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士美（1521-1577年），字邦彦，号后溪，明朝南直隶淮安府清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考中状元，历任国子监祭酒、翰林院掌事、礼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先后担任过隆庆、万历二帝的东宫侍班官、经筵日讲官，曾主持纂修国史、实录，参与重录《永乐大典》，主持多场重要科举考试，著有《四书经筵直解》（已佚），有若干诗文传世。1575年，丁士美在吏部左侍郎（正三品）任上回乡为父守孝，于1577年8月病故，被追授为礼部尚书，谥“文恪”，祀乡贤。
史称丁士美“淹贯经史，正直忠厚，朝野共钦”，并有“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居家廉谨，许国忠贞”“纯孝见称于乡曲，雅操推重于朝端”“砥行植名，甘贫乐道”“高维谊凤，清操振世”等评价。万历皇帝曾亲书“责难陈善”赐予丁士美，称其为“师儒之范”。丁士美的一生集中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忠君爱国、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修身立德、忠孝两全的高尚品格和完美节操，堪称官员和读书人的典范。他正直忠厚的人格修养和勤廉端重的为官之道，既得益于自小受到的圣贤教育，传承的家风熏陶，长期的涵养修为，也与他入仕后结识的各类人物，以及他秉持的交友之道对他的影响密切相关。本文试图从他的“朋友圈”来探究其交友之道。
丁士美的“朋友圈”并不十分广泛，从现有的资料查看，他的交友大致分为领导、同僚、地方官员几种类型。这些人物有的如雷贯耳，名垂史册；有的默默无闻，不见经传。这里结合他们的主要业绩和与丁士美的具体交往略加介绍。
一
丁士美在朝为官的16年间（1559-1575年），经历过五位首辅，分别是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张居正。其中，与严嵩是“道不同，不与为谋”，正邪不两立；与高拱可能是气味不投，没有什么交往。其他三位首辅都与丁士美相知如旧、相交甚密。
首先，是嘉靖后期至隆庆初年内阁首辅 徐阶（1503年-1583年）。丁士美大魁入仕时，徐阶已经身居次辅高位。三年后，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乙丑日，皇帝下诏重录《永乐大典》。丁士美参加了重录《永乐大典》工程，担任分校官。这项工程持续了五年时间，直到隆庆皇帝即位后才完成。
丁士美一生秉持的座右铭是“百倍功要由自尽，一等事岂让人为”。此次参与重录《永乐大典》工程，他可谓尽心尽力，兢兢业业。正是这种勤勉务实的敬业态度和忠于职守的担当精神受到皇帝和同僚的赞赏。到了隆庆元年四月庚子日，明穆宗朱载垕“以重录《永乐大典》成……修撰诸大绶俱左春坊左谕德、修撰丁士美右春坊右谕德，各兼侍读，大绶、士美仍加俸一级……余各加俸秩，及书写生儒以次授职给赏有差，已而偕等各上疏辞免恩命，俱优诏不允。”从当时的奖赏名单来看，在众多分校官中，既升官又加俸的只有丁士美和诸大绶，他俩都被加俸一级，且由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升为正五品的詹事府左、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由此可看出，已经担任朝廷首辅的此项工程总负责人徐阶对丁士美的充分肯定和赏识，两人就此相互熟识并结下了友谊。在徐阶的提携下，丁士美的仕途开始顺畅起来。
隆庆元年八月，丁士美以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身份主持了顺天府乡试。这次乡试后，丁士美回乡省亲并修葺祖茔。也许就在此时，丁士美请首辅徐阶为自己已故多年的祖父丁凤撰写了传记。徐阶能为这位下级早已去世的祖父写传记，说明徐阶十分看重这个后生，也表明两人的关系私交非常好。
丁士美的祖父丁凤（1463-1504），号朝阳，有才学，是一名秀才。为了激励子孙立德立业，他撰写了一篇很有水平的《家训》。这份《家训》全文354字，语句简明，朗朗上口，易诵易记；要言不烦，言简意赅；论述严谨，说理透彻；运用了比喻、对比、引用、假设等多种说理方法，形象生动，条分缕析，令人警醒。如“居乡树正人君子之目，立朝著纯臣良相之名”一句，可谓古今读书人之标准；尤其是“谨以居心，和以接物，惠以济人，宽以御下，俭以养德，静以去嚣，勤以广业，强以励行”八句，堪与诸葛亮《诫子书》媲美。总之，这是一篇水准极高的《家训》，其影响在其孙丁士美及子孙后代身上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徐阶的传记首先说丁凤“性至孝，能色养不违。亲或有疾，衣不解带”，十分难得；次说他早慧且勤奋，“在龆龄时即类成人，奋志下帷，学制科艺”；次说他“路拾遗金百两”，能拾金不昧，在拾金处派人守候多日，如数交还失主；再次说他乐善好施，“犹好施与，族之贫乏者因为周恤”。
