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眙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从秦代置县，迄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隋代开凿大运河后，盱眙凭借地处淮河与汴河交汇处的独特地理优势，成为漕运枢纽，水陆要冲。唐代中期以后，饮茶风气逐渐在北方盛行，南方出产的大量茶叶经大运河运往北方，茶文化开始兴盛。据史料记载，唐广德二年（764），常伯熊在泗州临淮（今江苏盱眙境内）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有记载的茶艺表演，可称中华茶艺表演的开山鼻祖。宋代茶文化发展达到巅峰，林逋、苏轼、米芾、吴则礼、杨万里等众多文人雅士经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在盱眙品茗赏景，吟诗赋词，留下许多与茶有关的佳话。

        一、常伯熊临淮县馆表演茶艺

初唐及以前流行煮茶法，即用茶叶加上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熬煮成羹汤饮用，称为“茗粥”。然而，陆羽对此极为反对，他大胆改良。在煎茶时仅以少许盐调和汤味，不再加入各种佐料，还将之前的“煮之百沸”改为“煎之三沸”，如此一来，减少了因久煮造成的苦涩滋味，保持了茶的原味及真香，使茶变得更加纯粹和清雅。“煎茶法”由此兴起，形成了唐代煎茶道。

煎茶道不仅强调茶自身的风味，更讲究技巧，逐渐形成完整的茶事实践程序，于是，茶道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茶艺表演开始出现了。茶艺表演在冲泡品饮过程中将技巧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使饮茶从满足日常物质生活需求上升到文化精神享受。汴河是隋唐大运河连接黄河和淮河之间的重要通道，随着各种商船来往不断，汴河入淮口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唐长安四年（704），在这里成立临淮县（今盱眙县淮河镇城根村一带）。开元二十三年（735）又将泗州州治由宿预县（今江苏宿迁）迁至临淮县以东，与临淮县仅隔一条汴河，临淮县成为泗州的附郭县（即县治与州治共置一城）。

唐代大运河示意图

临淮比泗州移治至汴河口要早31年，当时围绕漕运设立的县馆、码头、仓库等各种设施都建在临淮县。南来北往的客人最先到达的是临淮，唐代的泗州和临淮占据汴、淮要冲，是东南通衢之地，仅史料上有记载到过此地的著名文人就有骆宾王、宋之问、李白、崔颢、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皇甫冉等，达64人之多。

汴河上繁忙的漕运

在茶艺表演的创立、完善和推广过程中，泗州临淮人常伯熊的贡献尤大。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地方政府设置的专门接待过境官员或传递官府文书及军事情报使者的处所），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歠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新唐书》和清康熙《泗州通志》中也有相同记载。

清康熙《泗州通志》中关于常伯熊的记载

封演说，楚人陆羽创作了《茶论》，讲述茶的功效和煎茶炙茶的方法，还造了二十四式的茶具，放在“都统笼”中，引得人人效仿，几乎家家必备。常伯熊对陆羽的《茶论》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润色，于是饮茶之道大为流行，王公贵族和朝廷士大夫没有不饮茶的。

《封闻见记》中记述了分别发生在临淮和江南的两次茶艺表演，常伯熊比陆羽技高一筹。广德二年，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负责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管理国家监察事务，正三品）李季卿宣慰江南，他从长安出发，沿大运河来到临淮县。听说常伯熊擅长茶艺表演，立刻将其请来。常伯熊身穿黄披衫，头戴乌纱帽，手持茶器，一边说着茶名茶性，一边煎煮冲泡，手口不停，熟练流畅，李季卿非常满意，看完表演连喝两杯。后来李季卿到了江南，又有人向他推荐陆羽。陆羽来时穿着寻常家服，随身带着茶具，表演动作形态完全模仿常伯熊，李季卿心中鄙视他表演粗陋，只给了三十文赏钱。

陆羽兴趣广泛，才情极高，喜爱如闲云野鹤般浪迹山野，品茶鉴水。从性格上来说，他不适合规范性要求很高的茶艺表演。此外，陆羽在自传中毫不隐讳地称自己“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不仅相貌丑陋，还有口吃的毛病，在外貌条件和语言表达能力上存在先天的不足，种种因素导致他与常伯熊在茶艺表演上水平悬殊。陆羽虽然不擅长茶艺表演。但他胸襟开阔，能够虚心听取不同意见，接受常伯熊对《茶论》大幅度的修改润色，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用毕生精力著成古代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被后人推崇为“茶圣”，这是无人可与之相比的。

