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淮安府志建·制志》对淮安所属各州县乡镇区域作了详细记载。淮安（山阳）县城外五个镇有：板闸镇、清江浦镇、庙湾镇、马逻镇、北沙镇。

清《乾隆淮安府志》卷5《城池》记载，淮安（山阳）城外六大镇有：平河桥镇、车家桥镇、板闸镇、清江浦镇、汊河镇、河北镇。

清《光绪淮安府志》对淮安（山阳）城外六大镇排列顺序有变，即：车家桥镇、板闸镇、清江浦镇、平河桥镇、汊河镇、河北镇。

综上，清江浦镇，明天启年间列在淮安（山阳）城外五个镇第二，清乾隆年间列在淮安（山阳）城外六大镇第四，光绪年间列在六大镇第三。    

一、开凿清江浦河

清江浦原为山阳县旧沙河滨淮乡一个村，在淮安（路）府城西北30里，城西管家湖（亦称西湖）西北。北宋雍熙元年至四年（984—987），负责漕运的淮南转运使刘蟠，自淮安城北五里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开沙河六十里，乔维岳继任淮南转运使后，又开沙河四十里，其后漕船由沙河至磨盘口直接入湖。早在清江浦河开凿之前，漕船从运河行驶至淮安时，不能直接进入淮河，而是要从淮安城北北辰堰进行翻坝，转运极其繁琐，费时费力。自南宋年间黄河夺淮开始，山阳湾的水流就变得异常湍急，为确保漕船安全，明洪武元年至三年（1368—1370）淮安知府姚斌，在末口下游的新城东门柳淮关（下关），将运河及南湖水引至坝口，筑“仁”字坝。明永乐元年（1403）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后，为保证漕粮运送及时抵京，任命平江伯陈瑄为第一任漕运总兵，驻节淮安，专门治理漕务。为解决漕船盘坝压力，明永乐二年（1404)起，从原有仁字坝向西，相继兴建了“义、礼、智、信”四坝，合称“五坝”。漕船只能由仁、义二坝入淮，商船、民船由礼、智、信三坝入淮，避免了船只之间过坝的纷争，也缩短了等候时间，但盘坝问题依然存在。

为此，平江伯陈瑄，开始另辟新的途径，彻底解决船只过坝问题。在对淮安城周边地形勘察之后，他发现城西管家湖至西北淮河鸭陈口，仅有30里远，且地势空旷，适宜开凿为河道。若导引管家湖水入淮河，便可直接通漕，从根本上免除了过坝及渡河“风涛之患”。在确定线路走向之后，陈瑄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春，下令开凿清江浦河，让漕船直接绕过五坝。陈瑄动用了大量军民入役，又疏浚了宋代乔维岳所开沙河故道，经过5个多月的开凿，自淮安西门抵达板闸，顺利打开了一条新的水运通道，有效提高了漕船、商船通行能力。他还为有效阻隔淮水倒灌，在清江浦河上，分段建造了移风、清江、福兴、新庄4座闸，后又在移风闸上游增建“上移风闸”，又被称为板闸。之后，漕船途经淮安城时，直接转由清江浦河进入淮河，从此免受过坝、渡河之苦，又减少了许多风险 。

后来新庄闸以下逐渐淤塞，不通船只，于是在清江闸下游筑坝，称“仁义坝”（今水渡口），途经淮安北上漕运粮船和商船都要从这里通过，经石码头，“盘坝（剥）以入黄河”，过河后再从王家营启程前往通济渠（运河）河道，名谓“新路”，并命名为清江浦。从此，清江浦逐渐兴起为镇。