应该说，虽然丁士美的祖父丁凤只是一个秀才，年寿不高，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是，因其品行高洁，得到了徐阶这样的大人物的高度评价，称他是“丰于德而啬于年”，“积厚者流光”“蓄德深仁”，泽被后代，福贻子孙，对他推崇备至。
徐阶是嘉靖时期政治昏暗向隆（庆）万（历）新政过渡的拨乱反正的重要人物，对于廓清严嵩一党的祸国弊政，为张居正实施新政扫除了很多障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主修《明史》的张廷玉 这样评价徐阶:“以恭勤结主知，器量深沉。虽任智数，要为不失其正。”《明史》称他“立朝有相度，保全善类。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间有委蛇，亦不失大节”。
可以说，在恭于职分、勤于政务以及器量深沉、儒雅多谋等特征上，徐阶与丁士美可谓是惺惺相惜、互为欣赏的。
在徐阶因政治上失势而被迫致仕后，丁士美并未受到徐阶的牵连而被冷落，相反，隆庆、万历两代皇帝十分信任丁士美，不断委以重任，先后让他担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廷试读卷官、武举会试官、东宫侍班官、经筵日讲官、国子监祭酒、翰林院掌事，直至吏部左侍郎。这与徐阶当年的赏识、提携，以及丁士美自身廉谨正直的道德品行和尽忠职守的为官之道可谓不无关系。
其次，是徐阶的继任者李春芳（1510-1584年）。李是扬州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状元。嘉靖三十八年，丁士美殿试时，李春芳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是参与殿试选拔状元的考官之一。丁士美算是李春芳的门生，加上都是苏北老乡，更是有较多的交集。赏识丁士美的徐阶又与李春芳关系不错，“（李）春芳每事必推（徐）阶，（徐）阶亦雅重之”。可见，丁、李二人的交往是比较密切的。
丁士美与李春芳的交往体现在以下方面：前文提到的重录《永乐大典》工程，李春芳是重要的组织者，丁士美是他的下属；隆庆元年四月癸巳日，明穆宗任命了经筵讲官团队，李春芳任“同知经筵事”，丁士美是“经筵官”，共同成为皇帝的老师；隆庆五年三月乙亥日举行的状元选拔殿试，李春芳带领六部主管担任考官，丁士美是读卷官。
隆庆二年徐阶致仕后，李春芳任首辅。期间，丁士美因为人格操守和工作能力突出，越来越受到皇帝以及首辅李春芳的信任与重视。隆庆五年十月甲辰日，“升翰林院掌院事、侍读学士丁士美为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
后来，李春芳因病辞官回乡，侍奉双亲。退休乡居期间，李春芳十分关心乡情民事。曾为家乡兴化以及周边州县写了不少文章，如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记》《重修烟雨楼记》《重修泰兴县儒学记》等等；除了关注年岁丰歉之外，对地方的风俗教化也很重视，亲订了《乡约事宜》在地方推广。
李春芳不贪念权利、甘于淡泊的品行，孝敬父母、关心乡事的情怀，对于丁士美影响很大。丁士美对家乡的情况也是十分关注，隆庆六年，曾受地方官之托，为家乡整治水患工程撰写了一篇饱含深情、言辞恳切的《高家堰记》。在尽孝道方面，丁士美本来就十分孝顺，是个大孝子，曾多次因父亲丁儒（1490-1575年）年事已高而请求回乡侍奉父亲，都没有被允许。他经常跟人说：“恶有为人子不获养其亲者？”等到父丧消息传至北京府邸时，他当即“恸哭几绝者数四，每自咎责，不可为人，执哀至毁，因之成疾”。
再次，是被梁启超称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的张居正（1525-1582年），隆庆、万历新政的主要领导者。丁士美与他的交往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嘉靖年间重录《永乐大典》长达五年期间的交往，这段时间张居正先后在国子监、翰林院任领导；第二阶段是从隆庆元年四月起直到隆庆皇帝去世，张居正此时已入内阁，丁士美也在政坛逐步崛起，先后担任国子监、翰林院的主官，他们还共同参加了皇帝经筵讲习工作，自然交往更深；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就是在万历初年张居正担任首辅后遴选了丁士美等一批信得过的人充当万历皇帝的“经筵日讲官”，并逐步重用丁士美先后担任礼部、吏部的重要官职。请看《明神宗实录》的记载：
