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02-04 来源：
侯光炯（1905～1996），又名侯翼如，著名的土壤学家，中科院院士，原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导、名誉校长。他所提出的“土壤肥力的生理性”、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观点，和推广的“农田自然免耕”技术，为发展中国土壤科学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侯教授的祖籍是今江苏盱眙，祖上是明代驻守金山的世袭卫指挥使抗倭英雄侯端。
一、金山卫侯氏祖籍盱眙
明初，为防倭寇骚扰，在全国沿海设立18个卫所，调兵驻扎，守卫御敌，其中又以天津、威海（今山东）、金山（今上海）、镇海（今福建漳州）4处为“四大名卫”。据史载，明永乐四年（1406），20岁的盱眙人侯端调任金山卫指挥同知。元末朱元璋发动反元起义，侯端的祖父侯林从盱眙投奔入伍，跟随朱元璋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封怀远将军、京卫指挥同知。后传子侯贞袭父职。再传至孙侯端袭职调任金山，便带领盱眙侯家军，离乡赴任，世袭卫官，定居金山，使侯氏家族逐渐发展成金山望族。至明末已历数代数百年，为抗倭保疆，屡建功勋。在历代《盱眙县志》等方志中，均有其家世的记载：
侯端，永乐中授金山卫指挥同知。（永乐）十六年，倭寇入犯，端巷战、被重伤，复招散卒进战，焚贼船千余艘。
侯继高，字绳武，世袭金山卫指挥同知，升南澳副总兵，澳中祠宇、城雉皆其创。建舟师，器械制造一新。后迁都督佥事。（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卷九《人物》，《安徽省志》引《福建通志》）
在清光绪《金山志》中亦载：
先世中都盱眙人，一世祖（侯）林从高皇帝（朱元璋）起义，积功为京卫指挥同知，传孙敬庄公端。永乐中调金山卫世守，旋有倭夷入寇，敬庄歼之殆尽。擢为南京坐营都司佥事。四传至玄孙龙潜公继高。（清光绪《金山志》人物卷，吴履震《五茸志逸》）
在侯耀明先生编撰的《金山卫侯氏家族谱》中，亦载其事，并载入《侯氏族谱系列》，自一世祖侯林始，至二代侯贞、三代侯端、四代侯寅、五代侯藩、六代侯乾、七代侯继高、八代侯国爵、九代侯承祖，及传至今共24代族人名字，甚为完备。可见金山侯氏，乃祖籍盱眙，确信无疑。
据明正德《金山县志》及清代《金山县志》等典籍，金山侯氏代有人出：第三代侯端勇猛，单手举千斤石狮而行，骑马过城门手握门梁人马可悬空挂起。永乐戊戌（十六年，1418年）七千倭寇来袭，侯端一骑溃围，诚有万夫不当之勇。正统丁卯（十二年，1447），金山海边高墩为二虎所据，62岁的侯端老当益壮、率众先登，挥棍毙虎，今仍留“杀虎墩”地名。第七代侯继高亦为抗倭名将，追寇入巢转战海岛，引寇出巢迅雷围歼。得胜之余，于普陀山、嵊泗枸杞岛留下“海天佛国”“盘陀石”“白华山”“山海奇观”等崖刻，至今皆成胜景。乾隆版《金山志》亦记第九代侯承祖，于顺治二年（1645）以五千余卒御三万清兵。承祖指挥若定，连退5次进攻，跃马挥刀连斩清兵五百，手刃曾格林木、觉罗克巴托等69名清军将领，最后英勇殉职。如此壮烈，可歌可泣。
据侯耀明先生编撰的《金山卫侯氏家族谱》中《侯氏族谱系列》所载，侯光炯为盱眙侯林的第十八代孙，与其同辈的还有侯仁相、侯元相、侯志远、侯光缉、侯莲（女）、侯光远等。
二、侯光炯立志报效国家
1905年5月7日，侯光炯出生在金山吕巷，4岁时父亲被恶霸逼死，11岁时母亲又不幸去世。国家的落后，人民的贫穷，列强的横行，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也播下了报国的种子。他传承了侯氏家族贤良忠烈的家风，也传承了坚毅和执着的性格禀性。191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江苏南通甲种农业学校”。后因家境贫寒，被迫中途辍学。他给人当助手，坚持白天劳动，晚上自学。两年后因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免试进入“南通大学农科”。翌年，考入“京师大学农科农业化学系”，他坚持课余撰稿，以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学习期间，他经常到学校附近农村接触农民，了解到土壤盐碱化，故立志依靠科学改变国家贫穷，并决心以土壤科学作为主攻方向。
1928年6月，侯光炯毕业后并未找到工作，经过短期失业后，经人介绍前往“北平大学农学院”任图书馆管理员，不久改任助教。在陈宰均教授的教益下，他既查阅文献、进行试验，还走向农村开展土壤调查，研究和发展中国的土壤科学。1931年，经虞宏正教授推荐，侯光炯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土壤研究室和美国专家等一起工作，得到更大长进。1934年任该室副主任，1937年晋升为主任。为了查清我国的土壤资源，他历尽艰辛，和同事们一起到河北、四川、甘肃和大西北，开展大面积的土壤调查，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了《河北省定县土壤调查报告》《四川重庆区土壤概述》《甘肃省东南部黄土之分布利用与管理》及《中国北部及西北部之土壤》等论文。大量的实践，使他牢固地树立了土壤科学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信念。