从《封氏闻见记》的记载可知，常伯熊经常在临淮县馆为南来北往的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表演茶艺，因水平高超，令“左右刮目”，使茶艺表演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也激发了包括王公贵族在内全社会的学习热情。临淮便利的水运条件为中华茶艺表演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以说大运河催生了中华茶艺表演。[1]

         二、林逋苏轼寺院结缘禅茶

北宋时期，林逋与苏轼这两位诗坛巨擘，先后在大运河畔的盱眙与禅茶结下不解之缘。以“梅妻鹤子”闻名于世的隐逸诗人林逋（967—1028）在《盱眙山寺》一诗中，生动叙述了自己在盱眙山寺与高僧品茗聊天，度过了一段怡然快乐的时光。诗曰：“下傍盱眙县，山崖露寺门。疏钟过淮口，一径入云根。竹老生虚籁，池清见古源。高僧拂经榻，茶话到黄昏。” 

据《咸淳临安志》和万历本《和靖集》记载：林逋于“景德（1004-1007）中，放游江淮。”这期间他沿大运河来到盱眙，与寺院高僧品茶论道。林逋在多首诗歌中提到“汴水”“汴岸”，如他乘船在汴河上漫游时，听到友人东归，写下《闻叶初秀才东归》：“高鸿多北向，极目雨余天。春满吴山树，人登汴水船。吟生千里月，醉尽一囊钱。肯便怀乡邑，时清复少年。”[2]在《汴岸晓行》中也生动地描绘了他对汴河两岸的所见所闻：“驴仆剑装轻，寻河早早行。孤烟开道店，平野唱农耕。老水回堤暗，初阳出浪明。羁游事无尽，尘土拂吾缨。”

以豪放旷达著称的诗人苏轼一生中多次自大运河南下或北上，他在诗中称“默数淮中十往来”。元丰二年(1079)，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赴任途中经盱眙龟山，结识龟山寺高僧辩才法师，辩才以茶相待。他在《龟山辩才师》一诗中写道：“此生念念浮云改，寄语长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巧出龟山背。木鱼呼客振林莽，铁凤横空飞彩绘。忽惊堂宇变雄深，坐觉风雷生謦欬。羡师游戏浮沤间，笑我荣枯弹指内。尝茶看画亦不恶，问法求诗了无碍。千里孤帆又独来，五年一梦谁相对。何当来世结香火，永与名山躬井硙。”苏轼与辩才法师一见如故，饮茶赏画，论法对诗，相谈甚欢。同时，他被寺院里的清净生活所吸引，希望与辩才法师一同奉佛。

南宋《五百罗汉图》之吃茶图

《盱眙山寺》和《龟山辩才师》两首诗反映宋时盱眙寺院中盛行的饮茶风气，佛教重视坐禅修行，通常坐禅长达数日。戒、定、慧是佛教修行的主要方法。戒，就是僧人要戒荤吃素，不可饮酒，过午不食；定和慧，则是要求僧侣息心静坐，思禅悟道。茶既符合佛教戒规，又可以清除坐禅久坐困乏带来的疲劳，具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的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当时寺院周围大多种植茶树，僧人自采自制茶叶，称作“寺院茶”。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茗的地方。寺院禅堂内的“茶鼓”用于召集僧众饮茶。“茶头”掌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僧人每日在佛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僧众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僧人饮茶修行，形成独特的寺院茶文化。

唐代赵州观音寺高僧从谂禅师爱用茶作为让人顿悟的机锋语，佛教禅宗史书《五灯会元》记载了从谂禅师一桩很有趣的禅宗公案：“师问新来僧人：‘曾到此间否?’答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一新来僧人，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禅师：‘为何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从谂禅师的偈语“吃茶去”是指茶道与禅境互为一体，暗喻禅的智慧隐藏在每个人生活之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故有“茶禅一味”之说。

        三、“宋代第一茶人”南山斗茶

宋代文人之间喜欢“斗茶”，即人们聚在一起品评茶叶质量、比试茶艺高低，这是士大夫阶层中一种比较高雅的社交活动。苏轼精于点茶，有“宋代第一茶人”之称，他曾在盱眙南山与友人斗茶。

