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保是我国清代著名书法家，也是满人中最著名的书法家，以文章和书法驰名朝野。年少时曾学“馆阁体”，与百龄、法式善并称“三才子”。后楷书宗法颜真卿，行草书宗法二王、怀素、孙过庭，与刘墉、翁方纲、成亲王永瑆并称为“清代四大家”，合称“翁刘成铁”。铁保作品多有流传，淮安市博物馆亦有收藏。其书法雄厚浑穆、遒劲流丽，饱满多姿，自然流畅，大有洒脱之美。他数年在淮为官，并将“谯楼”更名为“镇淮楼”，题写“声彻云衢”巨匾悬之，为淮地留下了许多精彩墨宝。

清代丁以诚绘《铁保像》

董鄂·铁保（1752—1824），字冶亭，号梅庵，满洲正黄旗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曾任漕运总督、两江总督等职，在文学、诗歌、书法等领域均有颇高造诣，著有《惟清斋全集》。曾任《八旗通志》总裁，辑满人诗文集《白山诗介》等书。铁保60岁时自制年谱一卷，逝世后其子增补一卷，另有那彦成为其所作《予告三品卿前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梅庵铁公神道碑》，皆是了解铁保生平的一手史料。

铁保《惟清斋全集》书影

铁保出生于武将世家，先祖曾因战功得骑都尉，曾祖赛柱、祖父富起臣、父亲诚泰均为武官，至铁保由武转文，经科举而入仕途，实现家族由兵将之家向文学家族的转变。铁保从小就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年少有志于学。父亲诚泰曾对他说：“我家世武职，汝独喜习文，固大好事，然须自量无两误。”言语中透露出父亲还是希望他承袭武职，而铁保却不无自信地对父亲说：“儿计之熟举业虽难，自授书以来，攻苦六七年，于制艺及诗古文词，自觉有得⋯⋯愿专攻举业以求一当。”后果不负众望，19岁中顺天乡试举人，21岁中进士，得以进入朝廷任职，因其诗文受到乾隆赞许，得以多次主持科考。其中，担任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会试副考官时，淮安人汪廷珍被选为一甲二名进士。后汪廷珍对铁保始终执弟子之礼。嘉庆六年（1801），在铁保举荐下，汪廷珍参与《熙朝雅颂集》编次工作。道光二年（1822），铁保《惟清斋全集》告成，汪廷珍作序。铁保去世后，汪廷珍作《梅庵先生墓志铭》。

铁保主编的《熙朝雅颂集》

至嘉庆时，铁保多任地方要职。嘉庆四年（1799）补任漕运总督兼兵部侍郎。八年（1803）调补山东巡抚。十年（1805）授两江总督。在淮期间，铁保对漕运、海防、军务等均有建树。担任漕运总督之时，他深知漕运乃“国之大者”，事关国家发展，不敢掉以轻心。到任后从丁、粮、船、道等方面多加整顿，以期革除漕弊，做了以下三件大事：一是提高旗丁各项津贴以杜克扣弊端；二是严惩漕船沿途之不法之徒；三是清理积案，革除陋规。嘉庆帝对铁保的工作是满意的，称赞道：“其实铁保接办漕运后，并不见其掣肘。各省漕艘，俱各依限开行，衔尾前进。朕密访各帮漕船行走，均属安静。现已陆续抵通，并无迟误。”为永保漕运通畅，漕务繁荣，铁保还提出十一条新漕事宜章程，即：严兑开、慎米色、选运弁、恤水手、节运费、筹公项、杜避运、选头伍、禁闭贮、惩帮蠹、谨护送等。经过实地调查并结合前几任漕臣之经验，铁保提出的不少改革旧规的方针措施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可以说，他在漕运总督任上兢兢业业，政绩可圈可点。《清史稿》铁保传评价他：“居官为人慷慨论事，高宗谓其有大臣风；及居外任，自欲有所表现，倨傲，意为爱憎。”此外，值得记住的是，淮安著名古迹镇淮楼之名就是铁保任漕运总督期间改的。

镇淮楼旧影

淮安、漕运，在铁保为官履历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淮安、山阳，也让他栽了一个大跟头，遭遇了一次“滑铁卢”。嘉庆十三年（1808）秋，淮安发生水灾，灾情十分严重，时任两江总督的铁保派遣江苏候补知县李毓昌赴山阳县勘察灾情，协助赈灾。李毓昌到淮后经过缜密调查，发现山阳知县王伸汉有冒赈罪行，决定呈文上报。慌乱的王伸汉企图贿赂李毓昌，未果，便生毒计，将李毓昌谋害。淮安知府王毂明知王伸汉乱法，却在诱惑面前知法犯法，草率地以李毓昌系自缢身亡结案。此案后被揭发、查实。嘉庆皇帝闻言大怒，严旨查办，铁保还被嘉庆帝训斥为“行同木偶”，终以失察之罪流放新疆。之后不久，铁保即被重新起用，改任他职，此处不赘。

铁保书法作品

除了政治方面的建树，铁保还工于书法。他曾写过“余性好书，而懒矜庄，鲜写至成篇者，皆纵横断续，无伦次语耳”，说明他对书法的喜好且对自己书法水平的谦虚。实际上他的书法水平极高，与永瑆、刘墉、翁方纲并称“清朝四大书家”，清代著名学者震钧《天咫偶闻》中称其“书法为八旗第一，名亚石庵相国”。《清代七百名人传》之铁保传如是评价铁保：“能诗，尤工书法。”铁保曾于嘉庆十三年（1808）刻成《惟清斋字帖》，此外还有《人帖》《惟清斋法帖》等。铁保之于书法，是下过一番苦功的，“楷书摹平原，草法右军，旁及怀素、孙过庭，临池之工，天下莫及。”