二、划割山阳地块建镇，成为清河新县城

据《淮郡文献志》《淮安府志》及《清河县志》中记载，清河县本为泗州清河口地，南宋咸淳九年（1273)置清河军。五年后，即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首设清河县，黄河西南码头即为宋代清河县县城。元泰定元年（1324）和明祟祯年间，黄河两次决堤县城移至甘罗城，清代又回西南码头。清光绪丙子《清河县志》中载：“康熙中，清河县治屡圮于水”、“公私忧惙，谋迁于渔沟及罗家荒，议皆格不果行。”意思是说，康熙年间，清河县城又年年屡遭洪水淹没，屡次治水又毁坏了，谋求将县城迁至渔沟及罗家荒，经过讨论均不可行。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苏巡抚（行政长官）陈宏谋向朝廷呈送报告，要求将山阳县的清江浦，靠近的十余个乡划割后建镇，作为清河县新县城。第二年（1761），朝廷正式批准了他的请求，开始分地界、计田赋、立寺舍、拨驿马等事宜，逐步就绪。据户部《清河移县册》记载，分割后的山阳、清河两县的分界是：“自清江浦西南武家墩显王庙为界划分起，由太平桥至海会寺西运河南岸止，长3270丈（21.8里）；自运河北岸圆通庵东为界划分起，由汰黄堤至惠源庵东黄河南岸止，长1950丈（13里）；又自黄河北岸山安交界划分起，至清安交界止，长6062丈（20.2里）。”在此界范围内全都土地、人口划归清河县管辖。清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七中记载的更具体一些：“乾隆二十六年山阳划归田，有人庆乡（1乡到6乡）、寿宁乡（6乡、10乡、11乡），又有太安、湖淤2乡，其地甚微小。”

山阳县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实行乡坊制，全县分8个大乡，各大乡又分若干个小乡，每个小乡有的又分上、下或上、中、下乡，乡下领坊，坊领庄。其中，人庆乡在清江浦之南，共有7个小乡。《乾隆山阳县志》卷八《里图》记载：“人庆2乡在头、二、三、四井、西滩、西五牌坊，额田六十一顷三十六亩四分六厘。人庆4乡在徐家湖坊，额田三十四顷九十七亩八分一厘五毫”，全部划给了清河县。寿宁乡在清江浦东南及黄河以东，《乾隆山阳县志》卷八《里图》记载：“寿宁6乡在颜家河坊，额田九十三顷三亩九分四厘。寿宁10乡在永丰庄、洪福庄坊，额田八十一顷一亩五分一厘五毫。寿宁11乡在刘家河坊，额田一百四顷四十二亩六分六厘一毫”。 《同治山阳县志》卷七还记载，此次“移驻清河县治案”内，划分清河“管业田地三百五十八顷八十亩七分二厘。又常盈仓基地二顷三十六亩八分”。太安在白马湖北，湖淤为人庆乡地，大约是沿湖边角地块，因连带划割的，故“其地甚微小”。分割以后，从清江浦“东抵山阳海惠寺界五里，南抵山阳席（读qī,漆）家桥界七里”。钵池山（寿宁12乡界内）及其以南地方仍属山阳县。

随着土地的调整，由山阳县相应划出一定的人丁数给清河县。《同治山阳县志》卷七中记载，雍正十年（1732),山阳县原额人丁162621,内除分划阜宁县编额当差人丁49114，分存山阳县编额当差人丁113507,内除优、免、缺额，实存当差人丁编户110259。乾隆二十六年（1761),划分给清河县当差人丁5438,实存编户人丁104821。《光绪清河县志》卷七《民赋》中载：康熙五十年（1711)编审，清河县人丁实存4939。乾隆二十六年（1761),山阳县划归当差人丁5438,总计新旧人丁共为10377。口丁比一般大约为4--5,计算公式为：人丁数x口丁比＝人口数。故按一比五计算，这时山阳县总人口数为52万多，清河县总人口数约为7万人。当然，还有一部分隐匿未报，优、免、缺额人口 ，以及官员、驻军、外地流入定居和商贾不在其内，如加上这部分，当时清河县总人口应在20万左右。

三、新县城多次毁于水火而重新复建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江浦正式建镇。据乾隆《山阳县志》记载，“清江浦坊镇（相当于村、坊）共19个，分别是：朱家沟坊、仁义洼镇、小河北东坊、小河北西坊、西滩镇、太史庄镇、江宁厂坊、山东厂镇、厂前坊、后前坊、徐家湖坊、磨盘舟坊、工部前坊、户部前坊、仓北门坊、凤阳厂镇、直隶厂镇、西五牌镇、头二三井镇”。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河县正式迁往清江浦镇，县知事高辰建县署，地点在运河之南，“北值斗姥宫，东抵慈云寺”。