南宋画家刘松年《撵茶图》描绘了从磨茶到烹点的过程

元丰七年六月，苏轼从黄州调到汝州担任团练副使，他沿着大运河北上，途中，举家重病，幼子去世，年底到达泗州时“赀用罄竭”，穷困潦倒，以致于“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因淮水结冰，苏轼在泗州滞留多日，游历了盱眙南山，即现在的第一山。当时苏轼仕途失意，多次遭到贬谪，在历经艰难之后，他依然非常乐观，追求生活情趣与心灵的归宿。他品尝时令野菜，与朋友品茗斗茶，欣赏优美的南山风景，由衷地感叹：“清淡的欢愉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啊！”于是填词一首《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词中“雪沫乳花浮午盏”是对宋代点茶道艺术的形象描绘。斗茶主要是“斗色斗浮”，即以茶汤的颜色与冲出来的茶沫决胜负。“斗茶”的要点在于“点茶”，“点茶”看起来简单，其实对茶末质量、水质、火候、茶具都有很高的要求。例如茶叶末要细，这样才能入汤轻泛，发泡充分；火候也极重要，“未熟则末浮，过熟则茶沉”，以水刚过二沸为恰到好处；点出来的茶汤，以汤色纯白、饽沫（茶水煮沸时泛起的汤花，即泡沫）鲜白、久聚不散为最佳。苏轼词中以“雪”与“乳”来形容饽沫，表明汤花越白茶品越好。陆羽曾在《茶经》中形象地描写饽沫的形状，说：“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轻细者曰花。”欣赏饽沫的变幻，亦成为文人的清闲之举，充满了雅趣。

四、米芾淮口获赠小龙团

米芾（1051—1107），字元章，是北宋著名诗人及书画家。他因公务常年往来江淮汴泗之间，盱眙为其必经之地。绍圣四年（1097），米芾被任命为涟水军（今淮安市涟水县）使，他沿着大运河南下赴任。沿途一马平川，且地势越来越低。船到汴口，突见淮河对岸出现一片郁郁葱葱的山峦，他诗情勃发，吟咏出《题泗滨南山石壁曰第一山》：“京洛风尘千里还，船头出汴翠屏间。莫论衡霍撞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盱眙南山从此得名“第一山”。

宋代曾纡《南游记旧》中记载，黄寔为发运使时，有一年“大暑泊清淮楼下，见米芾衣犊鼻自涤研于淮口，索箧中一无所有，独得小龙团二饼，急遣人送之，趁其涤研未毕。”黄寔，字师是，陈州人。他担任发运使时，有一年夏天在盱眙清淮楼下，看见米芾在淮口，即汴河与淮河入口处洗砚台，他搜罗箧中找到两饼小龙团茶，派人赶紧送给米芾。

米芾石刻像

米芾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也是好茶之士，曾创作过一阙清雅优美的《满庭芳·绍圣甲戌暮春与周熟仁试赐茶，书此乐章》：“雅燕飞觞，清谈挥麈，使君高会群贤。密云双凤，初破缕金团。窗外炉烟自动，开瓶试一品香泉。轻涛起，香生玉乳，雪溅紫瓯圆。娇鬟，宜美盼，双擎翠袖，稳步红莲。座中客翻愁，酒醒歌阑。点上纱笼画烛，花骢弄月影当轩。频相顾，馀欢未尽，欲去且留连。”词中称“使君”，即州郡长官拿出皇帝赏赐的密云龙团茶和双凤团茶招待来宾，还以一品香泉来煮茶，茶色乳白、香气扑鼻。词中不着一个“茶”字，却写出了文人品茶的雅致高情。

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派遣使者在福建建州建安县（今福建建瓯）凤凰山麓北苑制造龙凤团茶进贡朝廷。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丁谓为福建转运使，监造贡茶，专门精工制作了40饼龙凤团茶，进献皇帝，获得宠信，升为“参政”，封“晋国公”。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时，又将创造的大龙团改制为小龙团，更受朝廷赏识。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茶之品无有贵于龙凤者，小龙团茶，凡二十饼重一斤，值黄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易得也。”苏轼有次得到小龙团后，立刻到无锡以“天下第二泉”泉水来泡茶。他一边品尝佳茗，一边与朋友欣赏太湖美景，并赋诗称“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3]不难想见，米芾在淮口得到珍贵的小龙团茶时，一定非常高兴。

