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淮安运河考古的前期收获
淮安运河源远流长,历史遗存灿若星辰。在上世纪八十年开展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局限,加之对大运河历史价值认识的不足，忽略了对这丰厚文化遗产的调查与登录。时至1989年,在江苏省文物局召开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编撰会议上.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先生率先提出了增设“大运河江苏段史迹图”的建议。会后，淮安对运河沿线地面古迹再次进行专题调查，增补条目40余处,名列江苏运河文物之最。尔后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还专设了一幅《淮安附近运河史迹图》,凸显了淮安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
前期的调查工作仅限于地表历史古迹的登录,随着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一些埋藏于地下运河遗迹也不断地显露出来。为此，我市文博工作者配合工程建设加强对运河地下文物的勘查与抢救性发掘工作，其重要的考古发现列举如下:
(一)1991年4至5月,淮阴华能电厂一期工程建设疏浚淮河故道时，在清河区城北乡窑汪村地段发现三艘清代木质沉船,船舱破损,湮没于河床东畔。这三艘沉船皆为装载瓷器的货船,商船覆溺后成捆瓷器散落在河滩泥沙中,断续连绵数百米。大工程建设紧迫,淮安市博物馆在施工现场仅抢救发掘各类陶瓷器500多件，其中有灯具、罐、虎子、碗、碟、钵、盆、壶、洒杯、铁锚等遗物，船舱内还发现人的遗骸。在附近的活动坝与桂塘地段,以往也发现过古代沉船遗迹，说明自黄河夺淮后，河流湍急。航道险情加剧。窑汪与桂塘皆为河道的交汇处，沉船覆舟事故多有发生，可以划定这一河段是古代沉船的密集区。
(二)2000年11月,淮安市博物馆配合淮阴三线船闸工程建设,在运河南岸航道扩建工程中发现一外宋元遗址 暴露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深2米左右,且有木桩、砖基与瓦砾,还发现许多宋代钱币,地层中夹杂着大量的宋元时期瓷器残件。遗址东南与韩信城遗址相邻,与里河故道贯连，结合史料考证，我们初步认为该地段当属宋代乔维岳开通沙河西端的磨盘口遗址。
（三）2002年8 月 ，楚州(今淮安区)博物馆在南京博物院及淮安市博物馆的指导下对旧城改造中发现的总督漕运部院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出大堂、二堂、大观楼、水井等重要遗迹,遗址下层还发现有宋元时期的建筑遗存。该遗址于2002年10月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建成遗址公园,并在遗址北侧建立中国漕运博物馆。这些建筑群体的组成，为大运河申遗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见证。2006年5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大运河江苏淮安段16个重要节点之一。
(四)2005年与2007年,淮安市博物馆先后两次对清浦区韩信城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并对内外城垣进行布方发掘,界定城垣的建筑年代为宋元时期。同时采集大量宋代铭文城砖,记有“淮东运司”“转运司城砖”等。据此，我们对韩信城遗址文化性有了新的认识,确认该城池应与唐宋时期的运河建置相关,和镇江双井路遗址同属运河线上仓储转运基地。
(五)2006年10月至2007年2月淮安市博物馆偕同南京博物院、楚州博物馆配合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对里运河淮安段夹河明清墓群、板闸清代粮仓遗址、运东元明清墓地等7处文物点进行考古发掘，为研究淮安明清时期漕运文化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
(六)2008年9月,在河下古镇发现一处元末明初的龙泉窑瓷片埋藏点。经南京博物院与楚州博物馆联合发掘,共收集瓷片标本约22吨,计11万余片。器形则多见碗、盏、杯、瓶、壶、炉等，其中也有不少专为宫廷烧造之器。这一文物埋藏点的发现见证了河下古镇是运河沿线繁盛的商贸集散地。
