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跋涉的求学历程

1937年8月27日，我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父母晚年得子，对我疼爱有加，也寄予厚望，尽管家境贫寒，父母在我7岁时便送我至小学读书。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书本，我们只能跟着老师在泥土地上写字认字。

1952年，我考入茂公中学（即后来的涟西中学）读初中，在校期间刻苦认真、成绩优秀，于1955年考入淮阴中学。由于父母年龄较大、家境窘迫，我的学习、生活费用主要靠父母养猪赚钱和助学金维持。经过三年的艰辛努力，我于1958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父亲卖掉了屋基上的十几棵桑树，东拼西凑共筹得73元钱，后又到县民政部门申请了15元补助金，我才带着总共88元钱踏上了北上清华的求学之路。

我在清华本来读的是无线电专业，1960年，由于国家需要，我被调入工程物理系核电子学实验核物理专业。那时学校缺乏核科学教科书，只能老师在黑板前讲授，学生们在下面记笔记。大学期间，我总共做了几十本笔记，至今仍保存完好。大学期间每学期考六门功课，我的平均分都在86分以上。

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开始，父母在老家麦季每人也只能分到40斤小麦，全家生计都难以维持，更别说我的生活和学习费用了。我只得通过勤工俭学来给自己挣生活费（每天只挣1元），其他全靠助学金维持。就这样，我艰难地度过了几年的求学生涯，于1964年毕业。在清华大学读书六年，我先后担任过学生会秘书、系团委秘书、班委组织委员等。

大学毕业前的1964年8月15日，我经同学贾春旺（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和周新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全班入党的只有4人），离校前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艰苦繁忙的核事业生涯

1964年9月，我被分配到国家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国家高度保密单位，当时李觉任书记、院长）工作，地点在青海省海晏县。刚到那里时，我参加了当地的社教总团“四清”工作队，次年便到九院实验部测试室工作。我进入的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参加研制核探测器的工作，主要负责核爆炸时近区物理测试（所谓近区物理测试，是指对核爆炸放出的各种射线的物理参数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所进行的测量和诊断，根据测试结果可以推知核装置内部发生的核反应物理过程）。

221厂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30里处的金银滩，这里海拔3500米，年均气温零下4度，大气干燥缺氧，自然环境十分恶劣。221厂当时的对外名称是“青海省综合机械厂”，也称“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2018年1月27日，221厂（现称“原子城纪念馆”）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厂区由一个高炮师部队和一个加强团负责保卫，在这里工作的人员要凭盖有“国营综合机械厂”钢印的工作证、经过持枪站岗的军人和保卫人员等层层验证才能进入厂区；上班时领保密包，下班后加印鉴交保密室，凡是动笔写的材料都上保密本，事后还要参加保密宣誓；职工之间不得相互打听情况，外出时不得谈论单位及本人工作情况，实在有人追问，只能编造应付过去。在此工作的研发人员享受国家二级供应，一年工龄可按两年算，退休后可到京沪地区养老。

1965年3月，九院机关和221厂机关合并，院领导机构均转到221基地。10月，我到中国原子能所回旋加速器上做探测器晶体发光线性实验。回旋加速器不可随意停机，每次实验都长达24至48小时，有一次竟长达72小时，需要三天三夜连续工作。就这样，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测试，实验终于取得满意的结果。

第一次氢弹原理性实验

1966年1月，我参加了氢弹原理性实验。在1964年，我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核试验。原子弹由铀-235或钚-239裂变释放出能量，威力可达2万吨当量。此次试验的氢弹，则是由氢的同位素氘和氚聚变释放能量，其爆炸威力可达1千万吨当量以上。

我参与的研究任务，是研制具有不同灵敏度的探头，以保证在允许的量程范围内都能测到信号。探头的灵敏度是由强放射源确定的，由于是手工操作，所以人体受到的辐射损伤很严重。1966年3月，我与同事将调试好的测试系统装箱，由军用列车运到新疆罗布泊实验场区。那里是荒无人烟的大沙漠，条件极其艰苦，昼夜温差很大。我和队友们吃砂砾饭、喝苦浆水，白天赤膊干活，夜里搭帐篷生火。我们的住地离工号有20多公里，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我们既是技术员又是搬运工，安装探头、连线、调试、检验、系统联试、站联试、场联试等，一切全靠自己，艰苦又繁忙。

我们的观察点距爆心80公里，当时在爆心西边放了各种实验品，如飞机、坦克、狗、老鼠和衣食住行的物资等。实验开始前，每人都戴上密封墨镜，等候核弹爆炸。当飞机在空中飞行三圈后，喇叭里便传出“5、4、3、2、1，起爆！”的命令。随即，一团巨大的火球拔地而起，强烈的闪光使眼睛瞬间失明，接着便传来震天动地的轰鸣声，烟火形成白色圆柱，顶端冒出蘑菇云，蘑菇云的边缘云团向下扑过去，再次卷进圆柱心，圆柱上端又冒出更大的蘑菇云，就这样循环往复，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二次氢弹原理性实验

1966年12月，我国开始进行另一种模型的氢弹原理性实验。这次实验采用塔爆式，塔高102米，我所在的测试组承担本次实验的关键性确保题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此次实验，量程的跨度达亿倍，现有的记录仪及探头大多不能满足要求，因此难度很大。当时的党委书记兼院长李觉搬着椅子自己坐在塔下现场指挥。在院、部、室领导的支持和协助下，大家群策群力，通过多次实验，才制定了可行性测试方案。经过一番繁杂的准备工作后，罗布泊上空第四次升起了蘑菇云。四天后，我穿着毛绒大衣、戴上防毒面具，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里坐上敞篷汽车，行驶200多公里，从测试工号取回了测试胶片。胶片冲洗出来后，发现测试数值与理论预估数值完全一致。

