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位于江淮西南部，自康熙年间兴起桐城派散文，至乾隆、嘉庆年间兴盛，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主要代表，人称“桐城三祖”。清代淮安为京杭大运河与夺淮之黄河的交汇处，扼守南北漕运要冲，有漕运总督、江南河道总督、淮关监督、两淮盐运司淮北分司等官署驻节，“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肆栉比，数十里不绝”。地缘相近，人文渐亲，“桐城三祖”或评议淮安历史名人，与淮安文人交游，或经淮安游商，与淮安结下一段段文化情缘。淮安一些文化名人为以“桐城三祖”为代表的桐城派作家提供经济支持、传播文学理论和传承文化衣钵，淮安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也为桐城派作家提供了深厚的文学实践机会。

一、方苞为淮阴侯“平反”

方苞（1668年—1749年），字凤九，亦字灵皋，号望溪，被认为是桐城派创始人。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发，方苞被逮捕赴京，与其同乡友人左未生在淮安擦肩而过，后来他在《送左未生南归序》中，深情地回忆道：“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东下，至淮阴，始知《南山集》祸作，而余已北发。居常自怼曰：‘亡者则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

对于淮阴侯韩信，方苞撰有一篇短文《书淮阴侯列传后》，专门辩白太史公《史记》中的一桩公案。《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韩信密谋造反，又是与陈豨勾结谋划于密室，又是与家臣密商假传诏令，赦免刑徒与奴婢，起事袭杀留守京城的吕后与皇太子，表面上看起来有板有眼，煞有介事，但是方苞却不以为然。在《书淮阴侯列传后》中，方苞高度评价韩信，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于汉兴诸将皆列数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区区者不足言也。惟于信详哉其言之”，是因为韩信指挥的战役，“刘、项之兴亡系焉，且其兵谋足为后世法也”。他认为韩信在“据全齐，军锋震楚、汉”的全盛之时不谋取天下，等到天下大定之后才想起谋反，是不是太不明智了。而且韩信与素为刘邦心腹的陈豨平时没有什么接触，说韩信与陈豨事先有密谋，“孰闻之乎”？韩信被贬居在长安，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无符玺节篆，而欲与家臣夜诏发诸官徒奴，孰听之乎” ？韩信的罪过，“独在请假王与约分地而后会兵垓下”，仅属于天下未定时的拥兵自重。蒯通游说韩信谋反，韩信有条件谋反都没有反，更何况最终为兴汉灭楚立下奇功，“罪尚可释”，功大于过。方苞的同乡钱澄之曾评价方苞《书淮阴侯列传后》发前人数千年未有之深思：“人人读淮阴侯传，何以不拟议及此，二千年后，左、马乃得知己。”

此外，淮安有文士刘永祯与方苞交游较密。刘永祯（？—1717），字紫涵，刻意为诗，笃行穷经，不为俗学。师事万斯同，尝手抄斯同所著《明史稿》三百卷藏于家。刘永祯比方苞稍大，两人都以贡生身份求学于国子监。进入国子监后，方苞与无锡人刘齐友善，并通过他的介绍结识了刘永祯，此后，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永祯在家族中很有威望，特别重礼仪，方苞曾经赞叹说：“吾见居兄弟之丧，颜色称其情者，惟王昆绳与刘紫涵二人而已。”方苞往来南北，“归过淮阴，馆其家”，后来闻知刘永祯病故，非常悲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刘紫涵墓志铭》来悼念他。

二、刘大櫆授徒程晋芳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耕南，号海峰，在桐城派发展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方苞称赞他：“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刘大櫆讲学不辍，弟子广众，除姚鼐、程晋芳外，尚有程瑶田、钱伯垌、朱孝纯、吴绍泽、吴定、王灼等知名，他们中不少人曾在淮扬地区寓居（如程晋芳和程瑶田）、为官（如朱孝纯）、讲学（如姚鼐和吴定）。程晋芳（1718—1784），字鱼门，自号蕺园，祖籍安徽歙县，寄籍扬州，官至吏部员外郎、翰林院编修，参修《四库全书》。程晋芳出身盐商世家，嗜书藏若饥渴，少即以文名江南，好切磋文学，史载其曾从程廷祚问经，又师事刘大櫆，受古文法。《清史稿》卷485《文苑二·程晋芳传》记载他“家世业鹾，少问经义于从父廷祚，学古文于刘大櫆”。姚鼐在为恩师刘大櫆所作《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用时任吏部主事程晋芳称赞桐城派的话：“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三、姚鼐咏淮安名胜

姚鼐（1732—1815），字姬传、梦谷，世称惜抱先生，桐城派散文集大成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姚鼐进士及第，授庶吉士。次年，高中进士后的姚鼐告假归家，自京师返桐城，游历扬州，其间由运河经淮安，作有《淮上有怀》《淮阴钓台》。《淮上有怀》云：“吴钩结客佩秋霜，临别燕郊各尽觞。草色独随孤棹远，淮阴春尽水茫茫。” 《淮阴钓台》云：“人杰乘时会，功成运已非。可怜高鸟尽，回忆钓鱼矶。淮上春风起，高台柳絮飞。王孙殊未反，惆怅落斜晖。”乾隆三十六年（1771）会试，姚鼐任同考官，程晋芳等高中进士。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程晋芳均破格被荐充纂修官。姚鼐与程晋芳多有唱和诗作，《惜抱轩诗集》中便收录多首。

姚鼐、程晋芳和寓居江宁（今南京）的袁枚关系很好，因此多有交游。乾隆四十五年（1780）起，姚鼐一直在安庆敬敷书院任山长，其间从程晋芳口中得知袁枚筑随园，欣然相望。“在江宁时，尝寓居袁简斋先生随园几一月。其水石林竹，清深幽靓，使人忘世事，欲从之终老也。”7年后，姚鼐终于赴金陵随园与袁枚交游，得偿所愿。乾隆四十九年（1784），程晋芳客死陕西，姚鼐闻听悲作《哭鱼门》：“遇君通籍已华颠，犹见雄才赋百篇。送别议联元亮井，论文曾许伯牙弦。十年白虎成通论，几日扬乌与太元。一入崤函身不返，空闻解绂买江船。”程晋芳葬于江宁南冯家山，姚鼐曾至其墓前凭吊，作《怀程鱼门舍人》《怀故编修程鱼门》《过程鱼门墓下作》等诗追悼之。

乾隆五十五年（1790）后，姚鼐至江宁主讲钟山书院。他有一次拜访袁枚时，袁枚将珍藏在家里的《随园雅集图》拿出来给姚鼐看。乾隆三十年（1765），袁枚请无锡的吴省曾作《随园雅集图》，图绘沈德潜、蒋士铨、庆兰、陈熙以及袁枚五人雅集的场景，卷后有数十位袁枚故旧的题咏，唯独没有程晋芳的。姚鼐同袁枚追忆共同好友程晋芳，“述其语而相对太息”。他又受袁枚之约，写下《〈随园雅集图〉后记》，追忆亡友程晋芳，补足随园雅集诸贤的缺憾，“先生故人皆有题咏，鱼门独无名字其间，鼐识其辞，亦以补其阙云”。

从方苞送左未生南归，到姚鼐为程晋芳补记雅集，清代文学“桐城三祖”与淮安的文化情缘缕缕不绝，令人赞叹。

（作者：罗志，文章来源：《淮海晚报》2026年2月2日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