上述6处重要运河遗迹的考古发掘,使我们深化了对运河文化的研究,提高了对运河历史价值及运河遗产是淮安古代文明史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运用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解读大运河的历史印迹，是时代赋干我们的职责,需要我们文博工作者认真待之。
二、淮安运河遗产点考古调查资料的初步建立
淮安运河遗产点考古调查资料的收集工作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 80年初，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杏开始至2003年南水北调东线工作淮安段文物调查工作的完成。第二阶段是，2007年4月开始实施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到2009 年10 月配合大运河申遗对淮安段遗产本体的调查。
第一阶段主要分为三个时期的调查工作
首期为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至编撰《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时期。该期在完成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对运河史迹条目再次进行专题调查，共计收录遗产点49处，涉及遗产类别有城址、水利设施遗址、寺庙遗址、碑刻(包括摩崖题刻)河道、堤坝、闸涵等。但这些遗产点都比较零散，且以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主，还有不少保存在地面的碑刻。以上调查资料收录于2008年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江苏分册》。
中期为 1995年至1996年淮安市文博界与史志界联合编撰(淮安金石录》着重对盱眙第一山公园、宿迁皂河龙王庙 市区清晏园、淮安市(今淮安区)勺湖碑园、省三河闸管理处、淮阴县(今淮阴区)马头镇等地点的碑刻遗珍进行拓制,对其碑文加以点校考释。涉及运河文化的碑刻(包括摩岸题刻)共计90余例,其中清康熙、乾隆所书的御制碑有15通。另收录有康熙时期洪泽湖大堤镇水铁犀铭文。这此金石铭刻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与文物价值，亦有很高的艺术鉴赏价值。以上碑刻拓片资料皆收录于 2008 年出版的《淮安金石录》。
后期为2003年8月至2004年9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我市文博单位协同南京博物院,先后对工程沿线建设范围以及洪泽湖周边蓄水区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勘查。重点对里运河两岸、淮阴区码头镇甘罗城遗址、洪泽湖大堤、盱眙泗州城、项王城遗址及明祖陵周边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共发现记录文物点68处，其中与运河文化遗产相关的文物点25处包括城址、船闸、涵洞、码头、船坞、河堤、古建筑群、石刻等。遗产时代跨越隋唐、宋元、明清各期。此次调查为运河遗产的保护及配合工程建设做好勘探发掘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期的调查资料收录于淮安市博物馆编写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淮安段文物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发掘成果收录于南京博物院 2010年编撰的《大运河两岸的历史印记——楚州、高邮考古报告集》。
第二阶段主要为两个时期的调查工作
