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淮安是江淮区域的重要中心城市，无论是早期的邗沟运河，还是此后的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淮安始终处于重要枢纽的位置，也是各方人群的迁徙集聚和南北中外文化的交汇之地。早在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中土后，淮安就最早的传入地之一。名僧大德多历此处，寺院庙宇名扬四方。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淮安是历代郡县州府的驻在地，也是江淮区域的重要中心城市。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568年，鲁襄公五年），淮安市境南部的盱眙县域，即有鲁国大夫孟献子（仲孙蔑）、卫国大夫孙文子（孙林父）与吴国使者会于善道的记载。善道故址，就在现今的盱眙县城东北。当时，是吴国所设的重要边邑。此邑紧扼淮河口岸，是南北陆上交通孔道和军事要地。吴公子季札（约前576—前484）出使北方鲁、齐、晋、郑、卫等中原诸国，即途经此地。为北上争霸，吴王夫差（约前528—前473）于公元前486年秋，开凿了邗沟运河，沟通了长江与淮河之间的水道，其南端邗城（今扬州市区蜀冈），是长江与邗沟的交汇处，其北端末口（今淮安市淮安区淮城镇礼字坝附近），则是邗沟与淮河的交汇处。这两处南北水陆交通孔道和军事要地，便成为淮安和扬州两大府都的孕育诞生地。
越灭吴后，淮安全境先后隶属越、楚等国。公元前598年，楚庄王伐陈为县，特别是在边境地带多所置县。淮安处于楚国东部边地，在原吴国所设善道邑的基础上，楚国就设置了盱台县（即盱眙县）。淮阴、东阳等古县，是否设于楚国统治时期，史籍虽未详载，但从战国晚期楚国已在淮北置有十二县、并设郡统治的情况来推测，淮南的淮阴、东阳等地很可能也已设县管理了。《江苏建置志》亦认为，最迟到战国晚期，楚国已在江苏大部分地区施行了郡县统治。
步入秦汉，淮安正式迈入了大一统帝国时代。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秦取楚淮北地，置薛郡（治鲁，今山东曲阜）。次年，又攻取楚淮南地并灭楚，今市境全部归秦。秦于境内置淮阴、盱台等四县。是时，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陆续增至四十余郡。在帝国版图中，位于淮水之南的淮安地区属九江郡（治寿春，楚国故都郢，今安徽寿县），淮水以北属薛郡。公元前214年前后（秦始皇33年），秦分薛郡置东晦郡（即东海郡，治郯县，今山东省境），领淮阴等县，市境遂属东海郡。淮安地区的政治地位由此奠定。
作为郡县州府治所的淮安，扼漕运要冲，得运河之便。无论是早期的邗沟运河，还是此后的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淮安都处于重要枢纽的位置。明清时期，淮安更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漕运指挥、河道治理、淮盐集散、漕船制造和粮食储备的五大中心，是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有九省通衢、天下粮仓等美誉。历史上，淮安向来是各方人群的迁徙集聚和南北中外文化的交汇之地，名僧大德多历此处，寺院庙宇名扬四方。清江浦大闸口的五教（儒、佛、道、基督、伊斯兰）汇聚，亦缘于此。
1.严佛调与盱眙铁山寺
