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11-06 来源：
摘 要：王家营地处淮、泗之交和黄、淮、运交汇处，在京杭大运河2000多年的发展史上，王家营一直处于重要的转轴地位。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琉球国朝京都通事郑文英一行奉使来中国，于朝京途中病逝于王家营清口驿，就地安葬在清口驿旁彤华宫后。郑文英墓为京杭大运河沿岸著名的古迹，是琉球建国后长期为中国藩属国的历史见证，对于研究中国与琉球政治、文化及琉球华裔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王营镇东街淮阴区图书馆后院，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古墓葬，这就是琉球国朝京都通事郑文英墓。琉球国是指历史上在琉球群岛建立的山南（又称南山）、中山、山北（又称北山）三个国家的对外统称，后来指统一的琉球国。包括琉球群岛中的先岛诸岛、大东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吐噶喇诸岛、大隅诸岛等六组岛屿，总计共有五十多个有名称有人居住的岛屿和四百多个无名小岛，总面积为3500多平方公里。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起，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郑文英是琉球国朝京都通事，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奉使来中国，在朝京途中病逝于王家营清口驿，安葬于与清口驿旁的彤华宫后（即现址）。郑文英墓是琉球建国后长期为中国藩属国的历史见证。
一、琉球国其事
琉球国位于日本九州岛和我国台湾之间，西侧是中国东海，东侧是太平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素有万国津梁之美誉。冲绳县立博物馆的“万国津梁钟”上的一段铭文曰：“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蓬莱仙岛。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名刹。”[1]琉球的商船来往东亚各地，成为各国联系的枢纽，所以琉球人自豪地自称为万国之津梁。
古代有关琉球的最早文字记述出现在唐代负观十年(636)成书的《隋书·流求传》中，内含地理位置、风俗民情、物产农耕以及王姓和社会政治等。琉球国国史《中山世鉴》亦称：“当初，未〔有〕琉球之名。数万年后，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此国地界。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延，若虬浮水中，故因以名琉虬也。”[2]琉球隋朝时被称为琉虬，以琉球群岛散布在大洋中的状态而言，谓之琉虬则非常形象。唐代以后，有关古代琉球的记事,也多有引录。
宋、元时期，泉州是闻名于世的巨港，从这里出发的船只来往于世界各地，包括邻近的日本、高丽，闽南人早已开辟了通往琉球的民间航道。[3]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对外采取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方针。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遣行人杨载诏琉球曰：“朕为臣民推戴，即位皇帝，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明朝东南，远据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4]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领诏，并立刻派遣王弟泰期到中国进贡，从此确立了琉球与中国是宗藩关系。明政府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对琉朝贡贸易，在晋江口岸设立来远驿，专门接待琉球贡使。[3]P49
琉球与中国的这种宗藩关系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周边国家要向明朝称藩纳贡，接受中国的册封，并由中国踢与印玺。而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和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作为宗主国的中国统治者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中国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明朝外围的国家作为藩臣，接受明朝的册封，奉明朝之元号，定期向明朝朝贡。藩属国得到明朝的册封﹐一方面建立了自国国内统治的绝对威信﹐更重要的是可以“假进贡之名，以规市贩之利。”[5]为了牟取更多的利益，琉球国王积极遣使入贡。据《明实录》等史料记载，从洪武五年（1372）至成化八年（1472），琉球遣使者入明朝贡就达到了248次，如此频繁的朝贡贸易极大促进了琉球经济的发展。