前期是从2007年4月至2008年6月市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开展淮安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二阶段工作，即对全市境内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调查记录。因2006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淮安又被中国古都协会命名为“运河之都”，据此，沿线楚州、清河、清浦、淮阴、洪泽、盱眙等县区也将调查运河史迹列入重点。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共计登录运河遗产文物点270余处。时楚州区以官衙公署遗址与历史街区、古建筑遗址为主；清河、清浦两区以古码头、船闸、寺庙、仓储、城池、园林遗址见多;淮阴区以河道、堤坝、闸涵等水运工程设施居首；洪泽县以码头、船坞、大堤石工碑刻等遗存出彩:盱胎县以古城遗址、摩崖石刻占先，这此文物古迹充分体现了淮安运河遗产的多样性、复杂性与特殊性。以上遗产点的普查资料已由淮安市文物局填报、汇总,建立文物档案数据库。普查成果收录于2010年11出版的(淮安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书(淮安市文物局编)。其中有不少遗产点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资料编入2012年11月出版的《淮安文物保护单位大全》(淮安市文物局编)。
后期是从 2008年8月至2009年10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7家协作单位,开展了“大运河淮安段遗产本体调查方法研究。”在清口枢纽48平方公里范围内,特别是以淮阴区马头镇、杨庄镇为核心区域，分别调查定位300余处遗迹遗存点,其中登录数量为97处，且有文献、实物、访谈等各种依据可以确认的遗产数量57 处。新发现康熙、乾隆时期运口转水墩各一处，还发现束清坝、济运坝等一些清口枢纽中且有关键作用的水工建筑物遗在。这次调查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清口枢纽水利工程遗产价值的认识，为此后运河申遗的考古发掘找出了切入点。此期调查资料收录于2012 年5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者的《大运河清口枢纽工程遗产请查与研究》。
综合上述五个时期的调查资料,证实淮安境内的运河遗产资源得天独厚，蕴聚着不同时期的遗迹遗存,是支撑“运河之都”重要物质载体。我们应该分门别类进行整合梳理,建立系统的文物资料档案,为今后文史研究 文化遗产保护、申遗节点展示,大遗址公园建设,旅游发展规划以及考古勘探与发掘提供科学的依据。
三、清口枢纽及相关遗址的考古成果
清口枢纽的考古工作是以淮阴区马头镇为中心区域,是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期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起因于 2008年秋季淮阴区马头镇境内的明远路建设，因其工程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的本体范围。淮安市文物局在接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关于建议配合淮阴区明远路建设项目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的函》后，随即责成淮安市博物馆进驻工地。从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对项目范围内通济闸西堤、小里河驳岸堆、关帝庙、天妃坝石工张福河东西大堤、顺黄坝、黄河故道、御坝等9处与大运河相关遗址进行勘探及抢救性发掘。从2011年9月到2013年 8月,为配合大运河申遗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市博物馆再次对马头境内的运河故道(里河)、天妃坝石工惠济祠遗址文华寺遗址、天妃闸及码头遗址、黄坝遗址、木龙遗址、顺水堤遗址、御坝及七堡堤工遗址共10处遗产点进行科研性勘探与发掘。期间，我们还对明远路西延工程清河旧县遗址、里运河防洪控制工程唐子巷砖工堤与码头遗址、洪泽湖大堤信坝遗址、高堰关帝庙遗址及水志遗存共5处遗产点进行勘探和发掘。上述共计24处遗产点的考古活动历时5年之久，是我市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勘探发掘项目最多、文化性质最为相近、获取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现将这5年取得运河考古成果总结如下。
1.调查成果