万历元年八月甲寅日，明神宗朱翊钧“以建元圣寿，赐辅臣张居正银六十两、钞罗、斗牛、蟒衣各一袭，吕调阳银四十两、钞罗、仙鹤衣各一袭，讲官陶大临、丁士美各银二十两、二品胸背罗衣一袭……”
万历二年五月甲戌日，皇帝朱翊钧又“赐辅臣张居正等、讲官丁士美等金艾叶簪、绫符艾叶有差。”
万历二年五月戊子日，“改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士美为吏部右侍郎”。
万历二年十一月丙子，“上（指明神宗）以圣母慈圣皇太后圣节，赐辅臣张居正等银纻蟒衣有差，讲官丁士美等六员及正字官徐继申等二员各赏次之”。
万历三年二月乙亥日，“上长发礼成，赐辅臣张居正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吕调阳纻丝三表里、银四十两，讲官丁士美六员各银二十两、纻丝二表里”。
万历三年三月甲辰日，明廷“升吏部右侍郎丁士美为本部左侍郎”……
由此可见，在以张居正为首的辅导皇帝的队伍中，丁士美基本上是和张居正同时受到皇帝赏赐，而且是得到奖励较多、升职较快的一位；在张居正实施新政的高层官僚队伍中，丁士美已经是核心成员。这与张居正对丁士美的信任、认可密切相关。
《明史》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具有纵览全局的济世之才：他励精图治，勇于推行新政；他果断干练、勤勉忠诚，“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袁中道语）；他刚正不阿，善于用人，“拜命之日，百官凛凛，各率其职，纪纲就理，朝廷肃然，”开启了“为政十年，海内安宁，国富兵强”的万历新政。
张居正与丁士美年庚相仿，政治主张较为一致，都是“隆万新政”官僚集团的重要成员。张居正的信任、器重以及推行新政的需要，加上小皇帝对丁士美的敬重，出身状元、主管过国子监和翰林院、长期担任经筵日讲官的现任吏部左侍郎丁士美（吏部尚书一般是由首辅或次辅兼任），已经具备了入阁的所有资历和条件，下一步就是六部尚书甚至次辅的不二人选。虽然丁士美因父亲去世回乡守孝，过早离开了权力中心，又因英年早逝，未能继续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他在张居正的领导下，认真教导万历皇帝，灌输新政思想，并积极辅佐张居正选能举贤、整肃朝纲，为顺利推行万历新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
丁士美同朝为官的众多同僚中，张四维、申时行、林士章、许国、于慎行等人和他交集颇多，有的相交颇深、过从甚密。
张四维（1526-1585年）字子维，号凤磐，山西 平阳府蒲州(今山西 运城)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张四维仕途多次辞归，起落较多，但总体还是逐步高升。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张四维接任内阁首辅。虽然当时及后世对张四维的政治能力和立场争议较多，但是，客观来说，张四维任首辅的一年多时间里，在纠正张居正新政的负面影响、稳定朝局、笼络人心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丁士美在朝为官时与张四维交集甚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同以分校官的身份参与重录《永乐大典》，同事达五年之久。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乙丑日，正式下诏重录《永乐大典》，“命礼部左侍郎高拱、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张居正各解原务入馆校录，拱仍以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同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充总校官，居正仍以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同修撰林燫、丁士美、徐时行，编修吕旻、王希烈、张四维、陶大临，检讨吴可行、马自强充分校官……”。隆庆元年四月庚子日，明穆宗朱载垕“以重录《永乐大典》成，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正一品俸……修撰丁士美右春坊右谕德……张四维右春坊右中允……”从这两份名单可以看出，丁士美的地位是略高于张四维的。