明朝灭亡后，琉球继续与清政府保持了藩属关系。顺治三年（1646），琉球使节于来华受到顺治帝的接见。顺治十年，琉球遣使前往清朝朝贡。第二年，再遣贡使，并且缴换了明朝敕印，请求封号。顺治皇帝颁布了《敕琉球诏》：“帝王祗德底治，协於上下，灵承於天，薄海通道，罔不率俾，为籓屏臣。朕懋缵鸿绪，奄有中夏，声教所绥，无间遐迩，虽炎方荒略，不忍遗弃。尔琉球国粤在南徼，乃世子尚质达时识势，祗奉明纶，即令王舅马宗毅等献方物，禀正朔，抒诚进表，缴上旧诏敕印。朕甚嘉之，故特遣正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赍捧诏印，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尔国官僚及尔氓庶，尚其辅乃王，饬乃侯度，协抒乃忠荩，慎乂厥职，以凝休祉，绵於奕世。故兹诏示，咸使闻知。赐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并颁定贡期，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逾一百五十名，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五名入京，馀俱留闽待命。”[6]这个诏书既对琉球作为清朝藩属的肯定，也规定了向新的清朝王朝朝贡的级别和时间。
康熙元年（1662），康熙皇帝颁布了新的《敕琉球诏》：“琉球国世子尚质慕恩向化，遣使入贡，世祖章皇帝嘉乃抒诚，特颁恩赉，命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等赍捧敕印，封尔为琉球国王。乃海道未通，滞闽多年，致尔使人率多物故。朕念尔国倾心修贡，宜加优恤，乃使臣及地方官逗留迟误，均未将前情奉明，殊失朕怀远之意。今已将正副使、督抚等官分别处治，特颁恩赉，仍遣正使张学礼、副使王垓令其自赎前非，暂还原职，速送使人归国。一应敕封事宜，仍照世祖章皇帝前旨奉行。朕恐尔国未悉朕意，故再降敕谕，俾尔闻知。”[6]P1860清廷派遣兵科副礼官张学礼为正使出使琉球。此后，每逢琉球新王继位都有清朝使节前往册封与庆贺，康熙二年（1663）和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朝皇帝两次赐印给琉球国王。直至19世纪60年代，琉球始终承认自己是清朝的藩属。
琉球国对中国频繁的交往，除了宗藩关系外，清史做了一个总结：“琉球国小而贫，逼近日本，惟恃中国为声援。又贡舟许鬻贩各货，免征关税，举国恃以为生，其赀本多贷诸日本。国中行使皆日本宽永钱；所贩各货，运日本者十常八九。其数数贡中国，非惟恭顺，亦其国势然也。”[6]P1860非常的准确，也显示了琉球的外交灵活性和明智性。琉球国与中国保持的“进贡—册封”关系促进了琉球国与中国贸易的发展，这种进贡贸易给琉球国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而且还扩展到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琉球的船只不仅往来那霸与福州之间，还北上日本、朝鲜，又南下安南(越南)、吕宋(菲律宾)、暹罗(泰国)、亚齐、爪哇(印尼)、马六甲等，遍布整个南洋群岛。当时，南至东南亚，北至日本本土和朝鲜的海上贸易权都集中在琉球国手里，琉球国利用与中国的隶属关系在东亚、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十九世纪末，由于政治腐败，固步自封，清朝政府迅速没落。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扩张道路，趁机加紧了吞并琉球的步伐。1871年，日本在全国实施废藩置县，琉球国被当作令制国编入鹿儿岛县。1872年，琉球国被改设为琉球藩。1875年，日本又强迫琉球使用日本年号，停止向中国朝贡，废止双方册封朝贺的惯例，撤销设在福州的琉球馆，规定贸易业务概由日本领事馆管辖，琉球与清朝的交涉，概由日本外务省处分。1879年，日本强行废除琉球藩而设置冲绳县，随即大肆抢掠中琉往来的文书、文物和宝印，以及琉球国的政府档案，企图销毁和隐匿历史见证，并强迫尚泰王等前去日本，藩属中国五百余年的琉球国就这样被日本武力侵占了。
中国从未放弃琉球主权，根据中英美三国《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琉球群岛和钓鱼岛均不在这一法定范围之内，而属于应该归还中国的领土。1947年4月联合国《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把这两块“主权未定”之地交给美国“托管”，由于大陆和台湾从1945年至1979年一直还处于内战状态，海峡两岸都无暇去向美国和日本收回琉球群岛治权。1971年6月，美国在没有得到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与日本签订所谓的旧金山合约，擅自将琉球群岛的“主权”和钓鱼岛的“治权”转让给日本，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私相授受，改变不了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