43年后，清嘉庆十年（1805），清江浦云昙坝决口，大水从西边漫溢过来，冲垮了县署，于是“寄治”在慈云寺作为县署。清道光年初，知县龚京正在县署原址上进行复原，重建了正堂、厅事房、吏房、库房，以及知县宅、典史宅等。咸丰十年（1860），捻军李大喜部攻陷清江浦，一把大火烧毁了清河县署，于是第二次“寄治”慈云寺（县署原址后改建为负责城守的都司署）。同治二年（1863），知县龙寅绶在县署以西一里多地，原河库道署旧址，兴建新的县署。规模比前先的要宏大得多，有前后三进大堂，二个议事大厅，库房、知县宅、典史宅等之外，还有厩（马棚）、监（牢狱）、福德祠等建筑。鉴于捻军经常来清河县一带骚扰，咸丰九年（1859），漕运总督袁甲三建议在清江浦城外建立围砦（寨）。他说：“清江应筑圩守御，彼有河督，无庸我谋。（山阳）城外地方则有藉诸君。”意思是说，清江浦应该筑圩防守，他们有河道总督，不需要我当参谋，山阳城外则有诸位。当时先后派徐云溪、张小圃、张汝梅与李元庚出城实地测量搞预算，后因袁甲三调走而未实施。漕运总督联英、河道总督庚长、淮关监督祥恒等，哪有心思忙于在清江浦筑城。咸丰十年（1860）正月三十日，捻军再次攻破清江浦，联英、庚长、祥恒先后逃至淮安府城。二月十五日捻军撤走，庚长到清江浦转了一圈，见县城焚掠几遍又回淮安，至二十四日才由淮安西门再次回到清江浦。 
     自清江浦划给清河作为县城后，一直没有城池，俗话说：“纸糊的清江，铁打的淮城”。清咸丰十年（1860）清江浦又遭到焚烧，而且烧得比前几次更惨，这时才真正想起筑土圩子之事。同治三年（1864), 指挥防御捻军北窜作战的漕运总督吴棠，筹集12万余两白银，开始于运河南岸，利用地方绅士所建土圩改筑砖圩，复用河湖堤岸石工加筑成城垣，成不规则形，有壕沟，次年竣工。建成后，城墙高达1丈8尺（6米），周长1273丈6尺5寸（8.4里）。 民国三年（1914），国民政府废府设县，各县由省直属，时淮安府清河县因与直隶省（今河北省）清河县重名，考虑到县城清江浦镇曾属山阳县管辖，部分地区位于淮河以南，遂更名为淮阴县，但此时其境内大部分却位于淮河以北。

四、 河道总督署移至清江浦

清朝初期，因考虑到清江浦为黄河、淮河、大运河交汇处，是治河工程最重要的地方，而河道总督署所在的山东济宁，距此路途遥远，往返不便。为便于及时掌握水情河势，就近指挥，清政府在清江浦设官治河。据《清史稿·河渠志》记载，康熙十六年（1677），设在山东济宁的河道总督，时任安徽巡抚靳辅被提拔为河道总督，官衔全称为“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因长期前往淮安府视察黄河、淮河和运河等水情河势，便在山阳县清江浦镇设立行辕，就近指挥。康熙十七年（1678），河道总督靳辅移驻清江浦，在原明朝户部分司公署遗址“凿池植树，以为行馆”，名“淮园”。清晏园由此成为清代国家在京城以外专设的治河决策、指挥和管理的最高机构所在，管辖着黄河、淮河和大运河。雍正七年（1729），正式分设江南河道总督，此后“北负大河，南临运道，末口之淮南要塞地位转移至此，为南北之孔道”。负责江苏河道的疏浚及堤防安全。