这一时期的考古调查主要是集中在清口枢纽马头镇中心地带，围绕着考古项目开展的。为熟悉遗产点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与保存现状，为考古勘探与发掘计划提供线索。我们在马头镇东起二河,西至仲弓南抵太平北达中运约20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古调查，我们先后对码头、御坝、泰山、桃园、旧县、太平等村尚存的堤坝、河道闸涵、木龙、城池、寺庙、碑刻等遗址进行寻访复查，涉及的遗产点30余处。在查阅文献史料与考古资料的同时，还走访当地熟知情况的老人，做好采集标本与文字绘摄影记录等工作。遇到疑难问题，我们还多次回北京、南京、淮安有关领导与专家请教，其中包括张廷皓、干冰、林留根、荀德麟、季祥猛、范成秦、毛立发、葛以政、徐业龙、许景阳、杜涛等先生，他们都为我们的考古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通过实地踏勘,我们基本掌握了这一区域运河遗产点的分布位置与地表现状并初步了解了这些遗迹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文化性质。马头镇是黄、淮、运水利枢纽地带,境内堤坝纵横交错,闸塘码头星罗棋布,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考古工作者不身人其境,一步一个脚印去探寻感知它，就会像盲人摸象一样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在调查实践中，我们先后对里河东西二堤、三闸正河与越河大堤、天妃坝、顺清堤、顺黄坝、七堡堤工、御坝及顺水堤等古代堤防进行测量记录感受到满船在清口枢纽“从东山到西山，要走三天三”的艰险。我们又对甘罗城遗址、淮阴故城遗址、清河旧县遗址进行勘查,寻找旧迹,感受千年古镇历史的沧桑,得出马头古邑治所中心随运口由北向南发展,而避黄济运中心是由南向北迁移的结论。我们还对马头境内的石刻与建筑构件遗存进行搜集调查，登记散落在民间的碑刻30余件,其中乾隆重建惠济祠纪事碑、文华寺碑、福兴闸工程碑尤为珍贵。时任淮安市市长的曲福田见报告后,随即做出“请文物部门尽快将碑石妥善保存下来”的批示。
此外，在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在多哈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我馆按照市政府曲福田市长的指示，从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又对里运河文化长廊建设范围内的地下文物遗迹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本次调查西起淮阴区马头镇，南至淮安区堂子巷,共计调查登录文物遗产点20处(此调查报告附后)。
2.勘探成果
考古勘探是为了解地下古代文化遗存性质、结构、范围、面积等基本情况而进行的钻探工作。我馆聘请专业技工勘探工作起始于2007年韩信城遗址的考古。这支来自陕西凤翔秦国故城的技工队伍,具有丰富的考古勘探实践经验，其领军人物是身经百战的刘显谋先生。这支队伍一直协助我们完成淮安境内一项项考古勘探任务。自2008年10月至2013年8月,我们在清口水利枢纽区域内，先后对通济闸西堤、里河故道与驳岸堆、码头关帝庙遗址、文化寺遗址、天妃坝石工、惠济祠遗址、天妃闸遗址、张福河东西大堤(顺清堤)、顺黄坝、御坝、顺水堤、黄河故道、木龙遗址、七堡堤工三闸遗址运河故道、甘罗城遗址、旧县遗址、高堰关帝庙遗址及石工水志、治淮水准点遗存、洪泽湖大堤信坝遗址等 18处遗产点进行普通勘探和重点勘探，共计勘探面积397600平方米,野外工作日累计 666 天。通过以上众多的勘探工作，我们对运河文化遗产点地下遗存的分布概况有了基本了解，为发掘点的选定提供了线索。现例举5项勘探成果介绍如下。
(一)天妃坝石工、顺黄坝埽工遗迹范围的界定
天妃坝石工位于码头村境内，自“嘉庆十四年(1809)加高堤工.通行包筑石工遂于堤内，不可复识矣。”后至20世纪60年代地方村民组织大规模挖掘，石工已残缺不全。经过勘探我们寻找到几处保存完整的石工段，共计长度约200米。特别是在惠济祠遗址西侧发现保存最长、建筑结构最为完好一段计80余米。此外，我们还在惠济祠遗址北侧至二河南岸270米范围内，又勘探到石工与埽工，这些遗存都与天妃坝石工有着内在的联系。