1935年，侯光炯作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代表，和邓植仪、张乃凤一起，代表中国出席了在英国牛津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他以娴熟地道的美式英语向世界各国与会代表宣读了自己的研究论文《江西南昌地区潴育性红壤水稻土肥力初步研究》，首次提出“水稻土”这一特殊土类名称和水稻土形成的“三育”（即淹育、潴育、潜育）特征，首次对“水稻土”的发生、层次形态划分，特别是水稻土层次形态与生产力的关系，作了科学论述。在会上，还展出了各种水稻土标本，系统地展示了中国水稻土的研究成果，受到与会科学家的重视。会后，侯光炯受到苏、美、德、法、英、意、匈、荷兰、瑞典等10多个国家的代表的邀请，并获得中华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去各国进行访问和合作研究。带着“中国土壤与欧美土壤有什么不同”的问题，侯光炯在国外进行了3年的考察和研究。在瑞典写出了《土壤胶体两性活动规律》等论文，在苏联写了《红壤成分与茶叶品质的关系》等论文。
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占领北平，研究所无法工作被迫“关门”。侯光炯面对研究室大量的资料，因无法深入研究而痛心疾首。他想，我可能无法到前线去和日寇拼杀，但我可以用我的研究成果将来为祖国服务，我绝不能因为战乱而中止我深爱的事业。由于受研究条件限制，他决定在家中继续进行试验和研究。于是，他动员全家成员参与，女儿帮助采集标本，妻子帮助进行试验。就是在家中，他创建并初试成功了“土壤粘韧性测定法”，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方便地用于测定土壤矿质胶体的性质，而且简单实用，从而受到国内外同行们的重视。
抗战胜利后，侯光炯于1946年转入四川大学任教授，主讲土壤肥料学、土壤化学、土壤地理学等课程。他教学认真负责，实行启发式教学，经常组织学生进行学术讨论、野外考察和科学研究。在这期间，与青年教师合作写成了《土壤吸附养分状况和土壤粘韧性的关系》《用粘韧曲线鉴定土壤特性》和《粘韧曲线的测定》三篇论文，参加“第四届国际土壤学大会”并进行学术交流，文章刊于《第四届国际土壤学大会论文集》中。
三、新中国土壤学的奠基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光炯应邀参加“全国首次土壤肥料会议”。朱德同志关于“土壤科学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号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土壤科学的发展要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念。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立了西南农学院，侯光炯任该院教授。为了使土壤科学紧密为农业规划和农业生产服务，他承担了云南橡胶宜林地考察，长江上游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流域的土壤调查，以及后来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西南区农业土壤区划等课题任务。在课题研究的同时，写成论文《中国土壤粘韧性研究》，该文曾在“匈牙利全国土壤学会”上宣读，并译成俄文，载入前苏联《土壤学》杂志，引起了国外行家们的共鸣。他还写出了《四川盆地内紫色土的分类与分区》，作为在巴黎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土壤学大会”的论文；写出了《利用土壤层次评价土壤肥力的研究》论文，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上宣读。侯光炯认为，土壤科学的发展能够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农业生产中问题的解决也必将带动土壤科学的发展。
1956年，侯光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兼任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室主任，集中精力研究紫色土，于1960年提出了“农业土壤生理性”的见解。1973年起，他深入农村长达18年之久，在四川简阳镇全区和长宁县相岭区农村蹲点，进行土壤科学理论应用的研究，提出了旱地的“大窝栽培”和冬季水田的“自然免耕”技术，经大面积推广，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受到广大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和农民的欢迎。在土壤学研究的道路上，侯光炯总是克难攻坚，无论遇到家庭困境还是遭遇个人不幸，都丝毫动摇不了他继续研究农业土壤的决心。