河道总督直接受命于皇帝，下辖四道、二十厅、二十（河兵）营，其“规模之大，县城无两”。河道总督正职多为正二品，或是从一品，副职为正三品，朝廷还常以官阶较高的官员任河道总督，如高斌、嵇曾筠等人均授大学士衔。从康熙十七年（1678）开始，清代常驻清江浦的河道总督共有56任、45位，历时183年。咸丰十一年（1861），清政府裁撤河道总督署，后由漕运总督署兼管河道事务，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漕运总督署关门，历时44年。后总督署改为江北巡抚署、改设江北提督。历任河督中，不乏政绩显著、功高垂世的“水利专家”。靳辅改革潘季驯的“束水攻沙”为“疏浚筑堤并举”，以达到“寓浚于筑”的目的；黎世序运用“分洪治水”理论，将“束水攻沙”的传统办法改为“重门钳束”（用全河之水并力攻沙），改厢埽（用土填压秸、苇的护堤办法）为碎石护坡，为治理运河水患，黎世序还在黄河与单堤之间筑越堤，以两道护水堤埂共御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黄、淮水患，常使黄河安澜、淮水畅出清口、运河通畅、漕运无阻。不少河督还著书立说，如靳辅的《治河方略》、嵇曾筠的《防河奏议》、徐端的《安澜纪要》《安澜回要》等，不仅为后世治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典籍，更为国家水利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

五、常盈仓为淮安四大名仓之一

明清时期，为了便于贮存、转运粮食，明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在开凿清江浦河后，即在清江浦设立常盈仓，成为淮安四大名仓储之一。征发淮安及镇江、苏州、扬州诸府（卫）军民进行营造，规模宏大，建筑质量一流。胡瓘《常盈仓周垣记》曰：该仓“俯临大淮，廒凡八十有一，联基广凡二百七十八步有奇，周凡一千五百四十四步有奇”。也就是说，当时的常盈仓，建有40个区、仓库80座，共800间，可容纳150万石漕粮，“居天下强半”，是朝廷的主要粮仓之一。常盈仓建设之初，漕运采用“支运”法，即各地所征的漕粮，先由南往北运至常盈仓，然后由漕军分四段中转递送京城。据明《山阳县志》记载，每当运粮季节，“十二万漕军护送一万二千艘漕船”，由清江浦向北运往京城，运河漕船首尾相连，十分壮观。明宣德五年（1430）后，随着漕运制度的改变和皇朝的衰微，常盈仓的地位有所起落，储粮来源减少三分三一，弘治年间，每年只收粮四五万石，其间历经多次重修。万历年间，有时甚至出现“淮、徐二仓无粒米”的状况。常盈仓由淮安府负责日常管理和修缮，设大使1员、从九品，副使3名后减到2名。户部另设监仓分司于淮，负责监理常盈仓收放，主事正六品。常盈仓有守卫兵丁300人，由淮安府派出。

清朝初期，为了保证漕运，“凡收粮起运、过淮抵通，皆以时稽核催趱，综其政令”。也就是说，漕粮征收和起运，河道总督负责催促漕船尽快抵达北京通州，总起来要按照政令。朝廷对于漕运的重视，使得漕仓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道光二十三年（1843），河库道（清代南河河道总督属官）徐泽醇重建常盈仓，并改名为丰济仓。咸丰十年（1860），捻军又攻下清江浦，丰济仓被烧毁。时任漕运总督张之万，于城内阜康楼东侧异地重建丰济仓，并于同治八年（1869），委派候补知县许佐延负责修仓事宜，从江淮各地招募400余名本瓦工匠，20余名技术人员，耗时14个月最终建成。重建后的丰济仓，包括库房，马房、住房在内的房屋共计500余间。 民国《续纂清河县志》记载，丰济仓还有不少田产。分别在清河县大兴庄和洪泽湖滩，以及淮安（山阳）、安东（涟水）、桃源（泗阳），宝应等县，共有旱谷田65顷、稻田23顷9亩、滩田20顷、柴田26顷14亩，每年可收稻谷两千余石，收谷款三千多银元。除了作为南粮北运中转库，丰济仓还肩负着另一重任，那就是备荒储粮，平时春粜秋籴，遇到灾荒年份，开仓放赈。据清《光绪淮安府志》记载，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着漕运制度的废止，漕运总督部院的关闭，淮安原有的各仓均被废除，官设粮仓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六、 设立清江督造船厂