米芾《张都大帖》

建中靖国元年至崇宁二年（1101—1103），米芾做过江淮发运司属官，即北宋时期协助管理大运河漕运的中级官员。他对运河治理工作也颇有心得，崇宁四年（1105），时年55岁的米芾曾写过一封自荐信《张都大帖》，向上司请求担任“都大”之职。米芾在帖中清楚地剖析运河河道弯曲、河水深浅与水流速度之间的关系，以此证明他能够胜任治理大运河的工作。可惜两年后他就病故了。

五、吴则礼爱以石铫瀹茶

吴则礼（1042之前—1121），字子副，北宋著名的“铁御史”吴中复之子，宰相曾布的女婿。其以父荫入仕，累官至直秘阁，知虢州。他与唐庚、曾纡、陈道等名士唱和，以工于诗文而著称。崇宁元年（1102），吴则礼坐元祐党籍勒停，次年贬荆南。五年夏，离荆南归润州，后沿大运河来到盱眙隐居。[4]闲暇之余他爱在盱眙北湖垂钓自娱，自号“北湖居士”，著有《北湖居士集》。

吴则礼安于贫困，以饱食短蔬为足，经常去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买白菜煮羹，他曾在多首诗词中表达对山阳所产白菜的喜爱，如《又再至山阳作》：“楚州白菘（即白菜）大于臂，天乞我曹作好春。北湖食菜如食肉，塔东僧伽不笑人。”而当时自盱眙到山阳之间，最便捷的方式是通过大运河往返。

器为茶之父，古代文人特别喜爱各种适宜煮茶的茶器。吴则礼曾在收到友人赠送的石铫后，高兴地写下《周介然所惠石铫取水瀹茶》一诗：“吾人老怀丘壑情，洗君石铫盱眙城。要煎淮水作蟹眼，饭饱睡魔聊一醒。僧伽孤塔何亭亭，试唤僧伽真肯应。拟向山阳买白菜，团炉烂煮北湖羹。”诗中说，我这把年纪心中仍然寄情于山水之间，在盱眙城里洗干净周介然赠送的石铫。取淮河里的水煮茶，直到茶水中冒出蟹眼一样的水泡，吃饱喝足后美美地睡上一觉。僧伽孤塔高高矗立，试着呼唤僧伽，不知是否可以满足我这个小小的愿望。我还打算去山阳买白菜，煮一锅烂熟美味的羹汤。

石铫即石制的茶铫，是指一种有柄有流的烹茶器。苏轼曾对茶铫的优劣作了评价，认为铜铫煮茶带有腥味，而铁铫又有涩味，都不宜煎水，而石铫煮水最宜泉水的秉性。有一次，他收到好友周穜送的石铫，特地作诗《次韵周穜惠石铫》，写道：“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拒火柄犹寒。姜新盐少茶初熟，水渍云蒸藓未干。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无脚是轻安。”

宋代石铫

当时还流行在野外煎茶的茶铛，底部通常带三足,并且有一横柄，是风炉和茶鳆的结合体。吴则礼在《不奈》一诗中也有提及：“不奈淮南热，遥知秋可怜。乌皮垂老事，白发半生禅。井水从儿汲，茶铛姑自煎。何时决明好，堂下晚鲜鲜。” 

宋代使用的茶器很多，有茶磨，也叫茶硙，通常为石质。用茶磨磨茶，磨下来的茶粉均匀细腻，如雪片一般；筛茶粉末的茶罗，可以把碾磨好的茶粉筛选更匀更细；还有茶匙，又称茶匕，以金、银或铁制成，是一种量取茶末兼击打汤花的器物；以及储藏茶叶的茶奁和茶箧等等。

茶盏也是很重要的茶器。宋人喜欢斗茶，为便于搅拌茶汤和观察茶面白色泡沫汤花，以便分出胜负，多使用浅口小碗状黑色茶盏，其中福建建安窑烧制的黑釉茶盏备受推崇。建安窑（亦称“建窑”“乌泥窑”）窑址分布于今福建建阳水吉镇及周边区域，宋代属福建建州建安县。其烧制历史可追溯至唐末宋初，在南宋元初时达到鼎盛。建窑茶盏因胎体含铁量高呈紫黑色，釉面形成兔毫、油滴、曜变等独特窑变结晶纹饰。厚重的盏壁保温性极好，是斗茶的上选器具。

