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淮安新路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正式公布，该遗址是继泗州城遗址、板闸镇遗址之后江苏省发现的又一处大运河沿岸保存完好、规模较大的水下古城镇遗址。这些曾经繁华一时的古城镇是如何淹没于水下的？它们在历史上有着怎样独特的地位？遗址发现对当今大运河研究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新路遗址出土的“空斗墙”
淮安新路遗址——“运河之都”重要见证
新路遗址位于淮安市淮安区，西边为河下古镇，考古发掘时间为2023年7月至12月。“从目前发掘揭露的主体遗迹来看，应当是一处典型的街巷类遗址，形成于明代晚期。目前多数专家推测，这座古镇的消失是被一场洪水淹没。”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祁小东说。
新路遗址位置示意图
在遗址现场，可看到街区保存完好。中间的一条道路清晰可见，长75米，宽约4米，呈西北—东南走向。路面为小砖立砌，少部分为碎石铺垫，应该为后期修补。道路两侧各有排水沟和辅路，辅路两侧分布有房址。
新路遗址可见中间道路及两侧下水道和房址
这些房址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王梦珊介绍：“结合房址分布位置、内部结构及与周边遗迹关系等，可以将数处房址划归为一处院落基址，这些院落或者为普通住户，或者为商铺。”
YL2航拍照
比如其中的YL2院落，沿街为店铺，其他灶间、厢房、堂屋和中心庭院为店主私人生活区，四面封闭，说明是“前店后宅”的结构；YL3院落，整体由偏房、堂屋和庭院组成，院门朝北，推断为一处普通私人住宅院落。
YL3航拍照
在这些院落中，还可确定有一家为饭店。因为房间内发现了三处灶台遗迹，普通人家不会有这么多灶台。更有趣的是，发掘区发现多处“侵街”现象，也就是店铺直接在中间路面上建起一座灶，以便其沿街叫卖。王梦珊认为这种“侵街”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该地当时商业的繁华程度。
经初步研究，该遗迹划分为三期。从房屋建筑方式看，极具地方特色。第一期房址多为砖墙构筑，砌筑方式多为淮安地区特有的“空斗墙”，是指用砖侧砌或平、侧交替砌筑成的空心墙体。第二、三期房址为篱笆墙，构筑方式为芦苇编织而成，多为双层，少数为单层，这就是古籍中记载的“淮屋”样式。
古镇虽然遭到洪水袭击，但并没有人员伤亡的迹象，出土的器物也不算多，推断百姓已提前获知消息，有序撤退。
“新路遗址让我们看到了它与运河、漕运及城市发展的密切关联。”祁小东分析了该遗址的背景和价值。
根据《漕河图志》《天启淮安府志》等文献记载，在淮安城西门外有管家湖，萦回八十余里。明永乐十四年，为方便漕运，平江伯陈瑄在湖内修筑长堤，名谓“新路”。到万历年间，一名姓陈的官吏重修此路，时人称为“陈公新路”。因史载“以便牵挽”，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这条道路可能为纤道。此次发现的道路内部为沙土堆筑，表面和侧面用砖包砌，两侧坡度较大，应为消减水的冲击而专门设计，这与文献中“沙堤低陷，水潦不时，计得安久之策，非大加培筑不可”相吻合。
发掘出土遗物以明代中晚期青花瓷器居多，与文献记载“陈公新路”的时代基本吻合。经勘探可知，目前揭露的遗迹向下至生土仍有2—3层文化堆积，目前虽未解剖，但存在明代早中期，是永乐时期的“新路”及其相关遗迹的可能性极大。
此外，遗址所在位置北侧为古淮（黄）河河道。明初，在淮河南岸相继筑五坝，为漕运必经之路，周边商贾往来络绎不绝，在明代前期已形成规模可观的商业活动街区——窑沟市，明中后期商业更加繁荣。这条路是后建的，但应与漕运的商业繁荣有关，因此，遗址对研究淮安地区明清漕运史、运河开发史、城市发展史、古建筑史、社会生活史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明清时期淮安作为“运河之都”重要的见证之一。
板闸镇遗址——为复原清代城镇提供依据
在淮安新路遗址的西北角，就是板闸镇遗址，曾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是一处大型灾难性聚落遗址。“结合遗址所处位置、现场发掘和解剖情况及文献记载，已初步理清板闸镇向外辐射扩张、后遇灾废弃的时间脉络。”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张荣鑫说。
板闸镇遗址出土的紫砂执壶
