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安古运河畔，萧湖之侧，有一座看似寻常的院落。它青砖灰瓦，飞檐翘角，古色古香中透着一股静谧；院门之上，行楷“漂母祠”三字阴刻涂绿，默默守望着南来北往的过客。这里供奉的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才子佳人，而是一位连名字都未曾在历史上留下的普通劳动妇女——漂母。两千多年来，她因“一饭之恩”而被世代传颂，其祠堂历经沧桑，在淮安府城屡易其地，最终与韩侯钓台比邻而居，共同诉说着一段关于施恩与报恩、识见与气节的千古佳话。
清代绘制的漂母画像
史书记载：漂母形象的初塑
漂母的事迹，最早见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第九十二卷、列传第三十二的《淮阴侯韩信》。太史公司马迁以如椽巨笔，为后世留下了这样一段质朴而动人的记载：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司马迁只用寥寥数语，就刻画了漂母这一鲜活的人物形象。当时的韩信，不过是一个“贫无行”、寄人篱下，甚至遭受胯下之辱的落魄少年。在淮水之畔，一群漂洗丝絮的老妇人中，唯有这位“漂母”注意到了韩信饥饿的眼神。她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竟漂数十日”，一连数十天将自己的饭菜分给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当韩信感动之下许以“重报”时，漂母非但没有欣喜，反而“怒”形于色，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话：“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漂母的这一“怒”，为整个故事点睛：它划清了“施恩”与“施舍”的界限，更彰显了漂母超越功利的纯粹的伟大的善心。漂母口中的“大丈夫”与“王孙”，绝非客套之辞，而是对眼前这个身处困顿却气度不凡青年的尊称与期许。她给的不仅是一顿饭，更是一种基于平等的尊重与激励。清代胡凤丹在《漂母祠志·自序》中高度评价漂母为“女中之杰”，认为她与僖负羁之妻、王媪、武负一样，具备“于英雄未遇时，能从风尘中物色之”的非凡识见。漂母的慧眼，比萧何的月下追韩信更早，也比滕公的举荐更纯粹。
《漂母祠志》中的韩侯钓台、漂母祠、漂母墓与韩母墓
祠庙变迁：从府城东门到萧湖胜境
西汉政权成立之后，作为“兴汉三杰”之一的韩信没有忘记漂母对自己的大恩大德。《史记》里有韩信赠金漂母的记载：“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淮安也有韩信为漂母筑墓的传说。与纪念建筑漂母墓相比，漂母祠的出现则相对较晚，且经历了一段复杂的迁移史。元代陈孚过祠有诗“英雄未过亦堪羞，一饭区区不自谋。莫笑千金酬漂母，汉家更有颉羹侯”，说明至少在元代已有漂母祠，可惜史无记载。
现可见关于漂母祠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淮安第一部府志——正德《淮安府志》中，后来的《淮安府志》以及《山阳县志》中皆有收录。漂母祠最初位于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东门内，一度栖身于水神祠内，与水神合祭。明代成化初年，镇守淮安的都督同知、漕运总兵杨茂“慨母混于水神”，认为此种合祭方式对漂母来说是“大为亵渎，非所以妥厥灵”，遂“檄淮安卫指挥使丁裕，相郡城西门外隙地数武”，将漂母祠迁至府城西门外。后又得平江伯、漕运总兵陈锐加以门墙，严以启闭。到弘治年间，时间又过去40多年，漂母祠“日就倾圮”，“过者旁午，莫之宅心”。弘治十四年（1501）夏，新任淮安知府杨逊见祠堂已然破败，“顾祠鄙陋，怵然动心”，于是带头捐资，组织重修，“抡材鸠工，撤朽易坚，更卑为崇，辟窄为宽”，仅用1个月时间，就让漂母祠呈现出“栋宇鸟革，檐阿翚飞，美哉轮奂，允称观瞻”的庄严景象。淮人雍时中为之作《重修漂母祠碑记》，其曰：“施恩于未际之先，酬恩于既际之后，此漂母、韩侯两尽其道，所以来古今之称重也。视彼未际而轇釜羹，既际而忘扊扅者，大有迳庭。”后淮安知府薛𨭉诗云：“江城仪像足兹柔，指引行人一系舟。不是将军真不背，千年争识此溪头。”嘉靖二十三年（1544），新任漕运总督王暐来淮上任，在拜谒漂母祠后作《漂母祠记》。万历年间，陈文烛来淮安担任知府，拜祭漂母后也作有《漂母祠记》。
