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诗人，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先生”。早年参加复社，留心经世之务。明亡之际坚持在江南抗清，兵败后北游天下，考察山川形势、民情物产，足迹遍布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以《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亭林诗文集》等著作，开启清代乾嘉汉学先河。提出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主张，具有鲜明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情怀，成为近、现代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光辉旗帜。

纵观顾炎武一生，从大明学子到抗清义士，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有清一代公认之学术宗师，扼水陆之要津、据南北之转轴的淮安，是其人生起伏跌宕、学术思想广泛传播的重要节点。

淮安是顾炎武联络抗清义士的支点

顾炎武出生于昆山官宦世家，初名顾绛，世称亭林先生。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攻陷南京，顾绛仰慕文天祥门生王炎气节浩然，改名炎武，取字宁人。初与同乡挚友归庄（归有光后人）、吴其沆等参加佥都御史王永柞义军，谋取江南失地，因力量松散，进攻苏州时溃败。后潜回昆山，组织义军守土，但面对八旗精锐，坚守数日昆山城池告破，死难者逾四万。顾炎武生母被清兵砍断右臂，两个弟弟被害，本人因去城外看望嗣母，幸免于难。

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明宗室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号隆武），大学士路振飞推荐顾炎武出任兵部职方司主事。顾炎武将行赴任，路又密传话，令其渡江北上，联络“淮徐豪杰”，相机起事，徐图大明复兴。此后四、五年，顾炎武化名“圭年”，“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淮安市淮阴区），仆仆往来”， 侦察清军动态与国库情况，联络各地义军伺机而动。而“每从淮上归，必诣洞庭（太湖）告振飞之子泽溥，或走海上，谋通消息”（邓之诚《清诗纪事》）。顾炎武在淮的活动，积极地配合了南明抗清。

顾炎武来淮，非临时差遣。清军南渡后，淮安“南船北马”的便利和人文重镇的氛围吸引了大批志士遗民、迁客骚人，其中不乏顾炎武战友和至交。诸如：交往一生的淮上名士王略（字起田，世居山阳县，即今淮安市淮安区），家境富裕而不出仕，为人正直诚恳，与朋友肝胆相照。终身不仕的山阳贡生张力臣（名弨）， “通经博古，世其家学，专心六书，尤嗜金石文字”， 与顾炎武亦师亦友。志节清高的徐州万寿祺，抗清失败后隐居淮上，吟诗作画，拒不仕清。应万寿祺之邀在淮上执教的归庄，是顾炎武同乡挚友和抗清战友，二人意气相投，不谐于俗，时称“归奇顾怪”。顾炎武不辞艰险来淮，为的是与志同道合者交流思想，交换信息，以资复明大业。

在淮期间，顾炎武最有影响的活动是策动松江起义。因在淮友人非为复社成员、抗清义士，即是不仕二朝的遗民，与南方往来不断，声息相通，顾炎武很快从中得悉，清松江提督吴胜兆与巡抚土国宝不睦，乃潜回家乡，联络前明兵部主事杨延枢、兵部给事中陈子龙、同宗长辈顾咸正等，秘密策动松江起义。可惜消息泄露，吴胜兆被清廷斩首，陈子龙投水自尽，杨廷枢、顾咸正等遇害，惟顾炎武离家出亡，再免于难。

最为感人的故事是顾万莫逆之交。顾炎武与万寿祺初见于1651年春，顾首次拜谒明孝陵，与其不期而遇，当时顾为避祸化名“圭年”，二人只能说是“相见不相识”。半年后顾至淮看望老友归庄，得以与万正式相见，两人饮酒吟诗，切磋金石书画，叙说先朝往事，凭吊殉国志士，仿佛他乡遇故知，相见恨晚。临别之时，顾炎武赠诗《题万举人寿祺》，万寿祺则泼墨《秋江别思图卷》并题记相赠，以叙友情，推崇气节。1652年5月，万寿祺病逝，顾炎武惊闻噩耗，素车白马数百里，由南京抵淮致哀。

最为悲怆的记录是《淮北大雨》，1646年秋，一场连天大雨，致使淮河两岸积涝成灾，诗人伫立淮河之滨，望洪水泛滥而长太息：“秋水横流下者巢，逾堤百里即荒郊。已知举世皆行潦，且复因人赋苦匏。极浦云垂翔湿雁，深山雷动起潜蛟。人生只是居家惯，江海曾如水一坳。”直面天灾，反映明清易代、兵连祸结给黎民苍生带来的痛苦，也折射出诗人对淮安的深情厚谊。