据介绍，明永乐十三年，平江伯、漕运总兵官陈瑄修疏清江浦，设移风、清江、福兴、新庄四闸，第二年增建板闸。宣德年间，在板闸设置钞关，方便拦船收税。板闸附近因钞关而兴盛，形成板闸镇。明清时期板闸镇是与清江、河下并列的淮安三大镇之一。
“通过对房址的解剖，发掘区西侧房址内遗存堆积偏厚，而且层位清晰，人类活动密集，使用时间明显偏长，向东堆积渐薄，存续时间较短，这反映了板闸镇由中心逐渐向东扩张的过程。”张荣鑫说。
根据史书记载，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淮阴及上游徐邳一带连日大雨，黄河水位迅速高涨，到了十九日，河堤溃决，洪水漫溢，“过水由板闸后山子湖下达马家荡、射阳湖归海，板闸至怀城一带被淹”，板闸一带“关署、民居，悉遭淹浸”。
考古发现可以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发掘过程中共采集、清理出土遗物1965件，其类别、器型、纹饰等均极为丰富，按照材质可分为瓷器、陶器、金属器、玉石器、琉璃器、竹木器及骨蚌器等，绝大部分为日常生产生活用具，这些遗物都没有晚于乾隆时期的。同时，出土的M1碑，刻有关键纪年“乾隆三十八年”，可推断该处遗址即应废弃于乾隆三十九年的黄河洪灾之中。
遗址内多数房址墙壁倾斜塌陷，应是被洪水冲毁。发掘过程中也没有见人骨，可见并没有居民伤亡。各类遗物依照功用堆叠在各类房址中，而且大多数可以修复完整，一部分有意识地收拢在容器内。由此可以推测，洪水到来前，当地政府仓促之间通知和组织人员撤离，但因为时间紧迫，部分物品并没有来得及带出。
板闸镇遗址出土的粉彩瓷瓶
“遗址内遗迹类型多样、功能完备、布局规整、结构分明，出土遗物数量丰富，而且饱含生活气息，为复原清代早中期当地城镇的布局结构、人文风貌，乃至居民生计方式、自然地理变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张荣鑫说。
泗州城遗址——被誉为东方“庞贝城”
泗州城遗址，位于淮安市盱眙县境内的淮河北岸。因为保存较为完好，是国内唯一一座整体格局淹没于水下的州城城址，所以被誉为东方的“庞贝城”。
唐代时泗州城
最早的泗州城建于南北朝时的北周，唐宋时成为连通黄河、淮河、长江的漕运中心，是唐初至清康熙年间泗州州治所在地。
泗州城遗址出土的铁镬
泗州城文保所负责人谭勇介绍，明初朱元璋在泗州大修明祖陵，泗州城成为“龙兴之地”再次得到振兴。明祖陵为朱元璋高祖、曾祖、祖父衣冠冢，明代祖陵祭祀大典时，皇室成员及各级官员都宿住在泗州，泗州因此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那泗州城为什么被淹呢？谭勇解释，明代时，黄河水南下淮河，由于泥沙淤积，致使淮河流域洪水泛滥，治水名臣潘季驯提出了“蓄清刷黄”的治水方略，即将淮河清水蓄在洪泽湖中，以冲刷黄河泥沙。此后，随着洪泽湖大堤越修越高，淮河水位也不断增高，常发生大面积泛滥。康熙十九年（1680），洪水终于将泗州城和明祖陵彻底淹没。2011—2012年，考古队对泗州城遗址进行了发掘。
清代乾隆中期泗州城
江苏省文物考古院副院长陈刚认为，可从多个角度理解泗州城的重要意义。首先，对研究唐宋时期运河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泗州城处于淮河下游、汴河之口，为中原之襟喉，南北交通之要冲，史书称“江淮险扼，徐邳要冲，东南之户枢，中原之要会”。所以，泗州城是唐宋时期漕运的重要中转站，每年经此河运送物资的船只达六七千艘，是当时内陆最重要商埠之一，地位并不亚于沿海贸易城市泉州。
泗州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盘
泗州城也反映了“蓄清刷黄保漕”国家大政下城市的兴衰，反映了几百年间人与灾害不断抗争的过程，显示了一座城市在大运河历史中的沧桑巨变，为研究大运河边百姓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提供了真实的物质实证。
由于泗州城基本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古城中“衢闾整饰、栋宇毗连”，城的轮廓、构筑方法基本可以确定，因此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古代建筑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泗州城襟川带水，风景秀美，诗词、佛教文化丰富，欧阳修、苏轼、秦观等众多名家游历此地，创作了大量诗文。泗州因地处南北之间，也促成了豪爽豁达与清丽悠然兼具的人文历史风貌。
（作者：杨民朴，文章来源：《新华日报·交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