民国时期漂母祠旧影
然而，漂母祠最终落脚点并非西门。明代中期它再次搬迁，这次目的地是萧湖畔，与韩侯钓台结为邻舍。这次迁移极富象征意义——将施恩者与受恩者的纪念地并列，让后人可以在瞻仰韩信垂钓遗迹同时，转身便能拜谒漂母。这种空间上的并置，极大地丰富了凭吊者的情感体验，使施恩不图报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两种美德，在湖畔的清风中交相辉映。
清代是漂母祠修建、祭祀的鼎盛时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淮安府治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知县王命选捐资修建漂母祠。雍正十一年（1733），淮安知府朱奎扬修建漂母祠，为之增置水榭曲舫等建筑。乾隆五年（1740），淮安知府李暲委派淮安府学司训汪克绍、地方绅士童维祺重修漂母祠，改造船舫，修葺亭台，封树陈节妇墓。特别是乾隆皇帝南巡时，6次经过漂母祠、韩侯钓台。尤其第3次南巡至此，题有《漂母祠》七绝一首：
寄食淮阴未遇时，无端一饭获崇施。
至今漂母犹歆报，钟室凄凉欲恨谁？
乾隆此诗将漂母受享香火与韩信“钟室凄凉”对举，提出一个沉重的历史追问。帝王一赞，亦使漂母祠声望达到顶峰。当时祠内碑碣林立，长廊粉壁上题诗遍布，成为名副其实的“山阳胜境”。同治九年（1870），淮安地方又进行了一次复修，增置了“缭垣”（即围墙），并列乾隆御碑一块。
抗日战争时期，漂母祠毁于战火。现存漂母祠为1979年重建。1982年，原淮安县（今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政府拨款再度修葺。2003年3月，漂母祠被淮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80年代漂母祠旧影
建筑与艺术：凝固的礼赞
今日的漂母祠，是典型的淮安祠堂建筑规制，维持着一个四方形院落面貌。步入院中，两棵高大的银杏树挺拔而立，桂花、琼花等奇花异木点缀其间，为这座纪念贤母的祠堂增添了生机与芬芳。
享殿是祠堂的核心。殿内正中神台上端坐着高达2.1米的漂母彩色塑像，仪容慈祥而端庄，瞻仰者需仰视才能看清她的面容。更值得一提的是享殿东山墙下的一组彩塑：少年韩信身背鱼篓、手执钓竿，正向漂母躬身谢恩。塑像高近2米，相向而立，生活气息浓厚，仿佛将2200多年前那个淮水之畔的瞬间，永恒地凝固在了这里。塑像前方两侧的立柱上，悬有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淮安知府刘大文所撰楹联：
一饭感韩信，巾帼丛中，早把黄金轻粪土；
千秋拜遗庙，淮流堤畔，有谁青眼识英雄。
此联对仗工整，立意高远。上联赞漂母之德，以“黄金轻粪土”凸显其不图回报的纯粹；下联叹识者之稀，以“青眼识英雄”表达对漂母慧眼的追慕，同时也暗含了世无知己的苍凉。
漂母祠享殿内景
据地方志记载，漂母祠除享殿外，尚有附属配套建筑。乾隆《淮安府志》第二十八卷《古迹·墓冢》记载，漂母祠在淮安西门外时，祠旁有座赵母墓。“明太祖微时，母备仪物送至皇觉寺。洪武初，母近百岁卒，谕祭葬漂母祠旁”；后漂母祠迁，墓也不知所踪。赵母本为凤阳人，按理不当葬在淮安，之所以葬在淮安漂母祠旁，当是纪念、歌颂赵母，亦是感恩、报恩之举。漂母祠改建于北角楼北漕河堤壖后，祠内有座陈节妇墓。乾隆《淮安府志·古迹》之“墓冢”条曰：“陈节妇墓在漂母祠内，旁有井，相传节妇死处。”关于陈节妇，乾隆《淮安府志》第二十三卷《列女·节妇》有小传，传曰：“陈氏，不知其夫姓名，有欲辱之者，氏不从，遂赴井死。现有墓与井在漂母祠内，墓上有碑云‘节妇陈氏。康熙八年奉府县立’。”陈节妇墓在“文革”前后被毁。民国《续纂山阳县志》第十四卷“古迹”有蒹葭亭的记载，曰“蒹葭亭，在漂母祠内，乾隆间淮安府李暲所修”。范以煦在《淮壖小记·又记》中也记曰：“漂母祠中有蒹葭亭，系淮安太守李闇成先生暲所修。”可见，乾隆年间漂母祠建有蒹葭亭。世居山阳（今淮安市淮安区）的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区）拔贡王琛，辑古人题写漂母祠的诗句为蒹葭亭配上对联——“古渡临祠庙；行人说故侯”。