二、郑文英其人
郑文英（1744—1793）又名大岭青云上，祖籍福建省长乐县。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朱元璋鉴于琉球造船航海业十分落后，难以与明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除赐海舟给琉球外，另“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7]这些移民带去先进的中华文化，对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促进琉球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到达琉球后，在那霸港附近的浮岛上建立了那霸唐营（后称久米村），他们将带来的精美物品进献给当地统治者，同时与当地土著居民进行贸易往来，并定居于此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发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多为航海家、学者或其他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得到上至王府和下到民间的极大尊重，他们在琉球负责航海、造船、外交文书的编写、翻译、对华贸易等事务，很多人还被委以重任，参与国家重要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郑文英先祖郑义才就是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东渡琉球的，郑文英家族从一世郑义才落户琉球至郑文英已经是第十五世了。淮阴区图书馆典收藏的郑文英七世孙赠送的郑氏族谱详细记载了郑文英家族从一世郑义才到十三世郑秉彝（郑文英祖父）的历史。
郑文英家族与其他闽地移民为琉球国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他们与当地居民友好交往，也热心传播先进的文化。与此同时琉球国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历经艰险到中国学习，这些留学生通常被安排在国子监系统学习中国文化。郑文英家族先后有七人到中国留学（其中二人中途故去），他们是五世郑富（1522）、九世郑迥（1566）、九世郑周（1579）、十三世郑秉钧（1686年来清途中病故）、十四世郑师崇（1722年来清途中渡海遇难）、十三世郑秉哲（1724）。闽人在琉球国定居以后也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郑文英家族历世有不少人曾官居紫金大夫之职。当时，闽地三十六姓人的后裔聚居地久米府的最高行政长官是总理唐荣司，在有史料记载的三十六届总理唐荣司中，先后有九届是由郑文英家族的人出任的，他们分别是：首届郑迥谢名亲方、四届郑思善地宫城亲方、九届郑弘良大岭亲方（郑文英的曾祖父）、十四届郑秉彝大岭亲方（郑文英的祖父）、十五届郑秉哲古波藏亲方、二十届郑永功（又名得功）宫城亲方、二十二届郑章观屋富祖亲方、二十五届郑嘉训古波藏亲方、三十三届郑元伟湖城亲方（郑文英的养子）。
当时，郑文英家族无论是在久米府，还是在琉球国都是极有影响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九世郑迥（1549—1611），他十七岁时曾就读于明朝国子监，大明万历二年（1574）官封都通事，奉命出使明朝，进贡并贺神宗皇帝朱翊钧登基。万历五年，郑迥官至长史，先后两次出使明朝进贡谢恩，万历八年回国后被封为总理唐荣司。郑迥热衷于教育事业，万历八年，他开办私塾，传播儒学思想。万历二十年，他把私塾改为久米府立学校，这是琉球也是日本第一所公立学校。郑迥学识渊博，国王尚宁也常请他进宫讲学，深得国王信任。万历三十八年，尚宁把他举为三司官，这是地位仅次于国王的官职。当时日本封建主丰臣秀吉策划侵略明朝，他首先于万历二十年发兵侵略朝鲜，史称壬辰之战，又称文禄之战。万历二十五年又再次侵犯朝鲜，丰臣秀吉为进一步扩大战争，协迫琉球国派兵助战，琉球国一直视明朝为自己的母国而朝鲜又是自己的友好邻邦，因此断然拒绝出兵。后丰臣秀吉又强索军粮亦未果。不久萨摩藩（今鹿儿岛）借口琉球国未交纳摊派的大米，控制了琉球的对外贸易权，后又军犯琉球，郑迥在抵抗战争中失败，于万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被处死，时年六十三岁。