顺黄坝埽工位于御坝村境内，现保存长度约1100米。我们以明远路南北两侧200多米范围为重点勘探区域,在距地表 1.5 至3米深度发现大量的埽工、石工等遗迹,根据这些遗迹的分布情况，以及它所在黄河故道南岸的位置，可以确认此段为御黄防洪最为险要的工段。我们当即请示市文物局划定保护范围，设立护栏,树立停止建设施工的标牌,防止房地产的盲目开发。
(二)甘罗城、旧县、小里河重要文物埋藏区的划定
通过勘探,我们对马头镇境内两处重要城址的四至范围有了界定。甘罗城遗址平面为椭圆形,四周筑有城垣,南宽北窄.南北长560米中宽320米面积约 18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最深处约4米。此处为春秋至汉唐时期的城池遗址，因邗沟的开筑而发展起来,是淮安城市的发祥地。旧县即清河县治遗址，经勘探发现西城垣、北城垣,护城河、天妃庙及古河道遗迹,确定了城址的中心位置。遗址东西长1730米，南北宽470米,面积达81万多平方米,因远离市区与镇所,未受城市建设的干扰原始地貌保存较好。唯有 2012年修建的明远路西延工程由遗址中心穿越，破坏了遗址的自然风貌。根据这两处城址的历史价值与文物价值，2010年11月，市文物局将这两处遗址划定为淮安市第一批重要地下文物理藏区。此外，我们在总结前期期探的基础上,确认在马头镇二闸村境内有一片重要的文物埋藏区.涉及文华寺、天妃闸、小里河故道、里河石工码头等诸多运河遗址。这些遗址相互关联,聚集一片，形成三角地貌,其北部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惠济祠遗址比邻,是清口枢纽文化遗产的“金三角”地区。我们于2012年11月10日向市文物局呈交了《关于淮阴区马头镇文华寺遗址天妃闸遗址小里河遗址急需划定重要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报告》，建议加强对这一区域地下文物的保护，禁止开发建设。
(三)为三闸遗址运河故道的疏浚提供依据
三甲遗址也是大运河申遗淮安段的重要节点之一整治与疏浚河道是国家文物局批准的重要项目。因岁月的流逝与后期农田平整，现存的惠济闸正、越两道运输河道多有淤塞。为了给疏浚工程提供考古依据，我们对已淤积平整的河段进行勘探复原.了解地下河道的宽度、坡度与深度，掌握原有河道曲直交汇的情况。共计勘探运河故道长度 780米,勘探面积 11700平方米。根据勘探座标，对运河疏浚地段划线放样,保持河道原来的历史走向,体现出古代水利专家设计三闸水运路线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创造性。
(四)厘清了御坝与顺水堤、顺黄坝、七堡堤工之间的关系
御坝、顺水堤、顺黄坝、一保堤工皆在马头镇御坝村境内，2003年3月御坝遗址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当时设立的御坝遗址标志牌地点有误，划定的保护范事概念也比较模糊。这一区域堤防众多,明清时期,南望洪泽湖,北御黄河,东接运河是处理黄、淮、运水利工程的关键区段。通过勘探，我们首先确定了康熙时期修筑的御坝遗址,即小清口黄淮交汇的咽喉位婴,然后厘清了康熙至乾隆时期续筑的顺水堤,顺黄坝及十保堤工 为遗产点方位确定及相互之间的承袭关系提供了依据。
(五)为惠济祠遗址、顺黄坝、高堰石工、洪泽信坝遗产点保护规划提供了考古支撑
为了配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东南大学建筑设计院编制文物保护规划，我们光后对惠济祠遗址、顺黄坝遗址、高堰石工水志及关帝庙遗址、洪泽湖大堤信坝遗址进行周密的考古勘探。经过勘探划定了惠济祠遗址南北 180米、东西70米和顺黄坝遗址东西 400米、南北 200米的保护范围。我们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批复意见，又对高堰石工及水志遗存、关帝庙遗址,还有洪泽湖大堤信坝遗址进行文物钻探,基本弄清楚这两处遗产点具体位置和分布范围,并掌握了地下遗迹的状况为上述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提供必要的考古支撑。
3.发掘成果
考古发掘是为了深入了解地下、水下古代文化遗存的结构、布局、性质、文化风貌及内涵而进行的发掘工作。自2008年10月起，我们在清口枢纽区域先后发掘了通济闸西堤、天妃坝石工、张福河东西堤、顺黄坝、天妃闸遗址、小里河故道、御坝、七保堤工、惠济祠与高堰关帝庙遗址、里运河砖工堤与码头计11处遗产点，共揭示遗址面积4565 平方米，累计野外工作675 天，取得了可喜的收获。考古学的实质就是运用地层学与类型学对遗迹、遗存年代的考证,还原它的历史面貌。经过这些年面广量大的发掘工作，我们圆满完成了国家文物局报批的所有考古发掘项目，揭示出一批重要的运河历史遗存，对地下复杂的遗迹现象做了科学的记录与阐释。现亦例举5 个方面的发掘成果报告如下。