二是共同出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隆庆元年八月戊子日，丁士美以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身份，与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张四维一起主持顺天府乡试。隆庆五年三月乙亥日，在以首辅李春芳为首的选拔状元殿试考官团队中，丁士美又与张四维共同担任读卷官。这一时期，丁士美的官职仍然是在张四维的前面。
三是共同担任经筵日讲官。隆庆元年四月癸巳日，明穆宗“……修撰诸大绶、丁士美、编修孙铤、张四维、林士章、陈栋充经筵官……”。
四是同在翰林院供职。隆庆六年四月己卯日，皇帝朱载垕又“命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丁士美以原官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东宫侍班官。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张四维掌府事”。这时，可能因为高拱已任首辅，张四维的地位上升更快。
虽然张四维与高拱关系较为密切，而丁士美与徐阶、李春芳、张居正的政治主张相同或相近，但是，他们能长期共事，必然相知较深，也能相互欣赏、相互配合乃至相互影响。哪怕是政见不合、气味不投，也可以作为一种对照、一种监督，起到特殊的作用。所以，在丁士美的朋友圈中，张四维是值得重视的重要一员。
申时行(1535-1614年)是嘉靖 四十一年状元 ，比丁士美晚了一届。丁士美与申时行的交往和张四维很相似：都同时参加过重录《永乐大典》并受到嘉奖；都同时担任过科举主考官：隆庆四年八月、五年九月，共同出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主持武举会试；都同时担任经筵日讲官：万历元年正月辛卯日，大学士张居正等请开经筵，丁士美与申时行都为经筵日讲官，共同教导小皇帝。
万历五年八月，丁士美去世后，张居正擢升申时行为吏部右侍郎，并在回乡守孝时推荐申时行入阁，可见张居正对申时行的认可和重视。从张居正对丁、申二人的态度和期望极为相似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两人的能力水平、道德修养是大体相同的，都是张居正极为倚重的干才能臣。王世贞评价申时行“富有积蓄，不近悬崖，不树异帜”，也说明了申时行谦谨的品性和道德上的操守，在德行上也可谓是典范。丁、申两人相识相交时，必然也是惺惺相惜、互相敬重的好友。
林士章(1524-1600)，字德斐，号璧东，福建漳浦县乌石(今旧镇镇 浯江村)人。他是丁士美的同年探花，也是人生道路相似之处最多的一位同事。丁士美为翰林修撰，他是编修；丁为国子监祭酒，他是司业（副职）；丁士美升职后，他任国子监祭酒；后来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 、礼部左侍郎 充经筵讲官等职务。
林士章在为丁士美父亲双松公丁儒撰写的《墓志铭》中曾记述他们的交往：“京师获拜后溪丁先生旅次，盖深有仰服焉。未几，叨一第，官禁林，从先生益稔，因得通其家世，于是喟然而叹，知风德之有源委也。”正是丁士美与他相知甚深、相交甚笃，互相敬重、互相欣赏、互为知己，才请他为自己的父亲撰写《墓志铭》。同样，能受邀为状元的父亲撰写墓志铭，林士章也是极为乐意，并十分看重的。他满怀敬意和诚心，用饱含深情的笔墨，撰写了这篇《墓志铭》。
丁士美的父亲丁儒（1490-1575），字希贤，号双松。从小受父亲丁凤影响和《家训》指引，“独喜读书”，但因父亲去世早，家境贫困，未能考取功名，遂“俯而治生”。丁儒“心常以家敝为忧，有撑持奋起之志”，十分勤勉，“朝夕无迨”，“以道生财，家复振”。在他手中，丁家开始富足起来，这也为其子丁士美、丁士良潜心读书、考取功名奠定了充足的经济基础。
除了做生意较为成功，丁儒做人处事更值得敬佩：一是富有正义感，常因徭役之事为族人仗义执言，“直气正词斥于官”；二是十分重视教育，对两个儿子“勤训之”，“择师授经”，终于培养出状元；三是十分孝顺，母亲章氏寿诞时，庭院上空曾有“鹤自正天来回翔不肯去”；四是情趣高雅，“最喜吟咏”，也曾创作一些诗文，“有怡然自得之趣”；为人谦和无傲气，“平生与人无竞心，虽迂卑凡，亦必先之礼让”。
丁儒处事十分谨慎低调，虽贵为状元之家，自己生前也受皇帝敕封，品阶远高于淮安府官，但是“手札绝往来之仪，肩舆杜出入之迹”，从不干涉地方事务。状元公及第后，想将他接到京城居住，他没有同意，就在家乡“韬光乡社”，深居简出，交游极少，“左右邻里，多不识其面者”。