侯光炯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从事农业教育和土壤科学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勤于思考，敢于创新。为表彰他对中国土壤科学所作的贡献，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89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根据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侯光炯认为，静态的土壤理论对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也难以说明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的丰产经验。侯光炯认为，土壤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我们不能以“死体的理论”去论述“活体的规律”。1960年，他组织人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试验，先后在成都平原灰色水稻土，简阳、南桐、北碚等地的紫色土上进行昼夜连续的周期试验观测，研究土壤水、热、肥、pH、CO2和微生物定点定时变化状况。研究发现，土壤各层次的土性都随着太阳辐射热的变化在不停地发生时变化，不同土壤类型的动态差异与肥力水平具有一定的联系，从而发现了土壤的动态规律。为了对土壤原态原位进行测定，他带领研制了土温、吸力段的水分测定和反映土壤溶液浓度变化的电导仪自动记录等有关仪器。1960年，侯光炯在《农业土壤生理》上发表了论文，正式提出了“土壤生理性”的见解。1970年，他运用土壤生理性理论解决了重庆歌乐山林场油橄榄青枯病问题，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了揭开土壤肥力的动力、物质基础、肥力实质和动态规律这个奥秘，侯光炯深入农村，以试验田为场所，发现土壤肥力还应当包含土壤自我调节的功能。把农民的“三看”（看天、看地、看庄稼）经验上升为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写出了《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经验开辟了发展土壤科学的广阔道路》的论文中，受到许多国外同行的关注，并译成日文等出版。比利时有关部门还因此邀请他参加有机肥料会议。此项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四、免耕法的主要倡导者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是侯光炯从事科学研究的座右铭。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土壤肥力观点应用到实践中去，从“大气——土壤——植物——人类”系统的角度，把农民朴素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培肥土壤的新途径。他还提出改造环境与改造土体相结合，从根本上解决土壤培肥的问题。提出了通过作物立体种植稳定近地面的水热状况，通过田间渠系工程稳定土壤层次的水热状况，通过土体改造即腐殖化、浸润化和细菌化稳定土壤内水肥气热的状况等观点。这种通过生态系统作法提高土壤肥力的观点，无疑是一种创新。
1979年，侯光炯到四川省长宁县相岭区建立农业综合研究基点。这里冬水田面积大，产量低。本来可以一年三熟的光热资源却因“冬田水沤”只能一年一熟。侯光炯想，如何才能提高冬水田的生产力？他总结了多种种植模式的对比试验，逐步完善了冬水田“自然免耕”耕作技术。这种模式具有“省工省水、一田多用、增产增值”的优点，改变了冬水田长期淹水的状况，改善耕层土壤的生理机能，使水热肥气与作物生长需要相谐调，为高产创造了条件。这个方法在全国推广后，增产效果显著。1986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关于土壤科学理论与农业实践的关系，侯光炯打了一个比喻，他认为土壤肥力理论是灵魂，高产是肉体，只有灵魂附在肉体上才有生命力。早在30年代，他就提出土壤科学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观点。虽然30年代时在一起工作的美国专家坚持主张土壤归土壤，农业归农业，但是侯光炯仍然根据他自己的认识行事，显示出科学家应有的本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光炯坚持从生产中找课题，并将研究成果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接受检验。他所进行的各项研究课题，无一不是紧紧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侯光炯坚持在为生产服务过程中发展土壤科学。他认为脱离农业生产研究土壤，就无法掌握土壤的演变，预告土壤的归宿，就难以窥测土壤的奥秘。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不是为土壤而研究土壤，而是为农业生产而研究、考察土壤的变化和发展。到1973年，他已在农村深入研究了18个寒暑。中共四川省委、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以及西南农学院领导考虑到他年迈体弱，劝他回到学校从事培养青年人才的工作。他总是婉言谢绝，还幽默地说“高楼大厦是不会产生土壤科学的”。仍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
土壤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五省一高”（省水、省肥、省种、省工、省药和高产），水田自然免耕技术就是实现“五省一高”的典型实践。侯光炯反对以大水大肥的手段获取高产的作法，提倡培养土壤自调能力。这一独到的见解，正在不断完善，并逐步得到实现。
侯光炯除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外，还十分关心国家的农业科学发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多次提出提案和建议，有的已经付诸实施。
五、科学家要为祖国献身