郑迥还是一个儒学家，万历三十三年（1605），郑迥出版了《心学五伦说》，通过事实宣传天道即人道，人道者即慈悲为怀的儒学思想，首先倡导对日本国民进行伦理教育。第二年，他又发表《五道说》①，劝说日本战国时期的统治者应以“尧舜之道”施政，不能诉诸武力。万历三十八年（1610），他又写出《三德抄》。郑迥的三部著作向人们昭示了儒学思想的内涵，促使日本社会开始认识对国民进行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为日本民族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当时日本社会影响极大，特别是对当权者决策的影响，动摇了日本一直奉行的侵略政策。当时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并计划侵略明朝。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最高统治者德川家康受这种思想影响，对内强化统治，对外闭关锁国。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的二百六十五年中，日本一直没有侵略他国。
从郑氏始祖郑义才奉命出闽东渡扶桑，到十五世都通事郑文英被遣朝京，郑文英家族先后有十人出任进贡使，他们是四世郑玖（弘治九年、十三年进贡使），五世郑绳（嘉靖四年、七年进贡使），七世郑宪（嘉靖四十二年进贡使），八世郑佑（万历二年进贡使），八世郑礼（万历十九年进贡使），十世郑子孝（万历二十六年进贡使），十二世郑弘良（康熙三十六年进贡使），十二世郑明良（康熙四十年进贡使），以及十三世郑秉哲和郑秉彝。担任副使、都通事、通事等重要职责者有近四十人。郑文英墓是1979年调查发现的，帮助确定墓主人身份的是立于墓前的“琉球国朝京通都事讳文英郑氏之墓”碑，碑上文字“通都事”乃“都通事”的误倒，郑文英的官职是“都通事”，也作“大通事”，此处“都”字乃负责或担任之意，这种用法在宋代的官署名与官名中便十分常见，如都作院、都教头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琉球国中山王府官制》详细载有琉球国官制，于“协理府”下即设置有都通事、副通事和通事等官职，郑文英的职务级别较高，是负责翻译事务的官员。
三、王家营其地
《王家营志》序曰：“王家营益居水陆冲要，南船北马，自清江浦渡黄河，车行达北平，俗称十八站，东南江浙朝会计偕，舍出王营无他道。”[8]王家营居水陆要冲，旧时，清江浦以北的京杭运河不仅迂缓难行，而且附近惠济闸、通济闸、福兴闸水位落差很大，过闸非常危险，断缆沉舟的事经常发生。因此，在明清时期商人行旅凡是由北向南者，则到王家营弃车马渡黄河，至石码头登舟扬帆；而由南向北的，一般都是到清江浦石码头舍舟登陆，北渡黄河，到王家营换乘车马北上达北平。清代初叶，海运未通之时，王营镇“南船北马，众庶走集”,与北平、西安、开封、樊城并称“北道五都会”。[8]P194作为交通咽喉的王家营，历来是进贡使入京的必经之地，王家营清口驿是进贡使往来到此休憩和补充给养的重要中转站。
《清史稿·琉球传》记载：“琉球国凡王嗣位，先请朝命，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赐以驼钮镀金银印，乃称王。未封以前称世子，权国事。”[6]P1860当琉球国王发生变更时，中国皇帝就派册封使赴琉球任命新国王。对琉球国王的正式册封自1404年至1866年琉球国最后的国王尚泰为止，共24回。册封使一行达400—500人，在琉球国停留4至8个月，册封的式典就在琉球国首里城的前庭举行。隶属中国册封体制下的琉球国根据中国皇帝规定的贡期，派使者向中国皇帝献上贡品叫进贡，其使者称为进贡使。琉球国向中国进贡自1372年一直持续到明治初年。进贡使一行由100—300人组成，自那坝渡海至泉州、福州，再行程3000公里花60天时间徒步或乘舟经运河抵达北京。由于路途遥远，进贡使一路奔波，跋山涉水，极为辛苦。明朝规定，进贡使入京沿途各省地方官都要派人接洽、护送，而且福建督抚又必须按规定委派文武员弁全程往返陪同。后清政府又重申“凡外国贡使，及定额从人来京，沿途口粮驿递夫马舟车，该督照例给发，差官伴送及兵护送来京。”[9]专门接琉球人进出的港口是泉州，明英宗天顺六年（1472）移至福州。进贡线路也由泉州—南京、泉州—北京及福州—北京不断变化，这条线路载入琉球与中国的交流史中，被专家、学者称为“进贡使路”。进贡使路历经数百年，是中国与琉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历史见证，被誉为“历史之路”、“经济之路”、“文化之路”。
王家营亦称王营，和许多古老的城镇一样，王家营依水而立、因水而兴。王营自古处在泗水入淮处或黄河、淮河、运河、洪泽湖的交汇处，《王家营志》曰：“王家营之兴也，其在河、淮交骛之际乎！无河、淮，是无王家营也。”[8]P197又云：“其地侧踞淮壖，密迩泗口，淮、泗所交会，古称形胜。”[8]P187泗口位于王营镇西部杨庄一带，历史上这里曾经是淮河的主要支流泗水入淮口，史籍又有淮口、清口、清河口、大清口、大河口之称谓。在以自然河道作为交通主动脉的上古时代，泗口一直处于重要的转轴地位，泗口距黄海和长江尾闾很近，邗沟开凿以前，南船北上，系由长江入黄海，由云梯关溯淮而上，经过古泗口向北溯泗水而达齐鲁，向西可由涡、颖等水直达皖豫而入中原。明代实行军事卫所制度，在各州府或军事要冲都设有卫所、军营。当时淮安府设有大河卫，于黄河沿线建立十数个军营，始有王家营之名。在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泗口、王家营一直是运河的中心和枢纽，有“贡道转轴”、“九省通衢”、“入京孔道”、“南船北马”等诸多美誉。