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生动感人的事迹，正是通过林士章撰写的《墓志铭》得以全面记录，让后人从中受教受益、心生敬仰。可见，丁士美真是交了一个好朋友。
有的研究者在当时淮安的另一位后来大名鼎鼎的文豪吴承恩的文稿中发现了这篇墓志铭，认为这篇墓志铭的真实撰写人不是林士章，而是林士章委托吴承恩代笔的。这里不作展开，且不说林和吴之间是否有密切交往、吴当时的知名度是否具备代笔等，仅从墓志铭内容的细致、情感的深厚来看，此墓志铭必然不是一般的应酬之作，也无代笔的必要。
林士章自视清高，不攀附权贵，与丁士美大魁后拒绝与权臣陆炳攀亲联姻的举动，以及后来不依附首辅高拱的政治品格完全一致。在后来的张居正“夺情”事件中，林士章坚持立场，不从众议，很受时人尊敬。他不恋权力官位，急流勇退，早早归隐。这些品行胸襟堪称坦荡君子，丁士美与他交往，正是“君子之交”。
他们之间的知己之交还可从丁士美的一首送别诗《送同年之任留都》中略窥一斑。该诗没有明确写于何时、为谁而作。据《明穆宗实录》卷之六十二记载，1571年（隆庆五年）十月甲辰日，“升翰林院掌院事、侍读学士丁士美为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原任国子监司业林士章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丁士美与林士章同科进士，一为状元一为探花，距此时两人相交已十年有余。因此，从题目中“送同年”“任留都”、诗中所说的“送君忽忆十年事”以及全诗表现的情绪来看，这首诗应当是写给林士章的，舍此别无正解。这首诗颇有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意境，反映出丁士美对好友的殷切期许和热情鼓励，从侧面也体现了丁士美的志趣追求和交友之道。
林士章这篇墓志铭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其撰写者，还在于其书法。从现藏于淮安市淮安区博物馆的碑文石刻来看，字迹笔力虬劲，笔法流畅，堪称书法珍品。墓志铭的书写者名为许国，他与丁士美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既为丁儒书写了碑文，更为丁士美撰写了墓志铭。
许国(1527—1596年)，字维桢，明南直隶徽州 府歙县 （今安徽歙县 ）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
丁士美与他的交往应当始于在国子监、翰林院时。万历元年正月辛卯日，大学士张居正等请开经筵，丁士美与许国同为经筵讲官，共同承担教导小皇帝的责任，直到万历三年七月丁士美离京回乡守孝前。这段时间两人交往应该比较密切，相处比较融洽。
万历五年八月丁士美病逝，皇帝下诏遣官护葬。古人最看重盖棺定论、身后留名，所以，墓志铭就成为一个人一生的最后评价，类似现在的悼词。许国之前亲笔书写了林士章为丁士美父亲撰写的墓志铭碑文，更在丁士美去世后，为其撰写了《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恪，丁公后溪墓志铭》。《明史》没有丁士美的列传，丁士美的行迹分散记载在嘉靖、隆庆、万历的《实录》里。现存较为集中而详细记录丁士美事迹的文献，就是许国撰写的《墓志铭》。
这篇《墓志铭》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朴实隽永的文字，详细介绍了丁士美一生的重要事迹，对丁士美的道德品质、为人处世、忠于国事等方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说他学问精湛，“公以纯心正学，日进启沃，天下士莫不想闻风采，旦夕望以丞弼”；称他忠于职守、悉心教导皇帝，“每进御前，必以正言格论，反复开导，古今之治乱，君德之成败，人才之进退，风俗之盛衰，莫不凿然可指，上为耸听嘉纳”；说他忧国忧民，“在仕籍殆二十年，存心未尝一日不在天下”；讲他是个孝子，“闻封讣至，恸哭几绝者数四”；赞他文章精妙，“极根于理，典雅浑荣，不以雕藻为尚”等。还提到万历皇帝曾亲书“责难陈善”赐予他，又说“上方欲大用公而惜其不幸也”。从许国的职位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万历皇帝包括首辅张居正都是打算进一步重用丁士美的。
《墓志铭》中还提到许国自己“与公谊厚意敦”，经常向他“出肺腑相示”，对丁士美的不幸早逝“泫然不胜痛”。可见两人相交至深，相知至切。
