看了看哥哥的尸体，便骑着租来的毛驴悄悄进了城，向国民党淮安县政府报告了北乡发生的农民暴动事情。我父亲后来才听人说了横沟暴动更多的事情。

实际上，陈文正和他谈话之后的当天夜里，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起义指挥部”，陈治平任总指挥，赵心权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起义行动。起义的后勤工作由农会会长陈文瑞、妇女会会长何孟兰、横沟寺党支部书记陈文荣负责。会议拟定了淮安县苏维埃政府人选，主席陈治平、副主席赵心权，委员朱天明、张淑媛、谷大涛、何孟兰、周树仁。谷大涛任青年部长、何孟兰任妇女部长。会议决定，起义指挥部设在横沟寺，起义时公开竖起中国共产党党旗。会议对起义计划进行了讨论，参加起义的队伍编为两个大队、4个中队，每个中队100多人，另配5个宣传员。留1个中队在横沟寺，其余3个中队分别前往董庄、紫马周、大赵庄、宋集、大胡庄等地，执行贴布告、散传单、收枪支、杀土豪劣绅、抄田契、分粮食及财产、破坏敌通信、交通等任务。每个中队由一名县委委员带队，其他参加起义的农民群众分别随3个中队行动。

农民起义队伍在陈文正、赵心权统一指挥下，按照预定计划，各中队10日清晨开始行动。陈文正率领的这支队伍人员比较多，真正的枪却只有1支，完成原定目标后，没有进行其他行动。其他2个中队，一个中队捉拿土棍，在当地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将其杀死。还有一个中队到紫马周、大胡庄、宋集等地杀掉1名劣绅。起义队伍共从地主手中缴获100多支枪，烧毁了一批地主手中的地契、租约，取得初步胜利。

●“孙五爷”传信

1928年2月10日下午黄昏时分，有一支20至30人马队（骑兵），突然到了我家门口，我妈吓得躲在屋内不敢往外看。这时从马队上下来一个人，把缰绳交到另一个当兵的手中，自己直接走到我家屋内。我妈抬头一看，就笑了起来。原来此人是我的亲外公，绰号“孙五爷”，是马队的小队长。他进门便问：国太人呢？我妈回答说，他在外头，没回家。“今早的事情，国太参没参加？”我妈不敢隐瞒，便回答说：“参加了。”“叫他快走！”“连夜走！”“这天把，县里要派兵来抓人，动静没得小。”我妈听到这话，连忙找到我爸，并通知陈家其他人，包括陈文正。后来陈文正他们组织狙击是否与此有关，就不得而知了。和我父亲一起逃走的还有陈国庭十几个人，他们到溧水参加修公路，半年后才敢回家。但不久，又被国民党特务张步岱告密，称我父亲在横沟暴动时扛过红旗，一定是共产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严刑拷打，我父亲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敌人甚至动用了电刑，我父亲还是不承认。敌人看到我父亲已被折磨到奄奄一息，也没问出什么东西，便将他交保释放。1988年我父亲去世时，右大腿上还留下有茶杯口大的伤疤。至于父亲是不是共产党员，他没说，我们也没问。不过，父亲说过，他曾在敌工部陈国光烈士手下工作过，并被派到小六堡日伪军据点当“卧底”，陈国光在马厂侦察敌情时，遭还乡团袭击而牺牲，我父亲因身份无法得到证明而回家种地。

（陈明元口述、孙士芹整理，文章来源：《淮安区报》2024年7月1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