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名臣余阙出生于江淮地区的庐州（今合肥），以清廉刚正著称。余阙长期为官江淮，最终在陈友谅军攻破安庆府时自杀殉国，明初君臣士大夫由封建正统观出发，褒扬有加。余阙曾任泗州同知，他在盱眙第一山留下两方石刻，也为盱眙第一山增彩。
出生江淮，族籍党项
余阙出生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至元十八年（1358）卒，时年五十六，《元史·余阙传》云：“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剌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所谓“唐兀氏”，即西夏党项人。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元代四等人之第二等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所以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此，余阙乃是西夏党项人后裔，而且本传称其妻“耶卜氏”，可推定也是党项族裔。余阙有文集《青阳集》，据元代程文《青阳山房记》记载：“青阳山房在今庐州东南六十里巢湖之上，因山以为名，合肥余公读书之处也。”可知余阙祖籍为凉州，今甘肃武威，出生在庐州东巢湖边的青阳山一带（今在合肥市下属巢湖市境内）。
任官泗州，为政严明
虽然余阙出身于党项后裔，不过西夏立国，汉化已久，余阙的父辈即迁居中原，余阙自小深受汉文化熏陶，早已与汉人无异。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这一年余阙进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在泗州同知任上，余阙一直做到至元三年（1337）稍后一两年。
关于余阙任官泗州的政绩如何，《元史》本传上只有一句“为政严明，宿吏皆惮之。”而乾隆《泗州志》上，对余阙为官泗州的任上还有进一步细致地记载：
余阙，字廷心，庐州人。元统间同知泗州，为政严明，宿吏惮之。廖甲、舒乙争田，廖焚舒庐舍，舒妇偶母子同死，遂填灰炉中，诬之。阙为白其事。泗无麦，民以乏故，事不敢闻，阙上之中书，定为令，反无麦得减赋代还。父老争进金上寿，阙谢去。后阙往桐城道，逢故民皆罗拜马首，弗忍离，至宿而别。按：忠宣公守皖，当陈赵跳梁，战功最巨，阙后死节，事尤烈，特就宦泗时略记二条，非公之大节也。
这里余阙所任的同知乃是泗州知州的副职，元代约为从六品官员，分掌本州内诸事务。元代蒙古统治者汉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于汉地、汉民的治理多倚重地方下层官吏，即“元代以吏治天下”之说。余阙作为泗州地方官，能够辅佐一把手达鲁花赤（元代地方州府等军政最高官，多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和知州，亲理民政，“为政严明”，尤其是不为地方玩弄笔墨、败坏政事的奸猾胥吏所周围，勤勉为政，尤为难能可贵。乾隆《泗州志》多采明代泗州方志材料，故余阙任泗州同知期间智断命案、为灾民请命的事迹应该是可信的。像余阙这样在衰乱世道中保全一方的事迹，不仅乡里流传，而且著之于方志。
余阙由泗州同知任上又被召入京师任翰林文字，又转任刑部主事，以不会阿谀权贵，又弃官归庐州，不久复被起用为翰林，修撰《辽史》《金史》和《元史》， 又拜监察御史，改中书礼部员外郎等官职。余阙刚正清廉、直言敢谏的名声正是在泗州同知任上鹊起的，其后宦海沉浮，政誉不改，故明代宋濂在《余左丞传》中赞誉道：
阙在位，知无不言，言峭直无忌。人劝阙少避祸，其曰：“吾纵昏，岂不知披麟为危。委身事君，身虽杀，弗悔也。”
游历第一山，题刻传世
在余阙官任泗州同知期间，其多次游历盱眙县城第一山，并留下两处摩崖刻诗。这两首余阙的诗作《青阳集》上没有记载，当是余阙的佚诗。这两处刻石字迹均为篆书，虽经岁月剥蚀，但大半字迹依稀可识，篆意浓郁，笔划遒劲，字体较为规整，根据题跋可知都为余阙手书。由是刻石观之，《元史》本传所云余阙“篆隶亦古雅可传”，亦非谀辞。
第一处：余阙瑞岩诗并跋
孤绝缘高嶂，幽寻□（及）早春。送灯瑶殿小，□（煮）酒瑞泉新。阳彩方澄景，淮流欲近人。燕谈真得地，风磴入深筠。
至元□（三）年正月□□偕□李吉节判来游瑞岩，从者郡吏高□、张灵、徐德□□而盱眙监桑哥答思、尹孔君美、簿□□麟、尉卢仲庸、典史李华甫继至，因并刻之山石。泗州从事武威余阙题郡书佐吏荣。
第二处：余阙玻璃泉诗并跋