（一）对天妃坝等石工、砖工结构的揭示
我们先后两次对天妃坝石工进行发掘,共揭示长度52米，主要集中在惠济祠遗址西侧,皆属结构完整的石工墙。此外，我们还在高堰关帝庙前，发掘洪泽湖大堤石工22米。通过发掘我们对石工结构与砌筑方法有了认识。两地的石工墙修筑规整精细,垒砌条石一般在18层.加之上部的砖工,通体高度在7米左右,石工之下布扎密集的排桩,木桩粗约 0.1至 0.2 米、长度3至4米不等。临水面以10:1的坡度逐层砌筑，用糯米石灰浆胶结。此次发掘在清代石工墙内侧还意外发现了明代万历七年(1579)所建的砖工墙,揭示遗迹面积 65平方米。这些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存为历史文献的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
（二）对顺黄坝埽工水利设施的揭示
我们先后5次对顺黄坝水工设施进行发掘,共揭示面积约940平方米。5次发掘虽然都以埽工遗迹为主，但所暴露的遗迹现象各有不同。埽工堆积 5至 10 层不等,厚薄不均,材料亦有不同,总体上以芦苇秸杆为常见。第一发掘点(明远路路基工程)发现埽工与石工相互迭压,石工内发现一万余枚古钱币，其中以清代“康熙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数量最多。第二发掘点(明远路基础工程)埽工遗迹保存最好,铺筑面厚达10层,除保存大量的埽面外,还发现有木桩、蔑揽、草绳、石块等。第三发掘点(明远路东北 200米)发现埽工5层及大面积碎石护坡。第四发掘点(御坝6组西侧路边)发现大量的木桩,沿坝体排列,应与强固坝体相关。第五发掘点即为申遗展示点,埽工堆积5层,越贴近坝体保存越佳,而接爱河床底层部位，因受河水浸蚀埽面材碳化严重。在坝基底边缘与河床交接处堆积大片的碎石坦坡，深约2 米。根据地层坍塌的现象,此处为御黄抢险的关键工段。
（三）对惠济祠与关帝庙遗址建筑布局的揭示
马头惠济祠与高堰关帝庙是清口枢纽两处十分重要的寺庙遗址。明清两朝备受皇家信奉,庙址上皆立有御碑。此次发掘的惠济祠遗址主要是乾隆时期重修惠济祠的建筑基面,发掘面积共计1250平方米,发现山门以北的碑亭、前殿、大殿、篆香楼、回廊、东西墙垣等主要建筑遗迹。根据这些遗迹我们绘制了惠济祠遗址平面图，对乾降时期建筑基址进行复原。在发掘过程中，收集建筑构件、瓷器残片及钱币标本 700余件，这些文物标本为遗址文化层位的考证及建筑历史风格的鉴别提供了实物佐证。高堰关帝庙遗址发掘是以探沟为主.共布3条探沟.发掘面积共计232平方米。发现柱础、墙基、大殿台基、房基、桩基、炉灶等遗迹，均为清代时期的建筑遗存。探明遗址范围南北 70米、东西 25米,文化层深2.5米,属于不同时代的建筑堆积。遗址出十建筑构件、陶瓷与钱币等标本 500余件,其中以黄鱼琉璃瓦为主，其规格和形制与惠济祠琉璃瓦构件相同.展现出“虽在郊原而有皇居之美”的历史风貌。
（四）对里运河堤坝与河道的揭示
我们对里运河堤坝与河道的揭示工作有两处一处位于马头二闸村境内，地处文华寺遗址附近(河道现已淤塞);另一处位于淮安区唐子巷码头地段(现仍为里运河水运航道),这两处遗址皆为明永乐时期开筑的河道，具有一脉相承的水运关系。两处遗址各发掘 200 平方米,其十堤堆积的共同特点是分层夯筑坝体内布有排桩。迎水面的重要部位亦有石工与埽工设施。因唐子巷西首为淮安古城南门通商口岸。故在里运河东堤增设石工与砖工 还修建石阶码头。根据考古发掘测量，里运河堤坝底阔 30至40米,宽窄不一,视河流的曲直走向而定。坝体高度4至5米。河道的宽度马头镇河段宽度 80至90米.唐子巷宽度为75 米左右河床深度都在5米左右这和当时漕船的体积大小有关。《宋史·河渠志》载:元丰六年(1083)正月戊辰,开龟山运河,二月乙未告成,长五十七里,阔十五丈深一丈五尺”。一是证明至北宋才有运河之说，二是说明当时开挖的龟山运河宽度仅有46米深度4.6米左右(宋代一尺合 30.72厘米),这些文献记载与我们的考古发掘资料是相符的。在唐子巷河道发掘现场,在河床淤积层中发现有大量宋元时期的陶瓷残件与“崇宁通宝”钱币等。其遗物沉积地点位于河床内侧,从发掘文化层位迭压与内外关系分析河道最早的通航年代应在北宋时期,此时的河床较窄,至明清时期河道变宽,堤坝不断向外拓展。
（五）对小清口黄泛淤积地层的揭示