早在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中土后，淮安就最早的传入地之一。汉末临淮人严佛调，又名严浮调，简名严调，是中国最早的出家人之一，也是盱眙铁山寺的创建者。他与安息（今伊朗）人安玄合作，翻译佛经，共译《法镜经》二卷、《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一卷。中平五年（188），在洛阳译出《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等书。此外，又撰有《沙弥十慧章句》一书。安玄称誉：“佛调出经，省而不烦，全本巧妙。”作为译经、建寺、自撰经书和境外传道的先驱，严佛调为中国文化建设和佛教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作为汉人出家第一人的开山道场，铁山寺经历代扩建，至明万历年间，寺庙规模达到鼎盛，形成了以铁山寺为中心，汪姑寺、清凉寺、龙山寺等十四座寺庙群落，被称为苏北、皖东地区的“小九华”，僧尼千余人。
盱眙铁山禅寺严佛调像
2.敦煌菩萨与淮安正法华院（唐龙兴寺前身）
据《重修淮安龙兴禅寺碑记》记载，西晋永嘉年间，西域僧人竺昙摩罗刹（世号敦煌菩萨）因避北方战乱来淮，得里人夏宽施地四百余亩，筑坛建刹，名为正法华院，并首译《妙法莲华经》。此地成为淮上最大的佛教丛林。
与法华院同时建造的佛塔同样遗存后世。《正德淮安府志》卷十一载：晋元帝大兴二年（319）,“砌浮屠二座。”意为佛塔。它与法华禅院一样，反映了东晋初定时期佛教传播与兴盛的局面。有研究者认为，目前淮安勺湖公园里存留的文通塔，虽几经复建或修缮，但其建造史即可上溯至大兴二年的两座佛塔。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淮阴有建业寺，泗州有香积寺。
淮安文通塔苑
3. 法显、义净与淮阴娑罗树
法显，本姓龚，平阳郡武阳(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也是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寻求戒律，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于义熙八年（412）归国，前后历时13年。归国后，法显受到了东晋权臣刘裕和其胞弟刘道怜的礼遇。笃信佛教的刘道怜挽留法显在彭城（今徐州）“一冬一夏”，兴建了印度风格的龙华寺，并安排法显自徐州沿水路前往东晋首都建康道场寺传法。途中，法显在淮运之滨的淮阴枚乘故居旁，种下了从印度带回的娑罗树种。
义净国师（635—713），俗名张文明，范阳（今河北保定定兴县）人。他是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从小出家，15岁立志去天竺国取经。公元671年，他于广州登波斯湾商船出发，去天竺取经，公元695（武则天证圣年间）回国抵广州，带回梵文经四百部50万颂，金刚真容一箱，佛舍利子200粒。武则天亲驾临洛阳东门外十里，恭迎义净法师，盛况空前。61岁时义净法师被武则天封为大唐国师。返洛途中，他沿运河北上，路过楚州城和淮阴县，在法显当年所种的娑罗树下，打坐三日两夜。此时的娑罗树，已“婆娑十亩，映蔚千人”。当地百姓和沿运河南来北往的官商行旅，无不慕名而来到树下敬香礼佛。为此，楚州刺史李仲康于开元十一年（723），邀请了时任海州刺史的大书法家李邕来淮，撰书了著名的《楚州淮阴县娑（碑刻作“娑”，《文苑英华》作“婆”）罗树碑》。直到北宋时，诗人梅尧臣还见过古树与碑，其诗云：“桫椤古树常占岁，在昔曾看北海碑。今日四方俱大稔，不知荣悴向何枝。”此外，信众还在淮阴娑罗树旁兴建了太宁寺，“苏门四学士”之一，淮阴人张耒就撰有《太宁寺僧堂记》。法显、义净两位名僧与成活了几百年的佛教圣树，共同构成了佛教传播在淮安的一段佳话。
靖康后，树与碑和寺，均毁于战火。明隆庆六年（1572）,《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拿出家藏《娑罗树碑》拓本，淮安知府陈文烛重刻于碑，在府署园中建宝翰堂，嵌于壁。今淮安府衙复建的宝翰堂已据拓本补壁。
