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水尾闾：战国淮安的区位与归属

战国时的“淮安”，自然不是后来的淮安府、淮安县，而是散在淮水下游、古泗水尾闾的一连片台地与陂泽——今淮安市区、淮阴、洪泽、盱眙、涟水一带。

夏商周以来，这里本是“淮夷”“徐夷”的聚居地。《禹贡》记载“淮夷蠙珠暨鱼”，可知淮水下游部落那时已以蚌珠、淮白鱼为贡，农牧渔猎俱有根基。周敬王八年（前512），吴王阖闾遣孙武、伍子胥灭徐，淮水以北入吴；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夫差开邗沟，自邗城（今扬州北）通射阳湖，折向西北由末口（今淮安区淮城镇礼字坝一带）入淮，淮安地区遂成吴国北出江淮、争雄中原的水陆节点。

春秋时期淮主要是“淮夷”“徐夷”的聚居地

周元王三年（前473），越灭吴，淮安地域归属越国；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楚威王大败越国，尽收吴国旧地，淮安全境改属楚国。此后直至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灭楚，秦相继设立淮阴、盱台、东阳、赘其四县，大体以淮水为界，淮水以南属九江郡，淮水以北属薛郡。自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223年这110余年，是楚文化东进淮泗、深度扎根的重要阶段。

所以，严格来说战国时期的淮安区域，主体是楚文化东渐覆盖下的淮夷故地。

高庄重器：青铜工艺与车舆礼制

1978年，淮阴高庄（今清江浦区城南街道先锋村）一处战国墓发掘出土青铜器176件，含礼器、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及生产生活用器，刻纹繁缛、造型奇崛。

其中，有两件最可称道：一是线刻纹青铜鉴，直口平折沿、鼓腹平底，口沿下四环耳铆于腹壁，内壁刻山林与奔走鸟兽。刻纹铜器在战国本就稀少，大器尤罕，此鉴集铸造、锤揲、刻纹三艺于一身，是淮河流域战国青铜工艺的代表作。二是青铜车舆饰件，计数十件，是目前国内出土先秦青铜车舆饰件中数量最多、品类最全、纹饰最精的一套实物构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为淮安市博物馆“镇馆之宝”。战国车制文献缺略，这套饰件为复原王侯车舆提供了直接物证。

现藏于淮安市博物馆的青铜车舆饰件

高庄墓主身份无明文记载，但176件青铜器、车马器之盛，显非平民所有。这一墓葬规模说明，战国中晚期，淮水下游已有握有车马、行楚式礼器的贵族阶层——其人或许是楚派驻淮北的官吏，或许是归楚的本地大族，但文明样态已是“楚制为表，淮地为本”。

运河村大墓与木雕鼓车：楚贵族葬制的北界

2004年，淮安城南运河村（今清江浦区浦楼街道运河社区）因工程发现一座“甲”字形大墓。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南京博物院指导，进行了两月的抢救发掘。墓道朝东，木椁规模巨大，主棺、车马坑、随葬坑俱备，早期虽被盗，仍出陶器、青铜器、铁器、玉器、骨器、木器130余件。断代为战国中晚期楚墓，是江苏先秦考古中规模极大、结构极特殊的楚墓之一。

最惊人的是车马坑中那辆木雕鼓车：木构完整，雕饰繁丽，漆绘犹存，是国内考古发现中保存最好、雕刻最精的战国木雕鼓车，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鼓车乃仪仗之器，非实用战车，它的存在，意味着墓主身份至少可达楚之下级贵族或军吏。

木雕鼓车

运河村墓的价值，不在于随葬品有多丰厚，而在于它完整呈现了一套楚系贵族的丧葬制度——甲字形墓、车马坑、木雕鼓车，实实在在落在了淮水南岸。楚文化的东进，实实在在显示于运河村地下发掘的椁室与车轮。

七里墩、御马墩与洪泽：普通军民的战国日常

贵族之外，更多是寻常人。清江浦区武墩七里墩战国墓，2008年因宁淮高速建设抢救发掘，椁木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340±30年，属战国中期晚段。出土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器、陶器、漆木器、玛瑙环、水晶珠、鹿角砭石、竹简残片等，墓主推测为楚之郡守或将军一级。2001年列入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七里墩战国墓

距七里墩不足千米的“御马墩”墓群，2013—2014年发掘出战国至东汉墓92座，出土文物600余件，以釉陶瓮、铜镜、铜剑、铜刀、铜矛、铜戈、铁剑、弩机、箭镞为主，兼有玉环、琉璃饰件及大布黄千、五铢等钱币。部分女性墓亦出铁剑，可见习武并非男子独享。

洪泽区境内西周至战国遗址六处，出土了“齐法化”刀币、蚁鼻钱、青铜剑、陶器等遗物，是淮水南岸商贸与军事并存的实证。淮安区古末口战国地层出绳纹灰陶豆、红陶绳纹罐、残铜戈、楚蚁鼻钱；城头村遗址出土了灰陶盆、敛口罐、素面陶璧；城东小型战国土坑墓出土了滑石环、琉璃珠、残铜带钩——都是平民或低阶士人的遗存。

把这些摆在一起看：战国淮安的区域文明，上层是楚式贵族的鼎鉴车鼓，中层是军吏的戈矛弩机，下层是农人商贩的陶罐蚁鼻钱。淮夷旧俗未灭，楚制新规已入，吴越遗痕偶现——这才是“区域文明”的本相，而非单一文化标签可概括。

（作者：傅根生，文章来源：“方志淮安”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