祠中原有对联多副，多歌颂漂母济食韩信，助人为乐，不图名利，拒收千金等高贵品质，在淮安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一，张森的“人间岂少真男子，千古无如此妇人”，意即人间（包括像韩信这样的）真男子不能算少，但历史上像漂母这样的贤妇人，却没有谁比得上的，突出了漂母千古一妇的崇高地位。其二，李勖的“进食拯英雄，讵知鹿逐秦郊，开炎汉四百年基业；辞金明义利，又见鸠工淮浦，报贤母千万祀馨香”，意思是说漂母拯救了韩信的性命，岂知此举为汉朝统一天下，开四百年帝业作出巨大的贡献；漂母施恩不望报的美德，深深感动后人，所以今天人们重建漂母祠于淮滨，为使她流芳百世。其三，无名氏的“姓氏隐同黄石远；英雄识在酂侯先”，上联说，漂母没有留下姓名，人们对她的身世了解，比对黄石公还要茫然；下联说，漂母识别韩信为奇才，此萧何还要早。此联主要赞扬漂母“做好事不留名”的高风和超人识见。
淮安市文物保护单位——漂母祠
诗文意象：文人的心灵寄托
漂母之所以能超越一个单纯的历史人物，升华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符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代文人的反复吟咏。对于无数在宦海沉浮、人生失意的士大夫而言，漂母与韩信的故事，是一面镜子，也是一剂良药。
其一，漂母成为乐善好施的代名词。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在《乞食》诗中写道：“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诗人以韩信自比，将赠饭给自己的主人比作漂母，表达深深的感激与愧疚。诗仙李白在《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中，面对山村老妇的款待，亦写下“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诗句。这里的“漂母”已然成为一切善良、淳朴、乐于助人的普通女性的统称。
其二，漂母成为识英雄于未遇的“知己”。这是文人墨客感怀最深、着墨最多的层面。清代诗人彭孙遹在《漂母祠》中写道：“滕公萧相空知己，物色还输第一人。”他认为，后来向刘邦举荐韩信的滕公夏侯婴和萧何，虽也是知己，但在识人的“先见之明”上，却输给了漂母这位“第一人”。诗人梁佩兰更是直言：“从来汉高帝，不及妇人恩。”这句诗极具冲击力，将至高无上的皇帝与默默无闻的漂母对比，褒贬之意溢于言表。在诗人看来，刘邦对韩信是利用与猜忌，而漂母的恩惠则出自纯粹的悲悯与怜才，两者高下立判。
其三，借漂母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明末清初的诗人阮大铖，在其《漂母祠》诗中发出“王孙悔受妇人怜，亭长应浇老母酒”的奇崛之语。而性灵派主将袁枚经常往来淮安，他在河下写下的两首《漂母祠》诗更是直指人心：“千金一饭寻常事，不肯模糊是此心。我受人恩曾报否，荒祠一过一沾襟。”诗人没有停留在对古人的咏叹上，而是反躬自问，将历史的感怀转化为个人的道德自省，读来尤为动人。
《漂母祠志正续编》：漂母文化的集大成
清代光绪三年（1877），由学者胡凤丹编纂的《漂母祠志》刊刻出版。其卷首包含序言、总目、凡例、引用书目，并附有漂母祠全貌图及漂母画像。正文共7卷，涵盖漂母墓冢等古迹、历代祭祀礼仪、相关奏疏公文、记载韩信与漂母事迹的纪实、文人墨客围绕漂母创作的艺文（诗词歌赋）以及历代凭吊故事与题咏。
《漂母祠志》视角独特，表面上是为一座祠堂作志，实际上是想为知人于贫贱的漂母立传，通过颂扬漂母“巾帼具只眼”的独特品质，彰显漂母的伟大，重在刻画漂母作为“女中之杰”其超越世俗的识人之明，从而表达对古今“知遇之恩”的慨叹与渴望。
《漂母祠志》采用以诗存史的手法，收录了从《史记》记载开始，跨越数百年的大量诗文，尤其收录了乾隆皇帝南巡时题写的《漂母祠》御诗。这些诗文不仅赞美漂母精神，也表达了历代文人在困顿失意时对赏识与机遇的渴望，具有烛照现实的特点。
鉴于编者胡凤丹未曾在淮为官，所有资料皆采自其家藏书，视野受限，淮人关于漂母的诗文入是书者寥寥。民国年间，淮安人汪贤、丁志安辑录诗文（多为淮人作品）若干，成《漂母祠志续编》1卷。后汪继先又辑成《漂母祠志补遗》1卷。
《漂母祠志正续编》是一部系统收录漂母祠相关历史沿革、诗文作品与文物遗存的专题志书，堪称漂母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既是研究漂母历史文化遗迹最为重要的资料总汇，也是传承漂母精神、弘扬漂母文化的珍贵宝库。
（作者：徐爱明，文章来源：“文史淮安”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