此时，许国的官职是南京国子祭酒、前太子洗马兼国史修撰、经筵日讲官。此后，许国仕途顺畅，于万历十一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万历二十年致仕。《明史》列传一百七记载：“国复三疏乞休，语愤激，帝不允。”“国性木强，遇事辄发。”“国在阁九年，谦慎自守，故累遭攻击，不能被以污名。”可见，这位老兄的性格和丁士美相比，可能比较刚强而且固执，但是在做事谨慎小心、守住正道方面，二人完全是一种类型。从二人的谥号分别为“文恪”“文穆”，也可看出他俩的相同之处。
除了许国撰写的墓志铭，还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为丁士美撰写了一篇祭文，他叫于慎行（1545～1607，字可远，又字无垢，明隆庆二年进士，后官至礼部尚书）。
于慎行虽比丁士美进士及第晚了9年，从年龄看，可算作丁士美的晚辈，但二人共同参与纂修国史、实录等工作，同在翰林院、礼部、吏部长期为官，隆庆至万历初年，两人都担任万历小皇帝的经筵日讲官，后世均有“帝师”之誉，可见两人共同之处甚多，可谓行谊交好。据《明神宗实录》考证，丁士美、于慎行均受万历皇帝书赐御书（分别为万历二年、万历四年）。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相同之处，这样深的交谊，才留下了这篇《会祭少宰丁文恪公文》（见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二）。
这篇祭文共408字，行文骈俪，一气呵成，情浓意醇。全文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哀悼丁士美不遇其时、不受重用、不引其年为主题，从四个方面，用四个“公于其时”，不吝溢美之词盛誉丁士美的生平事迹。早年高中进士，学术精湛，堪比当世程灏、董仲舒这样的大儒；后入翰林院，经于文学辞藻，堪比唐代张说、苏颋这样的文学大家；其后在隆庆年间便为万历小皇帝的经筵老师，可比为西汉时韦贤、史丹等辅佐昭帝、宣帝这些明君的“帝师”；后来在礼部任右侍郎，掌管朝廷礼仪，如同舜帝身边的名臣夔、龙一样辅弼万历皇帝。
祭文第二部分凝练地概括了丁士美的品行和泽被后世的人生亮点，抒发了诚挚浓郁的敬仰和哀悼之情。从品行上看，丁士美性情平和中正，志向远大坚定，既无不良嗜好，又亲近健谈，崇正好义，清正廉洁，堪称楷模。从自身成就看，虽然丁士美只活了五十七岁，不算长寿，但于国而言，历任翰林院、右春坊（太子宫）、礼部、吏部等，事业精进，为皇帝师；于私而言，子孙杰出，家族绵延，百年之后，青史流芳。
这篇祭文述其生平，崇其品行，文虽不长，但足以看出于慎行对丁士美的赞美与崇敬，也体现两人的交谊至深，更可看出丁士美的人品德行。
这里还介绍一个反面事例。丁士美年轻时丧妻，大魁后，在翰林院任职的赵祖鹏想把女儿嫁给他。赵的另一个女儿是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的继室，陆炳是嘉靖皇帝的近臣，权势很大。本来丁士美可以通过联姻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仕途更顺利一些。但是，因为赵祖鹏的官声不好，陆炳名声更坏，所以丁士美坚决拒绝了赵某的嫁女联姻意图。
正所谓“忠奸不同道，正邪不两立”。丁士美不谄媚权贵、不依附宠臣的举动在当时赢得了很多正直人士的尊敬和赞誉。由此也可看出，丁士美在做到洁身自好的同时，处世交友十分谨慎，与那些人品低下、行事不端的人是绝不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
三
除了上述领导和同僚，还有为数不多的资料可以窥见他与一些地方官员、下级官员的交往。这里列举纪诫、王宗沐、陈文烛、徐用检、冒桂亭、李廷机等人做个简单介绍。
纪诫（？-1574年），号文泉、字勉夫。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与丁士美同科。曾任工部员外郎、河南怀庆知府，擢山西井陉道兵备副使，故称臬副。据《明神宗实录》（卷五十七）记载：“隆庆三年五月，降整饬井陉兵备山西副使纪诫一级，回籍调用，以开浚深河与巡抚、都御史宋纁相忤，即引疾乞休。隆庆五年辞官归，三载后卒世。”