我们对黄泛淤积地层的揭示选定在御坝北缘地段,此隅历史上属于黄淮交汇的小清口区域。我们在黄河故道的南边开挖一条南北长60米东西宽10米的探方下挖深度5至6米。其南端已接近御坝本体下挖3.5米左右见黑色淤积十:而北端河滩下挖5米深处均为黄沙泥淤积，共分 23层。探至7米深处仍为淤沙层，且是流沙土质,但土色基本为灰黑色，说明已进入河床底部。在御坝与顺水堤北面，顺黄坝西面,为一片开阔的河滩高地，形如半月,东西长1050米南北宽540至780米据考古勘探此滩地皆为黄泛淤积而成。黄河大溜由西向北弯曲，因康熙至乾隆时期为抵挡黄水而修筑的御坝、顺水堤、顺黄坝、七堡堤工等水利工程,埽外涨成沙滩。加之乾隆设置的木龙,使黄溜北趋“木龙之下,新生沙滩”。南岸的泥沙逐年淤积,先后积淀近百年,南岸涨成沙洲因而就形成了这片宽阔且深厚的滩地，客观上也起到固堤和迫使黄溜北流的作用。在这片滩地内,我们沿黄河故道南岸寻探大龙，尽管采取多种方法,勘探面积达 75000 平方米，深度3米部分地段用压钎探至7米。费时60余天,但仍未找到太龙遗存。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勘探面积只达到木龙埋藏区域的八分之一,木龙具体位置不能明确。二是勘探深度不够，所用的洛阳铲只能探至3米(其下因含水量增大,土层无法提取)三是木龙是否在历史上已被拆除?这些问题还有待今后的考古工作去解决。
此外，2014 年下半年在里运河主干线上进行两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并蒂花开的考古成果。一处是2014年7月,在市区里运河防洪控制工程建设中暴露出清江浦古城墙遗迹。淮安市博物馆经过40多天的抢救性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近500平方米,清理出部分墙基、城门、水关及城内古建筑等。另一处是2014年10月在里运河文化旅游区板闸风情街建设项目范围内,发现了明代永乐时期的移风闸及堤坝与古河道遗迹,同时揭示出大面积的古建筑基址，为世界文化遗产_-中国大运河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4.学术成果
经历了5年之久的运河考古,我们在清口枢纽遗产片区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成果,概括起来也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搜集了大量的运河遗产考古资料
在考古勘探方面，记录18处遗产点地下文物埋藏情况工作日志共计33册记述文字 30余万字,绘制勘探遗迹分布图上百幅。在考古发掘方面收集出土遗物小件与标本 4000余件、古钱币1万余枚考古绘图、拓片300余幅，考古摄影照片上千张,填写考古日记700 余篇。并以每个考古项目为单元，建立系统的资料档案。这些收藏与记录为运河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运河申遗、编写考古报告、开展课题研究、丰富馆藏文物、充实陈列展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为运河遗产保护与展示提供了科学依据
通过面广量大的考古期探与发掘工作，我们对清口枢纽遗产点总体布局与功能及部分水利、水运设施遗迹的埋藏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对所调查的遗产点皆做了 CPS 定位。结合申遗文本对清口水利枢纽重要埋藏点进行科研性发掘.揭示遗存的历史面貌,为运河遗产的保护规划编制和展示工程提供了考古依据。经考古勘探与发掘而设立的运河申遗展示点有总整漕运公署遗址、三闸 U形字形河道、惠济祠与天妃坝遗址、顺黄坝遗址、高堰关帝庙遗址与石工墙洪泽湖大堤周桥大塘与信坝遗址等。这些展示点在运河申遗实地评审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专家的赞誉。
（三）提高对清口枢纽遗产价值的认识
以往我们对运河考古工作不够重视，认为这些古代水运工程没有多大的考古价值,特别是明清时期运河史料翔实,可谓是“汗牛充栋”,无需用考古学去补证。经过近几年的考古实践，我们对这一活态的文化遗产有了明确的认识，并产生浓厚的兴趣,感知到运河文化是淮安历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内涵博大精深。