李邕《楚州淮阴县娑罗树碑》
4. 僧伽大师与泗州普照王寺
唐代是淮安佛教文化发展的鼎盛期，佛教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几位著名的人物，皆曾来淮弘扬佛法或设斋礼佛。被奉为观音菩萨化身、俗称“泗州大圣”的僧伽大师，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自西域入东土，经关中、洛阳，行抵江表，初止嘉禾（今浙江嘉兴）灵光寺，再隶名于楚州（今江苏淮安区）龙兴寺。唐景龙二年（708），中宗皇帝遣使将其迎入宫内道场，尊为国师。景龙四年（710）三月二日，僧伽和尚端坐而终后，中宗即令于长安荐福寺起塔，漆身供养。因其化缘在泗州临淮，其年五月，再送至临淮，起塔供养，普照（光）王寺、僧伽塔亦从此名闻天下。大诗人李白曾将自己在江淮期间见闻僧伽的故事，或瞻仰僧伽真身象后的感受，写成《僧伽歌》予以尽情的礼赞。著名文学家韩愈在《送僧澄观》一诗中，则为人们描绘了僧伽在江淮一带的巨大影响，及其僧伽塔建造者澄观和尚的无量功德：“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僧伽后出淮泗上，势到众佛尤恢奇。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清淮无波平如席，栏柱倾扶半天赤。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龙惊遁，当昼无云跨虚碧。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籍籍。”泗州本是交通商贸要地，络绎不绝的越商胡贾和四面八方的信男善女们，每临此地，必进寺登塔拜祭，一个个不惜重货，慷慨解囊，焚香拔苦，作礼祈祥，相沿成俗。
唐宋以降，泗州寺庙的香火之盛、祈祷之灵和影响之广，一时冠于东南。民间甚而戏言：“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宋人黄庭坚有记云：“僧伽本起于盱眙，于今宝祠遍天下” “天下凡造精庐，必立伽真相”。大文豪苏东坡就曾亲身感受过这种风习氛围的影响，他在《泗州僧伽塔》诗中写道：“我昔南行舟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告物应须日千变。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
而在苏辙的视野中，泗州僧伽则是这方水土的护佑大圣。其《和子瞻泗州僧伽塔》一诗云：“清淮浊汴争强雄，龟山下閟支祁宫。高秋水来无远近，荡灭洲渚乘城墉。千艘衔尾复谁惜，万人雨泣哀将穷。城中古塔高百尺，下有蜕骨黄金容。蛟龙百怪不敢近，回风倒浪归无踪。越商胡贾岂知道，脱身献宝酬元功。至人已立万物表，刦火仅置毛孔中。区区淮汴亦何有，一挹可注沧溟东。胡为尚与水族较，时出变怪惊愚聋。呜呼此意不可诘，仰视飞栱凌晴空。”
5.日僧圆仁与楚州开元寺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日本高僧圆仁随遣唐使藤原常嗣等一行西渡入唐求法，凡九年七个月之久。此间，他沿着大运河，先后在扬州、楚州、涟水、海州、泗州、盱眙以及中原等地往返逗留，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多有记述。开成四年（839）二月二十三日，他由扬州沿运河北行，二十四日申后到楚州城，先后入住开元寺和龙兴寺，在此逗留的近一个月时间里，举行了诸多佛事。“三月一日，本国相公令本国画工三人于开元寺画妙见菩萨、四天王像，是海中漂没之时所发愿也。”三月初三，圆仁等又在楚州开元寺设斋，供六十余僧。因此日是日本的大节日，晚间他们在开元寺大雄宝殿中点上千盏金灯，供妙见菩萨和四大天王像。此后，他又两次经过淮安，均在楚州和涟水新罗坊停留。从其所记可知，新罗坊是当时沿海一带新罗人的社会中心，新罗侨民是以楚州为中心，向海州、胶州、登州、如皋等地散开的。因为“楚州北有大淮，自西而东流，所谓‘大淮横涉，到于东海’。”此地是“江海通津”“商旅接舻”的港口城市，新罗坊拥有一批可供航海的水手和船只。