纪诫去世后，丁士美为其撰写了《臬副纪文泉传》（详见康熙四十二年（1703）刻本《文安县志》卷之九·艺文志十一），重点叙述了纪诫几个方面的可贵之处：一是十分孝顺。年轻时“公事亲孝，居恒不离左右，有疾侍汤药尤谨”，差点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其父“方伯公病且不起，公诀绝哀毁，几不能生”。二是安贫乐道。纪诫曾任“工部虞衡司郎中，分署遵化督铁冶。人多视为闲局，率无所事事。公熟察弊端，至则条议九事……皆切时务，次第行之。具载铁冶志中”。设置“涌泉书院”，作为士子读书求学之地，并极力推崇五经之首的《易》。三是勤于政事。在治理丹、泌而水的水患时“公按求故迹，察地势所宜，疏为六道，自是河无泛滥之患，而农有溉滋之利”。四是长于军备。在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整饬井陉兵备三关”时，“令民什伍相保，互相纠察，民无为盗，即盗亦无所容，境内肃然。”五是胸襟开朗，性格爽直。“与人情愫披见，胸寸洒然……常抱志先忧，喜谈当世务，谓事功无不可成。故自行人以至持宪，凡人所缩首引避而不敢为者，公毅然为之。”
从这篇传记虽然文字不很多，没有记述丁士美与纪诫的具体交往，但是，从字里行间反映的生活细节、笔墨深处表达的主要事迹可以推测，两人是交往较多、比较熟悉的，而且，在孝顺、正直、勤政、安贫乐道等方面十分相似，属于君子之交。
从纪诫的父亲纪常（1505-1562年，嘉靖五年进士，官至山西布政使）的生年可以推测，纪诫去世时约五十岁，属于英年早逝。丁士美身处中枢，站在吏部右侍郎的角度，以深邃的目光和春秋笔法，为自己的同科进士，一位有思想、有才干、有作为的忠君爱国、爱民如子的清官、好官纪文泉立传，表达了对这位有才干的官吏早早过世感到深沉的惋惜，对朝廷亟需人才而人才不济显露出的担忧之情。同时，这篇传记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和精神财富。
丁士美与王宗沐(1523-1592年，字新甫，号敬所，浙江临海 人，明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陈文烛（1525-1609年，字玉叔，号五岳山人，湖北沔阳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的交往主要体现在治理家乡洪泽湖、淮河的水患上。
淮水自宋代以后，因黄河“夺淮入海”形成堰塞湖——洪泽湖，导致水患连年。丁士美自幼生活在南船北马的运河水陆转运枢纽清河县。自祖父丁凤起，丁氏家族就迁至离洪泽湖不远、运河边上的县治所在地（今淮阴区马头镇）定居。这里水网密布，水运繁忙。丁士美大魁后，时刻不忘家乡的水利问题。隆庆四年，洪泽湖再次泛滥成灾，损失惨重。
隆庆六年，右副都御史 、总督漕运兼抚凤阳的王宗沐，与当时的淮安知府陈文烛共谋提高洪泽湖防洪能力，修建高家堰。丁士美得知后，十分高兴，撰写了《高家堰记》一文，来记述此事。全文一千余字，首先叙述了治淮之难，积弊已久。“屡决屡筑，工皆不钜。尔者决益甚、工益钜，当事者 始难之矣。”接着叙述了王、陈二人体恤民情、勤于政事、善于经略，治淮成效明显。最后，将王、陈二人之功业，与范文正守泰州时的范公堤、苏东坡守杭州时的苏堤相提并论：“今兹堰之举，视文正、文忠又奚异也？淮民之户祝二公也无疑矣。”王、陈二人将受到淮安人民的世代敬仰，永世祝福。
陈、王二人一直在地方为官，平时与丁士美交往应该不多。丁士美不惜笔墨，撰文充分肯定他们治水的业绩，表达了对造福家乡的官员高度肯定和由衷赞佩，也体现了自己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桑梓之情，亲民爱民的深厚情怀。
前文提到了许国为丁士美撰写墓志铭的事，此外，还有一位名为徐用检的人为他的画像题写了像赞。
徐用检（1528—1611），字克贤，号鲁源，兰溪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山东按察副使、江西参议、广东按察使、河南布政使等职，后以太常寺卿致仕。史料称他“专抑豪强”“好贤重士”“精勤课教”，针对福建海患“设法防止，其患渐息”，“兴学济贫，剔除历年积弊”，“为官30余年，踪迹半天下，而清操始终不易”。可见，徐也是一位勤政、能政、廉政的好官员。
丁士美一直在朝中为官，徐用检大多在地方任职。虽然目前没有发现两人交往的其它具体资料，但能为丁士美题写像赞，至少说明他们是熟悉的，甚至有过工作上的交往。
徐用检为丁士美题写的像赞写道：“壬戌中叨第，为先生所取士也。顾今先生逝矣。用检以漕役抵淮，登堂瞻拜遗像，肃然敬为一词之赞，用识知遇之感云。”并用“成均道尊，夷秩夔奏”“典型领袖”等溢美之词称赞丁士美。这些都说明徐用检对丁士美十分敬重，并且感激他的知遇之恩，也表明丁士美很赏识徐用检。
在丁士美为数不多的传世诗文中，有一篇文章为《赠冒桂亭荣任南都序》。这是隆庆元年季秋，丁士美任翰林院右春坊时，为贡生冒桂亭到南京留都鸿胪寺司宾署赴任署丞所作的赠别文。