铁保“督漕使者”印章

清代文化政策上的愈发收紧，导致书法亦渐趋滞涩。铁保没有被大环境所左右，他始终强调要不断突破。比如，他学习董其昌书论，又从不囿于一家之言。淮安市博物馆藏有铁保行草立轴，上书“晋宋人书，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故至唐人始言法”，此语即出自董其昌。铁保突破馆阁体后而学董，学董后又追宋元、甚至晋唐。尤其是在数次谪迁时，铁保总能从晋唐及宋人法帖中寻求慰藉，闲暇时整日临摹，古风盎然。如铁保贬谪吉林时，“到戍后，闭门思过，日惟以学书自遣。几古人字迹，无论大草细书，无不临摹，不下数十，过至百余过，便中寄京，交元等取存。”汪廷珍撰铁保墓志铭中亦称：“工书法于晋唐诸家无不临，而其宗旨要以香光为归所刻《惟清斋帖》艺林宝之工书。北人论者，以刘相国石庵、翁鸿胪覃溪及君为鼎足。”

清嘉庆五年（1800）铁保在淮漕运总督任上所书行书临古手卷，

识题“清理漕务，案牍甚繁⋯⋯”，可见当时漕政之繁忙

铁保所处时代之书坛兴起金石考据风气，并有贬抑传统帖学之转向，出现“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的观点。铁保将目光关注至碑刻，没有纠缠于碑、帖高下之争，而是以远见卓识择取碑版之长，为我所用。铁保发现，不同于传统帖学，碑版刻石线条独特，不刻意追求平衡，因而具有苍茫浑实之势，拙趣横生之感。为此，他到处访碑研习，《梅庵诗钞》载“北海存遗迹，晃碑字已磨。翻来真拓少，缺处却灰多。古法人难似，残书辨易讹。云麾藏旧本，心赏重摩挲。”“金石岂终古，乾坤真忌名。何能三日卧，书法矢专精。”总而言之，铁保前半生尊帖，后半生汲取碑刻养分，书风为之大变，愈发朴拙内敛、平实雄浑，最终成就了“雄厚浑穆、遒丽自然”的书作风格。

嘉庆六年（1801）铁保在淮漕运总督任上所书草书立轴

铁保不仅书法好，还对书法理论有着独到见解。一是在书作欣赏方面，铁保认为“名书如名士，如美人，必容貌气骨精神脉络色色完备始争上流。近日丰者无骨，瘦者不腴，气魄胜者，剑拔弩张；风韵胜者，柔姿媚态，皆非书家正格”。二是书作之风方面，铁保主张要直抒胸臆，天真自然，在《题敬斋方伯所藏明人户口册诗卷》中他说：“作书如做人，以自然流行，不假修饰为妙”，也正如其诗云：“率写胸臆，不拘于绳墨”，表现出洒脱之状。三是在书法推陈出新方面，铁保主张“师古不泥”，他说“随时随地语语记实，以造化之奇变，滋文章之波澜，话不雷同，愈真愈妙。我不袭古人之貌，古人亦不能囿我之灵”。这说明铁保有了大量时间投身笔墨之时，勤于临摹，但从未拘泥于一家。四是在书家品行方面，铁保认为书家应遵守儒家道德规范，为人要刚正不阿，忠孝仁义，这关乎书家之人格，“以人为帖，不以书为帖，学其书正学其人也。”他评价嘉定人周锷“不苟流俗，书法尤精妙……余既幸名书之获传，而尤信至性感人，虽吉光片羽，犹足系人深思，不啻珍如珙璧也”。

铁保在淮所藏“端溪合同砚”，相继被翁大年、吴昌硕收藏并镌铭

书家离不开砚台，铁保尤好收藏砚台。徐珂《清稗类钞》中录有《铁冶亭藏南唐歙石砚》《铁冶亭藏山高月小砚》。铁保的朋友恒裕（号益亭）旧藏一砚。上书“山高月小”，铁保见后很喜欢，多次向恒裕提出收藏的愿景，均被拒绝。后恒裕在临终前对铁保说：“吾与君永别矣。家室妻子都不问，吾何以葬乎？”铁保含泪对他说：“棺衾及一切应用之物皆备矣，可无虑。”恒裕说：“吾得友若此，复何憾！吾将以砚赠君之志别。”说完命子取来“山高月小”砚交给铁保。铁保每到一地，都对砚台格外留意。如遇好的砚台，他会珍藏之。正如故宫博物院藏《铁保像》之跋语中有云：“一砚相随五十春，不分帆影与车尘。”嘉庆六年（1801），在淮安任上，铁保在市场中看到一方端砚，心生喜爱，爱不释手。该砚为长方形，砚池和砚底分别刻有“合”“同”，二字含义相通，均有和谐、和睦之意，符合铁保的性情和书风。铁保所藏此砚后为清代著名篆刻家翁大年所得。

清代“四大书法家”刘墉、铁保、翁方纲、成亲王四屏

有关铁保书法亦有负面评价，如王振忠教授在《再论清代徽州盐商与淮安河下之盛衰——以<淮安萧湖游览记图考>为中心》一文中提到铁保行事颇为风雅，与淮安河下徽商一向过从甚密，但是他的书法有前人认为相当拙劣，之所以有名，完全是因为他的地位。此说留待有识者辨别之。

（作者：解军，文章来源：“文史淮安”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