淮安新罗坊遗址
楚州开元寺不仅是僧人的福地，也是吸引文人雅士的造访唱和之所。如前所述，唐宝历二年（826），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与时任楚州刺史的郭行余等就曾同聚此地。白居易作有《和郭使君题枸杞》诗，刘禹锡作有《楚州开元寺北院枸杞临井繁茂可观群贤赋诗因以继和》诗：“僧房药树依寒井，井有香泉树有灵。翠黛叶生笼石甃，殷红子熟照铜瓶。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新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从中可见此地的佛教文化之盛。
6.证因大师与涟水承天寺
北宋年间，涟水承天寺高僧娄道，法号证因大师，名闻太宗、真宗两朝。据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和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等载，娄道生有奇相，一席当空，为栖隐地，修行无屋庐，对行事不谨之人，皆示惩诫。久之，名闻京师。宋太宗召见，赐以偈焉，加礼遣还。又载，娄道有大智慧，能逆知吉凶，真宗尝召问禁中事。既辞归，上赐两偈，并金器等物，并于祥符年间(1008—1016)，赐额“能仁寺”。“淮、楚多水患，纳潮吐潦，涟当其咽。师之未灭，与灭之后，屡显功力，以御水灾，涟人尤德之。议者谓僧伽居泗，以制潦水之冲；师居涟，以御潮波之害，非偶然也。师法号证因大师。”为纪念娄道大德，宋仁宗于天圣元年(1023)，赐建妙通塔于承天院内。治平四年（1067），证因大师娄道安葬于此砖塔内。1998年6月20日，妙通塔地宫出土了《敕赐承天院造塔记》碑石，此碑记载了娄道“一奉两朝”的事迹。地宫内还清理出包括金棺、银椁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金棺里有一个佛牙舍利，一个合金圆形骨灰盒，盒里放有高僧骨灰。
涟水能仁寺塔院
7.玉琳国师与清江浦慈云寺
明末清初，禅宗临济宗大觉玉琳国师（1614—1675），江苏江阴人，俗姓杨,名通琇,号玉林。清朝佛教临济宗高僧。玉林早年投磬山（常州磬山寺）圆修出家受具足戒，传临济宗。曾住浙江武康（湖州市德清县）报恩寺，后奉召入京举扬大法，受大觉禅师封号，次年受封大觉普济禅师，受赐紫衣。康熙十四年（1675）年，于大运河畔的清江浦慈云庵趺坐圆寂。其生前多次被清世祖顺治皇帝召入禁廷，“咨以法要，宠以殊礼，海内称能”。因此，康熙帝颁布诏书，令厚葬玉琳，并命扩建慈云庵，增建法王塔；礼部尚书王熙亲撰《能仁国师塔铭》，勒石纪念这位佛学大师。之后，雍正皇帝又诏拨淮关银兴建“国师殿”以为纪念，命内务大臣﹑淮关监督年希尧督建此寺，并钦赐《慈云禅寺》匾额，改庵为寺。乾隆皇帝沿大运河南巡时，曾二度到寺内瞻礼，钦赐匾额《慧照常圆》，并留下诗文《慈云寺瞻礼》《慈云寺瞻礼迭庚子诗韵》等。其后，该寺又屡蒙皇帝钦赐紫衣袈裟和藏经等物，遂名跻江淮，成为大丛林。
清江浦慈云寺国师塔
8、淮安其他佛教名寺