淮安是顾炎武游学北方的转轴

随着抗清斗争迭遭挫败，至亲朋辈相继凋零，大明声息渐自沉寂，诗人亦陷入深深焦虑。顺治十二年（1655年）又遭飞来横祸：昆山豪族叶方恒为侵吞顾氏家产，买通其家仆告发主人“通海”（与南明海上抗清力量联络），致顾炎武身陷“松江之狱”。出狱后叶方恒仍然穷追不放，欲置顾炎武于死地。国破家亡，仇人追逼，有家难回，在此境况下，顾炎武第六次谒明孝陵。诗人伫立紫金山麓，想到 “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想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马援，想到12年前写下的《秀州》诗：“海内不乏贤，何以酬六国。将从马伏波，田牧边郡北。”顾炎武毅然决定变卖家产，阔别故乡，开启历时25载的北游生涯。今天考量，后半生的北游过程，是顾炎武研学访友、砥砺志节、建立学术体系与家国理念的辉煌历程。这一历程分为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1657-1660）频繁北上南下。淮安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是明清“南船北马”中转站，为顾氏北上齐鲁、燕赵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一时期的行迹呈南北纵向——抗清斗争的些许起色招引着诗人南归响应，抗清局面的消沉又促使诗人北上蛰伏。1659年郑成功率水陆之师北伐，浩浩荡荡直抵金陵城下，因大意轻敌而遭大败。顾炎武经历如此之冰火两重天，清醒地认识到军事上的抗清复明已然不可行，遂在北京默默拜谒十三陵，转身直下南京，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谒孝陵：“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重谒孝陵》）。这“临陵一问”表露心迹：前事不可收拾，故国又何堪回首；吾将抱朴以守志，保持精神独立。

这期间顾炎武频繁落脚淮安。有时拜访故交，与张力臣学术交流最多，对其博学好古，严谨治学甚为称许，曾自谦：“笃信好古，专精六书，吾不如张力臣。”有时由老友陪同，对清江浦、王家营、淮关等要津进行勘察。《清江浦》一诗云，淮安“舳舻通国命，仓廪峙军储”，为国家之命脉之所在，就是基于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为日后著述，提出治水、漕运、边防、关榷等方面主张准备了第一手资料。有时遭逢连天大雨，跋涉于泥泞之中，备尝辛苦。《蒋山佣残稿·答人书》曾记载，在淮北“跣行二百七十里，始得干土，两足为肿”。

第二时段（1661—1677）广游北方诸省。这一时期清廷实施怀柔政策，政权统治趋于稳固，人心思定渐成社会主流意识，顾炎武的北游已经是实际意义上的“北学”。反映在行踪上，由前期纵向转为横向，16年中出入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反映在交游上，访友数量明显增多，身份不再是单一的遗民志士，也有许多事清文人和清朝官员，顾本人也时常开坛讲学，与朝野人士切磋。对降清人士的隐忍与包容，迥异于之前的不屑与鄙视。此间一件偶发之事，颇有意味：因“黄培诗案”牵连，顾炎武被投济南狱，得力于仕清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兄弟出力，而得及早出狱。这说明诗人此时心态，是对外求同存异，于内坚守精神独立。

这16年里，顾炎武与淮安依然联系紧密。康熙六年（1667年）为刊刻《音学五书》从兖州南来淮浦，停留半月，与张力臣商谈刊印事宜，与王略把酒言欢，畅叙二十年交情。王略与顾炎武同年同月生，而长顾二十余日。眼见老友年过五旬常年奔波，竭诚相劝：“子游天下二十年，年渐衰，可已矣！幸过我卜筑，一应居处器用，能为君办之。”临别王略、张力臣送诗人北渡淮河，仍依依不舍。顾炎武深感温暖，赋诗曰：“子高徒抗手，君独泪沾衣。送我山东去，春空一雁飞。沂山朝霭合，淮水夜灯微。去去怀知己，愁来不可挥”（《淮上别王生略》）。数年后王略去世，顾炎武撰《山阳王君墓志铭》，纪其事而彰其德。康熙九年（1670年）顾炎武完成扛鼎之作《日知录》，不辞劳苦再来淮安，托付张力臣刊刻印行。康熙十二年（1673年）最后一次来淮，竭诚邀请张力臣北上山东，游济州（今山东省济宁市）府学。同游期间，顾炎武一方面亲身访查与严谨考据，为济宁碑学的研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与张力臣对济州学府汉碑进行系统整理与释读，致后者写成金石学名著《济宁州学碑释文》。

第三时段（1678 —1682）卜居华阴。顾炎武一直仰慕秦地，在致友人诗中曾表达过定居秦地之意，而真正定居华阴已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顾炎武看好关中“绾毂关河之口”，“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更看重“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的古风。原计划购“堡中书室一所，水田四五十亩”作生计，后因将资金悉数捐建朱子祠而作罢。在华阴，他广交关中名儒，与李因笃、李二曲、王建常等常来常往，交情笃厚。康熙二十年（1681年）底顾炎武赴晋会友，返回途中不幸摔伤，卒于曲沃韩村宜园，享年70岁。

