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阳县是淮安府的首县，其县域范围远大于如今的淮安市淮安区。山阳县的县城即淮安府城，是府级行政中心所在地。人是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人口增减变化，反映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明清时期山阳县的人口有多少？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如何？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对研究运河沿岸地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结合明清官修方志等资料，对该县县域与人口变动情况做初步梳理，进而探讨人口变动背后的影响机制。

明代山阳县域与人口变化

明代淮安府及所属二州九县，从洪武十五年（1382）起，至明灭亡，262年间均未改变，其疆域府志、州县志都有详细记载。

明天启六年（1626），《淮安府志·建制志》对山阳县乡镇区域作了详细记载：“东西广260里，南北袤60里。东至海滨界220里，又10里到海；西至清河县界七里墩30里，又20里到县治；南至宝应县80里；北至安东县界练湖屯30里，又东北60里抵县治；东南至盐城县230里；西南至盱眙县190里；西北抵沭阳县180里。”

明万历时淮安府城景

明天启《淮安府志》对山阳县人口的记载非常详细。自景泰三年（1452）起，每隔10年、20年即有一次人口统计，直至天启四年（1624），山阳县有过17次人口统计，可以看出人口增减变化。分别是：景泰三年（1452），16760户，155759口人；天顺六年（1462），16716户，158640口人；成化十九年（1483），15650户，156848口人；弘治五年（1492），22324户，135544口人；正德七年（1512），21115户，142768口人；嘉靖元年（1522），22323户，136087口人；隆庆六年（1572），21573户，123033口人；万历元年（1573），23349户，121522口人；天启四年（1624），23830户，128983口人。

明天启《淮安府志》中的山阳县图

清代山阳县县域及人口变化

比起明代，清代的山阳县域境界有多次重要的变动，总体是县域范围有所减少，但人口增长较大。

在清代，山阳县的行政区划经历了多次重要调整：一是据清乾隆《山阳县志》记载，雍正十年（1732），将东乡一带柳淮、马逻、添差、羊寨、新安乡（40个图）划给阜宁县管辖；二是清江浦‌镇从山阳县划出。‌乾隆二十六年（1761），经朝廷正式批准，将山阳县的‌清江浦‌及其周边镇坊，划归清河县作为新县城，分地界、计田赋、立寺舍、拨驿马等事宜。据‌乾隆《山阳县志》记载，划给清江浦‌坊镇（相当于村、坊）共19个。‌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河县城正式迁往清江浦‌镇。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淮安府城山阳县域全图

清《乾隆山阳县志》《同治山阳县志》，明确统计人口办法，并对顺治、康熙、乾隆、同治期间人丁变化情况作了记载。山阳县人口统计一直延续到清末。人口是指一个地区所有居民总数，包括所有男女老幼载入户册。人丁是指特定户册、负有赋役义务的男性劳动者，为16～60岁成年男子。总人口＝人丁数乘以口丁比，一般为4～5，清乾隆期间确定平均数为4.666。

清顺治元年（1644），山阳县有人丁147340丁，约687488口人；顺治二年（1645），有人丁147550丁，约688463口人；顺治五年（1648），有人丁159865丁，约749865口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山阳县原有人丁163698丁，内除优免人丁30930丁，实有人丁132795丁，约763815口人。

江苏山阳县印章

划入阜宁县、清河县人口数。《乾隆山阳县志》记载，雍正十年（1732），从山阳县东乡分划5个乡（40图）给阜宁县，编额当差人丁49114丁，约229166口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从山阳县清江浦‌镇及其周边镇坊，划入清河县当差人丁5438丁，约25374口人（不含优、免、缺额人口，以及官员、驻军、外地流入）。

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江浦‌镇及其周边镇坊划出后，山阳县尚有编户人丁104821丁，约489095口人。清末宣统三年（1911），淮安府进行户口调查，山阳县人口总数增加到约690370口。

山阳县的人口规模在全国范围内属于巨型县，在全国一千五百多个县级政区里稳居前15%区间。

淮安区萧湖公园内的清朝乾隆御碑

明清时期山阳县人口变化分析

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山阳县的人口增减变化较大，整体趋势为明代中前期人口较多，明代后期至清初人口下降明显、停滞不前，与战乱、洪水、灾荒有关，清中后期出现人口大幅回升的格局。

（一）强行迁徙苏南人口移至苏北。明朝建立后，为了使人口稀疏的苏北地区（包括大量沿海滩涂）尽快得到开发，淮安府各州县也是大量移民的流入地之一。至今苏北各地还自称自己的先祖由苏州阊门及苏南一带迁徙过来。洪武年间，因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朱元璋为巩固政权、平衡人口、恢复经济，强行采取大规模的移民政策，移民过程中常常由官兵“头扎红头巾，手持红缨枪”押送，历史上故称“红缨赶散”“红君赶散”，这一说法到清代以后被广泛流传。据山阳、安东、盐城、海州等州县的不少史料和大户家谱记载，均承认自己是苏州阊门及苏南一带移民后裔，但山阳县移入人数比其他州县要少一些。

（二）驻扎机构众多带来人口聚增。明清人口变化与朝廷在府城设立机构有关，山阳县城除淮安府、县署外，还有总督漕运公署、淮安卫守备署、大河卫守备署等衙门，多时高达20多个，不仅驻扎在城内外，还不断向河下、板闸延伸，有几个机构还向清江浦转移，城区范围不断扩大，设立规模宏大的淮安清江船厂，也增加了二三万外来人口。随之人口不断增加，从明中后期12万多人口，到清后期69万多人口，尽管清雍正年间划出阜宁县5个乡，清乾隆年间划出清江浦镇，人口仍增长了5.8倍。经济繁荣吸引了大量官员及家属、驻扎兵丁、商贾名人和造船工匠、劳工脚夫等外来人口，呈现人口持续增长、高度密集、流动人口增加的局面，外来人口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与本地居民共同构成复杂的人口结构。

明清时期山阳县城（淮安府城）三城图

（三）明代战乱、饥荒导致人口下降停滞。 明代中后期人口逐步下降‌：从嘉靖元年（1522）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共20年，总人口从13.61万降至12.30万；至天启四年（1624），共72年，人口降至‌12.9万。总人口一直徘徊、停滞在12万多人口左右。这一下降可能与晚明社会动荡、战乱不停、赋役繁重、局部地区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造成土地荒芜、经济衰退，以及人口外逃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四）清代人口恢复‌较快与经济繁荣有关。清初，山阳县人口恢复‌较快：顺治初年（1644），总人口从明末12万多人，增加到68.75万人；顺治五年（1648），总人口达74.99万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总人口高达76.38万人，表明社会经济逐步恢复，人口也逐步增长。清前期，雍正十年（1732），分划阜宁县5个乡（40个图），约229166人。清中期，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江浦镇及邻坊镇被划入清河县约25374人。清末人口仍持续增‌长，至清宣统三年（1911），总人口仍高达69.04万人。反映了山阳县人口的自然增长与外来人口大量输入，商业繁荣的吸引等息息相关。

明清时期的山阳县人口变动始终与国家政策、区位优势和社会局势紧密相关，最终保持了巨型县的人口规模。明清时期山阳县的人口变化轨迹，清晰地展现了运河沿岸行政中心城市人口发展的典型特征，也为进一步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变迁提供了清晰的人口史线索。

（作者：董树华，文章来源：“方志淮安”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