侯光炯爱家乡、爱祖国、爱人民。他说：是家乡养育了我，是祖国培养了我，是人民教育了我，我只有用我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为祖国献身，才是我的最终理想。1940年代，侯光炯赴欧美考察，在国外担任访问学者，参与国外的相关研究，但他深深认识到，欧美的土壤研究方法不适合中国国情。抱着走中国自己土壤科学研究之路的决心，他谢绝外国专家的挽留和高薪聘用，怀着一颗科技强国的赤诚之心，他脱去西装、剃成光头，穿上蓝衫长袍，毅然回返，报效祖国。1950年，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土肥工作会议，亲自聆听了朱德总司令的讲话，倍受鼓舞。从此，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战斗在农业教育和土壤研究战线，夜以继日，忘我工作。
为了实现土壤科学为农业丰产服务的理想，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奋工作，显示了一个科学家的高贵品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他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带领师生赴云南边陲，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西双版纳橡胶宜林地的考察和规划”课题，实现了橡胶北移的世界性突破，创造了橡胶种植史上的奇迹，为我国橡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他又进行了大量地域性的土壤、区划工作及高产经验总结和土壤科学的理论研究。1976年他剧烈胃痛，医生诊断为“胃体小弯后壁溃疡型癌”，需要立即动手术抢救。侯光炯坚决不同意，给党组织写信说：“我的工作时间已经不长了，农业土壤学有许多事需要我做……我不怕疾病恶化而死，只怕不能为党为人民工作了……我绝不能牺牲最后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病情刚有所好转，又立即投入研究工作。通过大量的试验和研究，他将“土壤肥力生理性”发展为“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并以此理论作指导，主编完成了我国第一本农业土壤学专著《中国农业土壤概论》。20世纪90年代，他又在土壤地理、土壤分析分区、土壤物理化学、土壤肥力、土壤改良及生态农业等学科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为“三高农业”和“农业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侯光炯作为教授，致力培养后生，不仅传授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还注重思想道德教育，以身示范、言传身教、教书育人。为了按时给研究生授课，他不顾高龄，不畏风雨，总是准时站到讲台，学生们深受感动。他爱生如子，学生遇到矛盾，他亲自化解；学生生病，他自己拿钱抓药买饭送到寝室。在学生眼里，侯老既是一位严师，又是一位慈母。对农民，在生产、生活的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几十年来，受到过侯老救济、帮助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1956年，侯光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侯光炯在政治上高标准要求，在生活要求上则是低标准，处处显示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50年代，他将国家发给他的每月100元学部委员津贴全部交公；20世纪60年代，将8000元稿费交作党费；70年代将自己一半以上的工资也交作党费。后来他又捐出奖金补贴等建立了“侯光炯奖学金”，用于培养后生，到2019年已经颁发了17届。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国家和人民给我的太多了，我拼上老命一辈子也还不清！”1996年11月4日，侯光炯因病逝世，享年92岁。
1955年，侯光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曾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1990年5月，在四川各界为“庆祝侯光炯从事教学科研60周年及85岁寿辰集会”，会上，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人事厅、四川省教育委员会、四川省农牧厅、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作出“关于向侯光炯同志学习的决定”。这是党、政府和人民对他数十年的忘我工作和取得的卓越成绩的最高奖赏。在西南大学，为了纪念侯光炯专门设立了“光炯广场”和“光炯楼”，设立了“侯光炯奖学金”。199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同志专门题写了一幅字画赠给他，上面写道：“侯光炯同志一生从事土壤科学研究，长年深入农村实际，犹如土壤一样，年复一年为人民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作者：马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