冒桂亭，又名士振，字伯英，号桂亭，江苏如皋人。生卒失考，推断约1530—1580年左右在世。丁士美当时位列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官阶是从六品。冒桂亭仅是贡生，署丞的职级也仅是正九品。按理说，两人的地位相差较大，也不是同年、同乡，不应该有什么交集。丁士美对冒桂亭能以文章赠送，说明丁士美交友并不讲究“门当户对”，只要人品好、学问好的人，都可以成为朋友。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丁士美对冒桂亭的学问才华给予充分肯定，对这位人品学问俱佳的后生关怀有加，对他赴南京任职也给予鼓励、寄予厚望。
还有一位晚明重要人物是万历后期的礼部尚书 兼东阁大学士李廷机（1542年-1616年）。《明史·列传第一百五》记载了他的事迹，称其行事“综理精密”，为政以“清、慎、勤”著称，曾创下了120余次辞官的记录。
他与丁士美的交往始于隆庆四年（1570年）。该年八月，“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丁士美、修撰申时行主试顺天”，李廷机参加了这次顺天府乡试。据《资德大夫兵部尚书郭公青螺年谱》，当时考试时李廷机和另一名考生郭青螺的考卷难分上下，唯是李廷机试卷内容平稳公正，郭青螺的考卷尚奇好险，最终主考官丁士美认为“顺天首善地，毋令天下议我好奇”，最终选定李廷机为解元。
此后，李廷机随后进入国子监研学，而丁士美不久也成为国子监祭酒，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丁士美去世后6年后，李廷机终于取得万历癸未年（1583年）会试第一、殿试榜眼。为感念丁士美对他的教导培养，他曾以“右春坊右谕德”的身份为丁士美的祖父丁凤撰写了一篇《丁公朝阳像赞》。这篇像赞对丁凤赞美有加，称其“生端性粹”“笃亲本仁”“光流文孙”，是丁氏家族兴旺的精神源头。
四
从以上“朋友圈”可以看出，丁士美的朋友圈是以忠于君主、忠于国家为核心的朋友圈，是以勤政奉公、关怀百姓为宗旨的朋友圈，是以志同道合、情投意合为准则的朋友圈，而非拉帮结派、营私舞弊、臭味相投的朋友圈。他的交友以“君子之交”为准则，可以淡淡如水，可以和而不同，可以不分尊卑……具体而言，他的交友之道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慎于交友。丁士美“居常自为防检，不喜纷华之习，将迎之态，与俦人处，退然若无能也……至于书疏问候，俗所籍以趋世情，谋荣宠，一切以为不足为矣”。可见，他平时交友十分谨慎，不愿意交一些志不同、道不合的朋友，更不愿意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对严嵩等权奸，绝不卖身投靠，丧失立场；对赵祖鹏、陆炳之流，避而远之。如此洁身自好、谨慎检点，丁士美的朋友圈自然比较纯洁，也没有受到一些不端之徒的影响。
二是善交益友。择友而交，是古代君子的交友之道。丁士美的朋友圈大多是属于良师益友的类型。无论是身居首辅的徐阶、李春芳、张居正等领导，还是身居要职的申时行、林士章、许国等朋友，都是政治立场相近、志趣修养相投的人，大家志同道合，互相支持。孔子所说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在丁士美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是真心交友。丁士美与自己认可的人相交，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如，与许国相处相交，“独以予感拙，时出肺腑相示”；对比自己地位低很多的冒桂亭，热情鼓励，殷殷嘱托。只有真心相交，才能不断加深感情，建立深厚稳固的友谊，成为知音知己。能有知心朋友，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显然，丁士美在这方面是成功的，甚至是值得后人羡慕的。
四是严于律己。孔子曾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要求自律；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也是强调严于律己。丁士美的座右铭是“百倍功要由自尽，一等事岂让人为”，是说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好本分之事，尽力而为就没有遗憾。做事如此，交友也是如此。尽心尽力在道德修养、言行举止、忠于职守等方面做好自己，自然就会赢得别人的尊敬和亲近，就会有志同道合的真朋友。
总之，丁士美的一生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十分丰富，其交友之道会对后人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作者：丁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