   明永乐元年（1403）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国家对漕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每年要调运粮食六百万石至八百万担到京城等地，因而修造漕船成为明朝的一项军国大计。永乐七年（1409），平江伯陈瑄督漕时，在山阳、清河两县之间的运河沿岸空闲地带，建盖了漕船厂房，“令各卫所官旗鳞次而居，以为造船之所”，也就是说，各卫所造船厂房，插着官旗栉比鳞次。清江漕船厂规模宏大，厂房绵延23里。

明永乐十三年（1415）起，工部差督水司主事（正六品），于清江督造漕船，设工部分司和工部厂。该工部主事还兼管征收清江漕船厂造船材料的抽分厂。 淮安府东河船政和扬州府西河船政等同知公署在工部分司署东北。正统二年（1437），专设清江提举司进行管理。当时，与清江漕船厂同时建设的还有位于山东临清的卫河船厂。据《漕船志》卷一记载，二厂所辖区域及造船比例为“南京直隶、江西、湖广、浙江各总里河浅船俱造于清江，遮洋海船并山东、北直隶三总浅船俱造于卫河，大约造于清江者视卫河多十之七”。嘉靖三年（1524），卫河厂归并清江厂，并搬迁至清江浦，成为四个总厂之一。此时清江漕船厂共辖82卫所船厂，其中京卫厂辖34厂；卫河厂辖18卫厂；中都厂辖12卫厂；直隶厂辖18卫厂。另外，还辖有京卫厂、直隶厂、中都厂三处草场。

据《漕船志》卷三记载，明天顺一年（1457）之前，清江、卫河船厂分造各省漕船及遮洋海船，至明正统年间，额定天下造船数11775艘，其中内河漕船约11200余艘，遮洋海船约500余艘；合用官军121500余人，各类工匠齐全，有木匠、捻匠、铁匠、竹匠、篷匠、绳索匠、油灰匠等。每年仅清江厂就造漕船533艘、卫河厂147艘，合计680艘，所造漕船占全国漕船的近六成。弘治三年（1490）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每年造船数目400至700艘不等，50余年间共造船27031艘。加上嘉靖三年（1524），卫河厂归并后造的2125艘，清江漕船厂造船近30000艘。不仅要造船，漕船厂还要负责修船。天顺二年（1458），为严格漕船使用年限，保证漕船质量，按造船使用的材料规定：“松木两年小修、三年大修、五年改造。杉木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改造。大修及改造者、拨支物料，于各卫官军运粮数内，摘留在厂，同清江、卫河二提举司官匠修造。”而造船、修船需要大量木材（松木、杉木）、桐（洪）油、麻丝等，主要从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提供。而辅助材料、物件加工主要靠河下镇提供，至今仍有板敝街、螺丝街、鼓子街、竹巷、钉铁巷、打铜巷、锡巷、摇绳巷、小绳巷、绳巷、风箱巷、夹板箱巷等地名，是直接为修造船服务的各种行业作坊命名，带动了河下的经济繁荣。与漕船使用年限一样，船只各种式样也有严格规定。平江伯陈瑄督漕时，漕运粮船初期制造主要尺寸为“底长五丈二尺，其板厚二寸，头长九尺五寸，梢长九尺五寸，底阔九尺五寸，深四尺……”载重可近2000石。后漕军私自增加船长和宽度后，载重可达3000石。后受限于运河闸口宽度、河淤浅，又缩小规制，但改动船型的特点始终是底平仓浅，“底平则吃水不深，仓浅则负载不满”，由此来适应内河的运输条件。

清江浦自从划给了清河县成为县城，但与山阳县仍同属淮安府，且亲缘关系、地缘关系都很密切，所以与山阳的经济文化联系仍然频繁，并互相包容，互相补充。旅居清江浦的外地商人，经常在清江浦与山阳两地相互来往频繁，山阳成为清江浦的依托。山阳与清江浦近在咫尺，自然也是清江浦的后方和战略纵深地带。以至明清时期清河县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一座重要的运河县城。

(董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