“上龟山寺”与“下龟山寺”，始建于北宋天禧（1017——1021）年间，由金臂禅师在盱眙县西南和东北三十里龟山上所建。龟山寺下临淮河与龟山运河，山寺规模宏伟，精工典雅。寺内铸有丈余铁佛一尊和500尊身高8尺的铁罗汉。寺内僧侣众多，香烟缭绕，木鱼声声，灯火长明。寺院中有“接云楼”，其顶上悬挂古钟一口，每到傍晚撞108响，方圆几十里皆闻其声。据北宋沈括《泗州龟山水陆禅院佛顶舍利塔记》载，龟山塔位于龟山寺西南隅，建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塔身13级，高250尺，外饰白色，故又称“白塔”。北宋宰相张商英《龟山水陆院记》云：“以佛书考之，则五百梵僧游止之地。”北宋文学家张舜民记和诗云：“辛卯，次洪泽口，过龟山寺。寺临淮水，负小山，规制壮丽，自京师以南，寺观皆不及也。《龟山寺》诗：‘白塔摇摇波浪间，几多舟楫望禅关。天边幡影因心动，堂上潮音到海还。我拔一毛犹自苦，师除双臂信如间。（祥符中断臂道者所居）中流莫怪频回首，直到江南始见山。’”高丽使臣朴寅亮《过龟山》：“岩岩峻石迭成山，下着珠蠙一水环。塔影倒垂淮浪底，钟声摇落碧云间。门前客棹洪涛急，竹下僧碁白日闲。一奉胜游堪惜景，故留诗句约重还。”明清之际，龟山寺逐渐圮毁。清道光十八年（1838），河道总督麟庆重修龟山寺，打捞出旧寺的铁佛、铁罗汉、铁钟等物，更名为安淮寺。1998年6月考古勘察时，龟山寺宋淳祐砖塔地宫遗址重现。
景会寺，又称景慧寺。始建于北宋乾德元年（963年），由高僧玉海在钵池山兴建了洪福寺（景会寺前身）。元明之时，香火鼎盛。据淮安市博物馆收藏的明代成化年间“勅赐景会禅寺碑”记载：当时的庙宇建筑规模宏大，拥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伽蓝殿、祖师堂、法堂、丈室、斋堂、毗卢阁等，两侧有24楹回廊，钟楼、鼓楼分两列两端。殿阁宏敞，造像庄严，金碧辉耀而寺始极其盛。明英宗朱祁镇(天顺帝)御赐“勅封景会禅寺”匾额，时有江淮名刹、淮东名刹之称，文人墨客在此题咏极多。钵池山高僧云集，仅《钵池山志》就收录有十八位。“景会禅灯”是明代“淮关八景”之一。
淮安景会寺
淮安的湛真寺、闻思寺、佑济寺（又名湖心寺、十方禅院）、诞登寺、觉津寺（檀度寺）等寺院，皆为康熙皇帝勅赐额。
9、淮安出土的佛教造像碑
1993年8月，在今淮安区人民法院工地，发现了一块东魏石刻铭文造像碑。铭文镌于碑阴，从左自右，共七行153字，全文为：“唯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七月已丑，朔三日壬辰，遵义乡揭岭村法仪等众，敬白十方诸佛，一切圣贤，窃惟人生无常，财非已有，咸共割舍，仰为：皇帝陛下，州牧守令，已身眷属,敬造佛像一躯，刊碑记之。缘此功德，上祝国柞无穷，三宝永隆，世界众生，咸同福庆。邑正袁滨，法仪刘文，法仪贺洛，村正康永睿，化主刘伯祥，邑子王方隽、邑子乐长恭、邑子孟衡贵,邑子李恢，邑子刘文磺，邑子韩鸿儒”。
这是一块有确切纪年的铭文造像碑，大魏武定五年即公元547年，为北朝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时期。其时，战争连年不断，民不聊生，佛教思想中宣扬的“极乐净土”，对于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以来世幸福安宁的精神寄托。
淮安出土的东魏时期佛教造像碑（现藏于淮安漕运博物馆）
当时淮安属于南朝梁的统治范围，而其题记采用了东魏孝静帝的年号、题记书风，阳面佛造像风格都属于北朝的风格，以及造碑使用的石质，酷似河北曲阳一带的“汉白玉”。因此有学者推测，该碑的“原产地”不是淮安，而是在北朝统治范围。公元574~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废佛措施甚严，北方僧人被驱赶到南方。此碑可能是在这次废佛中，经北方僧人之手辗转而至淮安的。淮安作为大运河重要枢纽和南北各方人群的迁徙集聚之地，也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节点城市。
（来源：运河之都百里画廊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