盱眙宣化街附近山坡上发现的宋代建窑盏残件（周君牧供图）

近几年，在大运河考古过程中出土过宋代建窑茶盏，京杭大运河博物馆陈列有自杭州卖鱼桥段发掘出的建窑黑釉茶盏，盱眙宣化街附近的山坡上也曾发现不少建窑盏残件，这些茶盏无疑是通过大运河而来的。

六、杨万里问泉第一山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1127—1206）性嗜茶，精品茗，赋有多首咏茶诗。并曾经担任过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负责广东茶盐事务。他不管是早年行舟赶考,还是登第后仕宦漂泊、乃至卸任归乡,都是在大运河上航行，一生与大运河结下不解之缘。特别是淳熙十六年十一月至绍熙元年二月他充任接伴使、送伴使期间，沿途留有诗歌352首，大都涉及运河。[5]在第一山秀岩偏北部，至今仍留有他当年的亲笔题刻：“庐陵杨万里、建宁黄夷行、京口霍篪，淳熙乙酉年二月初二偕来。”

杨万里等人登临第一山的题刻

水为茶之母。杨万里每到一地都要留心考察水质，判断其是否适合瀹茶。他对于烹茶用水有独到的见解，有人喜欢用清清的河水煮茶，他却喜欢山间迸出的泉水，这与茶圣陆羽《茶经》中的观点相同：“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陆羽认为煮茶以山水为最好，山水即泉水，因为泉水流动具有活性最宜于煮茶。

盱眙玻璃泉

杨万里对盱眙第一山玻璃泉甘冽的泉水推崇有加，认为最适宜煮茶。他在《题盱眙军玻璃泉》诗中写到：“清如淮水未为佳，泉迸淮山好煮茶。熔出玻璃开海眼，更和月露瀹春芽。仰看绝壁一千丈，削下青琼无点瑕。从事不浇愁肺渴，临泓带雪吸冰花。”据光绪《盱眙县志稿》卷二《山川》“秀岩”条载：“下有玻璃泉”，文曰：“玻璃泉在第一山下，有石龙虎口喷水，注石池中。宋崇宁中，刘晦叔名之曰玻璃泉。”“都梁十景诗”有《玻璃泉映月》赞曰：“半山亭下老苔钱，凿破玻璃引碧泉。一片玉蟾留不住，夜深飞入镜中天。”

秀岩上还有一块天润等人与判官赵某某共登第一山，汲泉煮茗的石刻。南宋文人赵公豫也有《玻璃泉》诗赞云：“都梁环绕尽高山，山下幽泉沁齿甘。入境顿忘人事扰，临流能润舌喉干。孤亭掩映风云幻，曲槛迷离烟雨寒。泗地年来成泽国，奠安常作救时看。”可见第一山上的甘泉当时被视为瀹茶的绝佳搭配。

由于大运河便利的水运条件，唐宋时期盱眙形成了异常丰富的茶文化，特别是宋代盱眙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官舻客鳊满淮汴，车驰马骤无间时。”根据现在发现的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器物，宣化街一带应是当时市井茶坊的集中区。建于唐初的先福寺也在此处，附近还有龟山寺、五塔寺等寺庙，南宋修筑城墙后这里建有宣化门，附近山上至今还能捡拾到南宋铁钱。据记载，米芾特别喜爱在汴京城里的茶楼吟诗作赋，挥毫泼墨，也许他就是在盱眙茶坊里留下了“第一山”墨宝。很多人都没有想到，闻名遐迩的“龙虾之都”不仅有让人垂涎的美食，还有历久弥漫的浓浓茶香。让我们到盱眙“吃茶去！”

参考文献：

[1]倪泳．常伯熊：茶艺表演第一人[J]，茶道，2023（2）．

[2]苗菁．唐宋诗词与大运河[J]，聊城大学学报，2014（5）．

[3]陈宗懋、杨亚军．中国茶经[M]，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43—44．

[4]方星移．北宋词人吴则礼考辨[J]，兰台世界，2012（18）．

[5]胡传志．金人使宋行为的文学观察[J]，求是学刊，2010（5）

（作者：倪泳，文章来源：“善道文化”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