至□后丁丑十有二月十又九日，监泗州斡赤同知余阙来游，仓使孙□、县典史王世荣从行。赋诗：第一山头云淡淡，玻璃泉上日晖晖。太平官府元风景，又向松间喝道归。
第一首诗作于至元三年（1337），题刻在瑞岩上，高42厘米，宽98厘米，楷书16行， 共117字。前半部分为五言律诗一首。后半部分为诗跋文，介绍了这一年正月，余阙携泗州节判（判官）李吉，州吏高某、张灵、徐德，以及泗州下属盱眙县的属官县监（达鲁花赤）桑哥答思、县尹（知县）孔君美、主簿某某、县尉卢仲庸、典史李华甫等同游第一山题诗，余阙写下诗文，佐吏（典史）王世荣刻石。
第二首诗作于至元三年（1337）十二月十九日，与前诗相距一年，题刻位于瑞岩之北、魁星亭下，高113厘米，宽60厘米，篆书6行，共66字。前半部分为诗前序，介绍了泗州监（达鲁花赤）斡赤，泗州仓使孙某、盱眙县典史王世荣陪同。后半部分为七言绝句一首。
《元史》本传认为余阙“诗体尚江左，高视鲍、谢，徐、庾以下不论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他的诗“以汉魏为宗，优柔沉涵，于元人中别为一格”。再加上西夏党项族遗民的身份，余阙在元代文学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但是据学者收集，余阙现存诗作仅90余首，其中三分之一为山水诗，其中不乏《吕公亭》《秋兴亭》《黄鹤楼》《天门山》《大别山柏树》《云松楼》等描写长江、武昌城、黄鹤楼、天门山、大别山、黄山等知名景观的诗作。余阙在盱眙第一山留下的这两方题刻，保存了两首有明确纪年、创作背景的诗作。盱山巍峨，长淮东流，数百年后当年诗中描绘的景观仍依稀可辨，殊为不易。第一首瑞岩诗，描写了初春时节瑞岩环境的优雅、瑞泉的清新，诗人煮酒瑞泉，临流燕（宴）谈，陶醉于山水之中，人物与景色融为一体。第二首玻璃泉诗，笔调洗练而意境更为宏阔，在大一统元王朝尚未战火纷飞、土崩瓦解的太平时节，诗人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同僚登第一山感云淡风轻，酌玻璃泉望林间松涛，想必数十年后在安庆守城、苦苦支撑时，余阙仍会不时怀念起早年在盱眙这一段山河无恙、悠游林间的美好时光。整体来说，余阙在盱眙的这两首存诗，笔触细腻，感情真挚，亦不失轻松淡雅、俊逸飘洒，真情实感溢于言表，展现了余阙作为诗人乐山乐水的高雅志趣与情操，是难得的元代山水诗佳作。史书记载，余阙为泗州同知时“为政严明，宿吏皆惮之”。诗中反映的余阙与同僚们游览山水，饮酒题诗，颇为自得，算是在史志记载中余阙刚直不阿、横眉立目的形象外，提供了他在泗州任上的另一侧面写照。
余阙这两诗，不见其文集《青阳集》。但因为题刻在盱眙第一山崖壁间，光绪《盱眙县志稿》和民国《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中均有著录。20世纪80年代，盱眙县文物工作者开展文物普查，重新清洗题刻、拍摄图片、制作拓片、订正文字，在《第一山题刻选》（盱眙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政协盱眙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97年编印）中进行了整理和释录。目前，盱眙县博物馆还藏有题刻拓片资料。盱眙第一山元代时期的题刻现存者寥寥，余阙的这两方题刻为北宋以降的第一山文脉传承，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战死淮西
至正十一年（1351），淮北地区爆发红巾军大起义，数年间，全国范围的反元义军风起云涌。至正十三年（1353），余阙始任淮西宣慰使，据守安庆。余阙在固守危城之余，尚组织赈济灾民，安抚淮西百姓，严厉整肃北调的元朝匪兵“猫军”等。后论功拜余阙为江淮行省参知政事，旋任淮南行省右丞，仍守安庆。至正十七年（1357），陈友谅率大军沿江而下，直趋安庆城下，水陆夹攻。至“至正十八年正月”，“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阙知不可为，引刀自刭，堕清水塘中。阙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余阙死后，元朝朝廷“赠阙摅诚守正清忠谅节功臣、荣禄大夫、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豳国公，谥忠宣。”《元史·余阙传》赞曰“自兵兴以来，阙与褚不华为第一。”褚不华同为元末守将，困守淮安五年而后殉难。
余阙两方题刻所在第一山瑞岩
（作者：罗志，文章来源：“善道文化”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