王营镇在我国古代陆路交通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古代的陆路交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便于传递文书，出纳王命而修筑的，故多称为驿路。淮阴历代均有驿站之设，然元以前不可考。元世祖至元12年（1275）4月，设清河驿于大清口。泰定（1324—1327）中，县治迁至淮河南岸之淮阴故城（今码头镇），驿站随迁。乾隆二十六年，江苏巡抚陈宏谋，初奏移县治于清江浦，而改设清口驿于王家营。清口驿为“一等级冲”②，清廷还在清口驿设提塘官。据《续纂清河县志》记载：“凡漕河总督发递章奏文移至京若省者曰塘，州县各官发递文移者曰铺。塘置提塘官，京省各一员，司收发（驻京）领送（驻省）之事。”[10]王营故有驿路，起于旧黄河缕堤，经渔沟等地北上。因皇帝巡游曾走过这条路，故又称御路，此路一直通到北京，所以又叫通京大道。王家营作为“通京大道”的南端起点，水陆交通的咽喉之地，承担着南来北往官民客商的通行重任。
琉球国使者过往王家营都住在清口驿站，李鼎元《使琉球记》云：“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日，宿清河县清口驿，俗名王家营。馆舍新造，宏敞可容百人。馆后有余地植稚柳八株，成阴大可纳凉。”[8]P252此前一年，即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6月23日，郑文英为琉球国进贡使团朝京都通事，偕同贡使紫金官毛国栋，副使正议大夫毛廷柱等一行共172人，由琉球国那坝市出发，舟行至福州。朝京人员正使以下20人，由厦门海防同知黄奠邦等伴送官6人于9月18日从福州起程，同年12月25日抵达京师。不幸的是都通事郑文英中途身染沉疴不治，于11月14日卒于王家营清口驿站，就地安葬于彤华宫侧。[11]此后途经淮阴的琉球使臣都会来到这里祭拜他。
《王家营志·古迹》（卷十一）记载：“琉球通事郑文英墓在彤华宫后，有碑，旧题‘琉球国朝京都通事郑公文英之墓’，旁书‘乾隆癸丑十一月十四日卒’，《县志》曰：‘文英奉使入贡，道卒葬此’。按：邑人蒋堦《甦余日记》：琉球贡使约数十人，正使耳目官一名，都通官则文英，固正使也。又按《东华录》：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是岁《朝鲜琉球诸国来贡碑》，上半缺。”[8]P252—2531979年4月，文物专家对郑文英墓进行现场勘察，于现碑后出土墓碑两块，大碑半缺，是墓前原碑。小碑方柱体，高0.59米，宽0.13米，上首横书“琉球国”三字，其下直书“北京大通事大岭青云上郑文英之墓”。此碑形制与石质与福建一带琉球国人墓碑相似，可能是琉球国后来的进贡使团带来，因见墓前已有大碑，遂将其埋入地下。碑上文字与《王家营志》等志书记载吻合。
在琉球国与中国五百多年的宗藩关系历史上，进贡使路上有无数的琉球国使节葬于他乡，目前在进贡使路上已确认的琉球人墓葬除福州以外，王家营的郑文英墓是唯一的。郑文英墓墓园呈长方形，东西宽13.2米，南北长20.2米，占地0.41亩。墓园正南面有一大门，大门两侧分别镶嵌着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和说明碑各一块。墓冢居墓园中部，墓盘为大理石垒砌而成，高1.76米，直径3.65米，顶呈馒头状，高1.24米，由黄土堆积而成。墓冢正南面有座北朝南石碑一方，高1.20米，宽0.64米，厚0.21米，四周有波浪型花纹，正中刻有“琉球国朝京通都事讳文英郑公之墓”，上款刻“公以乾隆五十八年奉使来贡，十一月十四日道卒葬”，下款刻“此原石半缺，民国二十五年里人重立，兴化金应元书。”郑文英墓对于研究我国封建王朝与其藩属国——琉球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史以及琉球群岛华裔民族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1995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③
注释：
①《五道说》：日文译本名之为《本佐录》。
②一等级冲：意即第一等冲要之驿站。
③郑文英墓1980年被淮阴县人民政府公布为淮阴县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淮阴市人民政府 公布为淮阴市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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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业龙 本文原载《淮阴报》2014-3-6（3）、2014-3-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