氢弹设计室主任周光召（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将唐孝威（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子核物理及高能物理学家）以及测试组的我等三个人留在实验基地一个星期，仔细阅读测试方案，用显微镜观测胶片，确定测试数据和理论预估数据相比在误差范围内。再后来的两次实验，都运用了这次测试原理，且全部成功。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随后，这项理论技术还成功申报了国家专利。

由于我在氢弹原理性实验中的表现，1967年1月，室主任唐孝威让我参加院部召开的氢弹能否提前试验论证会。会议由院长朱光亚（曾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主持，副院长王淦昌（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能宽（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理论部负责人、驻厂军代表等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参会。在如此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上，只有我是年轻的技术员。而且让我没想到的是，王淦昌副院长在会上点名让我第三个发言。我便根据实验原理及自己的操作过程作了详细汇报，王淦昌副院长听后表示完全赞同。

后经党中央批准，我国决定提前进行氢弹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我国赶在法国之前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成功爆炸氢弹的国家，氢弹的威力达到了330万吨当量。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刷新了世界氢弹研制纪录！速度之快，震惊了全世界。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向世界强国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中子弹原理性实验

1967年12月，我们又进行了千万吨级当量的氢弹原理性实验。1968年2月25日，在院领导安排下，我带领三名测试题目负责人，参加了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的实验总结会。会议由朱光亚主持，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环及王淦昌、彭桓武、陈凯甲，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副主任于敏，理论部设计室主任等参加了会议。经过各种数据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大当量氢弹设计模型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1968年以后，我国核试验进入小型化实验阶段，目标锁定在中子弹原理性实验。中子弹是一种以高能中子辐射为主要杀伤力的低当量小型氢弹，正式名称是强辐射武器，它只针对敌方人员，对建筑物和设施破坏很小，也不会带来长期放射性污染。我参加了小型化氢弹的爆轰实验及国家核试验测试任务，并获得了满意的数据。我还两次代表室领导参加院部召开的国家核试验测试题目可行性讨论会。

基地搬迁与计算机研究

1968年底，九院派进营级至军级干部819人，因此被改编为总字819部队，被授予军队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研究院。1969年10月，221厂由青海搬到尚未建好的902地区（位于四川绵阳）。按照中央的“山、散、洞”布局，九院各所分布在绵阳四个县几十条大山沟里。我所在的部门处于原始森林的边缘，常年阴暗潮湿，一年见不到几次太阳。这里放射性废气排不出去，工作人员受到的辐射影响很大，白血球普遍很低。

在搬迁过程中，由于斗争扩大化和极“左”思潮的影响，绝大部分车间、科室的干部和高、中级科技人员受到无辜审查和迫害。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厂里领导、员工也分派互相斗争、诬陷，使我国核武器研制队伍受到严重破坏，科研、生产几乎全部停止。1970年2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厂里被批斗的“特务”开始被逐步释放，科室、车间之间开始平反。直到1975年10月，我所在的部门才开始恢复已经停止了6年的核试验测试任务。

恢复生产后，我被分配到新组建的电子仪器组，负责维修多道分析器、示波器等，并翻译四种进口示波器的英文说明书。在此期间，我两次参加国家核试验，为物理组维修记录仪器。其中的一个测试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三等奖，并成功申报了国家专利。

1979年8月，我所在的科室组建了计算机组，主要任务是维修和改进由清华大学等单位研制的国产首台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当时的计算机很落后，内存只有32K，其中只有16K能用于运算，每秒运算50万次。我仔细阅读了几万条诊断软件说明书，深入分析原理，对计算机进行了工艺改造，大大缩短了故障时间，使机器年运行时间超过2000小时。由于良好的业务水平，我在当年获得工程师职称。1980年10月，我赴京参加中国计算机协会成立大会，当年又被所里评为“年度先进工作者”。

1982年5月，二机部改名为核工业部，九院名称变更为“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1983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九院建设布局进行调整，在四川绵阳建设新的科研基地，代号为“839工程”。10月，我所在的科室要申报三项国家专利，科室负责人安排我与陈忠海到北京国家专利局查找国外有关专利报道。经过三个月的查找分析，我写出了查找专利的相关报告。

由于长期从事核事业，加上常年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山沟里，我的身体素质每况愈下，常在工作时感到头晕、四肢无力。经医院检查，我的白血球只有2200—2800。医院开具了病休单，我到疗养院里调养了一段时间，但是白血球还是没有超过2800，组织上便同意我调回家乡工作。

1984年11月，我离开为国家强盛而奋斗了21年的核工业战线，调回阔别已久的家乡涟水县从事无线电工作。

编后

如今，唐振环老人已经86岁高龄，由于早年从事核事业，脊髓、关节等部位都出现了一些毛病，耳朵也有点背，平日深居简出，多以读书自遣。当唐振环老人向我们展示他一直珍藏的国家核工业部给从事核事业20年以上人员颁发的“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二十周年”纪念章和荣誉证书时，他深深地感慨道：“虽然年轻时长期从事核事业工作，导致身体落下了病根，但我对从事核事业无怨无悔，十分感谢党组织和地方政府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唐振环 口述　 鲁加专 采访整理

(本文原载全国政协文史专刊《纵横》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