顾炎武入陕后年事已高，再未掉首东南，但对故人故地思念深切。《赠张力臣》以“独坐淮水喷”“扁舟浮汉江”“囊中金石文，一室供长啸”等句，历数淮上友人，治学严谨求实精神；以“篆分特精妙”“尤工苍雅学”，盛赞老友其在书法艺术和训诂学研究方面的精深造诣。

淮安是顾炎武学术思想传播的土壤

 顾炎武以淮安为转轴，从身负使命、徐图复明到游学访友、建立其精神王国，既保持了义士气节，又为后世留下珍贵的学术思想。这些精神财富的生成与传播，也多多打上淮安烙印。

首先，淮安是顾炎武一生频繁往来之地，为其学术研究积累了丰富素材。淮安地处黄、淮、运交汇点，是南北交通与水利枢纽，顾炎武自1646年首次来淮至1673年最后一次别淮，绵延27年。27年中顾炎武对淮安历史人文、水陆交通、经济财赋无不悉心研究，细致考察，形成胸中丘壑，为完成《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等代表著作积累了第一手资料，使其“明道济世”“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和“博学于文”“采铜于山”治学方法付诸于实践，经受砥砺。在淮安期间结识王略、万寿祺、张力臣等志士学者，长期与之研磨经学、金石学、音韵学，切磋为人之道、治学之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顾炎武治学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日知录》的思想内涵。

其次，淮安有独特的人文环境，为其著书立说提供了必备条件。如前所述，顾炎武的淮安情结以抗清复国为起点，延伸至游学天下，博览群书，著述煌煌，淮安既是顾氏“行行重行行”的中转站，也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生根处。1666年顾炎武将积二十年功力撰成的《音学五书》书稿托请张力臣校勘，张氏皓首穷经，为其勘误近二百处。次年顾炎武再次来淮，恳请老友帮助刻印成书。张力臣不惟携子张叶增、张叶箕手书上版，而且变卖家产，资助该书在符山堂付梓。这一版本也成为《音学五书》初始版本，世称“符山堂本”。1670年，囊空无力的顾炎武再次来淮，将积累三十载的《日知录》札记八卷手稿再托张力臣主持刊刻，张力臣再次携子校勘写版，次年即行付印，亦称“符山堂本”。《日知录》是顾炎武最重要的著作，“符山堂本”是作者生前唯一亲定刊本。不仅如此，据史料记载，顾炎武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淮安付印的。作为明清学术文化重镇，淮安有顾炎武知音朋友，也有其赖以托付的文化积淀。

第三，淮安人推崇顾炎武学术思想，甘愿为他展开一场“精神接力”。淮安在清初建立的“望社”，集聚了张养重、阎修龄、万寿祺等一大批遗民诗人与学者。顾炎武频繁往来淮安，与望社成员诗酒酬唱，寄托情志，抒发天下寒士国破家亡时的心里感受，这对顾炎武著《日知录》、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产生积极影响。《日知录·正始》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经梁启超解读、提炼、定型，即是旗帜鲜明的救国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对淮安士人群体的影响、引领，则更为持久深远。顾炎武去世后，其弟子——老友王略之婿潘耒高度评价《日知录》：“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他以“符山堂本”为祖本，于1695年整理出版“遂初堂本”《日知录》三十二卷，引发了学界极大轰动。山阳学者、清代考据大家阎若璩运用顾氏倡导之考据法，撰写《尚书古文疏证》，证明《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其意义不仅是考据学巨大成就，更是一次思想界的解放。阎若璩还对《日知录》再行校勘，其校本与沈彤、钱大昕、杨宁并称四家校本，对《日知录》传播产生积极影响。百年过后山阳校勘学家丁晏，接续顾炎武研究，在顾著《左传杜解补正》基础上，对杜预《左传注》考辨订正，写成《左传杜解集正》，这不仅是学术上的对话，更是思想上的继承。不止于此，还对《日知录》进行校勘，著成《日知录校正》，成为后世乃至今天研究《日知录》的重要文献。二百年后，淮安学者徐嘉鉴于顾炎武诗作用典繁多，世人“苦其诗多用古，非通人不能晓”，为顾诗笺注，“黎明即起，握管不辍，历十年，检书四百余种，四易其稿”，完成《顾诗笺注》二十卷，在诸友人资助下刊刻问世。这部传世之作不仅考据严实，还原了明末清初爱国志士或起兵抗清或遁迹山林事迹，而且鞭辟入里、阐明了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源流，使顾炎武之志节与学问大显于后世。

淮安人杰地灵，尤志于传承。二百多年来，一代一代淮安学者薪火接力，让顾炎武的思想和学术在淮安这片沃土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蔚为大观。

（作者：周翔，文章来源：“漪涟文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