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隋代的山阳渎以及北宋时期的沙河、洪泽新河、龟山运河，再至明清时期的里运河、中运河等，跨越了中国2500年的历史，促进了淮安城市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而清口枢纽又是淮安运河最为璀璨的明珠，它是黄、淮、运三龙盘争之地,漕运的咽喉，明清两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聚集了古代人许多发明与智慧,营造浩繁而庞大的水运水工设施，最终实现“蓄清刷黄、济运保漕”的治水方略。这些超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体系,集中反映了明清两朝创造性的科技成就，是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杰作。我们的考古工作就是要为运河申遗找到历史见证，用这些遗迹遗存来体现运河遗产的真实价值。我们近年发掘的天妃坝、惠济祠、顺黄坝、御坝七里堤工等,就是明清时期大运河清口枢纽最具代表性工程遗址。
（四）全面完成了申报项目考古报告的编写
这些年来,我们在开展野外运河考古工作的同时,还搜集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并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南京博物院、淮安市政协文史委、市地方志办公室、市水利局、市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等单位密切合作,开展学术交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了解历史信息，力求把这些历史资料结合到我们的考古实践中去。每当完成一项考古任务，我们就立即进行资料整理,向国家文物局与省市文物局呈交工作报告,对完成考古项目实施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汇报。近年来，我们完成淮安运河考占报告 18篇，其中10篇已在《东南文化》与《淮安历史文化研究》刊物上发表。《江苏淮安明远路考古勘探与试掘简报》收录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的《大运河清口枢纽工程遗产调查与研究》至2014年10月我馆又对近年来清口水利枢纽及相关遗址考古资料全面整理,编辑完成《京杭大运河清口水利枢纽考古报告》一书，已交文物出版社审稿待刊。这些考古报告为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
（五）运河考古成果位居江苏前列
在国家文物局与省市文物局大力支持下，在全体考古工作者与技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清口枢纽及相关运河遗迹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借助运河申遗的契机,连续数载勘探与发掘29处运河工程遗产点，在江苏考古史上尚属首次，且涉及遗址类别多样,揭示遗迹丰富，充分体现明清时期水利工程建造技术与治水理念，反映了运河之都淮安运河遗产资源的丰厚性，多样性与独特性。2011 年在苏州召开的江苏省考古年会与 2012 年在南京召开的全省考古工作汇报会上，我们对近年来淮安运河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作了介绍,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评价。在发掘期间,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调研组专家，文化部蔡武部长，国家文物局励小捷局长,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等领导都曾前来清口工地视察。北京、天津、杭州、山东及省内有关单位也曾前来发掘工地现场参观学习。我们的考古工作还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南京博物院、东南大学等科研单位编制保护规划提供支撑。2013年9月22日顺利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专家姜东辰先生(韩国籍)实地验收。这些考古成果,为2014年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王 剑 尹增淮 单位:淮安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