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乾隆朝公认的“司寇公”（古代对掌管刑狱的高官的尊称和雅称），在刑部任职二十余年，官至刑部右侍郎，“熟精法律，屡决大狱”；他主持秋审，编纂《秋谳志略》，被《清史稿》誉为“而后规矩略备，中外言秋谳者依之”；他所作的散文笔记《茶余客话》包罗万象，才华横溢，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他就是从淮安走出的，清代著名法学家、文学家、一代名臣——阮葵生。
阮葵生像
淮安阮氏：翰墨世家的少年英才
阮葵生，字宝成、萍庐、乐君，号吾山，晚号安甫，清雍正五年（1727）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区）一个声名显赫的翰墨世家——山阳阮氏。这个家族自明代以来“世守儒业”，科甲鼎盛，有“一门三进士，七世两乡贤”的美誉。
阮葵生的父亲阮学浩系雍正年间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提督湖南学政，主持陕西、山西乡试。阮学浩治学严谨，辞官后回到家乡淮安，在其书屋“勺湖草堂”讲学，史载其“十余载遂不出山，日取淮海士，奖掖而成之者数百余人”。
勺湖草堂旧址，现为淮安勺湖公园
受家风熏陶，阮葵生自幼才识卓越。相传少年时，老师出对“葵生芝生，一对畜牲”，他从容对出“大宝二宝，两个活宝”，工稳严整，时人称之为“神童”。
虽然出自科甲世家，阮葵生自己却久试不第。阮葵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乡试中举后，直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才在会试外的副榜“明通榜”入选中书，兼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纂修。时人以科举中进士为所谓“正途”，但阮葵生却早已看透八股取士的迂腐无用，在其散文笔记《茶余客话》中多次谴责“八股坏文风文运”，主张学问应当关乎民生实务，其实干精神可见一二。
刑部廿载：从刑部主事到“司寇公”
阮葵生步入仕途的关键转折，是进入刑部。他从刑部主事做起，历任员外郎、郎中，后任通政司参议、河南道监察御史，最终擢升刑部右侍郎（正二品），在刑部前后任职二十余年。
史载阮葵生“熟精法律，屡决大狱，通敏无罣碍。遇大事，众不能决者，葵生片言立断明”。乾隆朝新定条例规定御史不得兼任部务，但因刑部是“刑名总汇”，熟谙法律的官员可以特奏留任——阮葵生改任御史后，仍被特许留刑部行走，足见其在司法领域的不可替代，朝野上下也因此均尊称他为“司寇公”。一次随驾祭祀天坛，阮葵生不幸坠马受伤，乾隆帝闻讯特谕：“此后乘轿勿骑马。”这份来自最高权力的特殊礼遇，侧面印证了他在朝中的独特地位。
清代刑部位置图
阮葵生办案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座右铭：“成见不设，定见不移，不恃聪察以矜明核，不务宽纵以博虚誉”。意思是：不预设立场，但一旦查明真相就坚定不移；不靠小聪明炫耀精明，也不为博取虚名而一味宽纵。这24个字，堪称清代循吏司法理念的浓缩，更是中国古代法制价值追求的具体诠释。
经典判例：情理法交融的司法智慧
阮葵生出身诗礼之家，以文学入仕，却在刑名之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定位，在刑部留下大量精彩判例，对后世影响深远，其《茶余客话》留存了几则经典案例，集中体现了他“明察平允，情法两全”的司法风格。
阮葵生著《茶余客话》
案例一：弟杀兄牛，兄刃弟颈
有兄弟二人，弟杀兄之牛，兄愤而杀死弟。原审认为弟是先犯罪人，兄作为尊长杀死罪犯弟弟，应判充军。阮葵生改判道：“弟杀兄牛，并非盗贼；兄刃弟颈，实丧天良。竟拟抵。”阮葵生认为牛案自有律条处置，兄擅自杀人已丧失人伦底线，必须判处死刑。此案区分了“民事侵权”与“刑事杀人”的性质差异，纠正了原判混淆罪责的偏差。
案例二：内洋沉船案
浙江内洋（近海）有巡船漂没，千总据实上报。都司因担心内洋事故处分重，私自改为“外洋（远海）遭风”，令千总篡改报告。事发后，巡抚将二人均拟绞刑。阮葵生改判：“法严首恶，律重诛心。千总据实详报，情轻；都司代改招详，情重……千总应拟流。”阮葵生抓住“动机（诛心）”这一关键——千总是被胁迫，都司是主谋，量刑须区别对待。这一判决成为清代官员渎职案的参照样本。
清代近海巡船（AI生图）
案例三：父受贿私和，子首告父
有兄被人杀害，父亲收受凶手贿赂私下了结，弟弟愤而告发父亲。原判按“子告父”重罚。阮葵生改判：“为兄泄愤，手足之谊虽全，而陷父充徒，恩爱所伤实重……应改照子首如父首例，令子代父充徒。”阮葵生在“为兄复仇”与“陷父受刑”之间找到平衡——让儿子代父服徒刑，既惩治了受贿私和的父亲，又保全了父子伦常，体现了传统司法“原情定罪”的特点。
《秋谳志略》：秋审制度的奠基之作
阮葵生对清代法制建设最大的贡献，是编纂了《秋谳志略》（又名《秋谳志稿》）。这是清代第一部系统介绍秋审和朝审制度沿革的专著。
秋审是清代每年秋季对各省死刑监候（“斩监候”“绞监候”）案件进行复核的制度；朝审则是对京师死刑监候案件的复核。二者合称“秋朝审”，是清代死刑复核制度的核心程序，被称为“刑狱大典”。
阮葵生长期总办秋审，他将秋审处的行政运作，例如各司如何抄录案件、总办司员如何覆校、如何比附历年成案等详细记录下来。《清史稿·刑法志》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嗣刑部侍郎阮葵生别辑《秋谳志略》，而后规矩略备，中外言秋勘者依之。”意思是：自阮葵生编纂此书后，秋审的规矩才趋于完备，中央和地方谈论秋审的人都以此书为依据。可以说，《秋谳志略》为清代秋审制度确立了操作规范，影响延续至清末。
《茶余客话》：百科全书式的散文集
阮葵生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是笔记《茶余客话》，原书三十卷，今通行节本十二卷。这部书内容极广，涉及政治、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典章制度等，其中关于法律和治理的思考尤为珍贵。
《茶余客话》多处体现他务实的治理观。如讨论方苞“严禁烧酒”之议时，他写道：“事有理所不可行而情不能已、法所必当禁而势不能除者，此类是也……欲禁烧酒，必先禁民饮乃可行，能乎否乎？语云：兴一利必有一害。予谓除一害必增数害，积重难返之势，惟有因任自然，去其太甚而已。”这段话道出了传统法家“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之外的另一种智慧——认识到法律与社会现实的张力，主张不要一刀切，这种思想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茶余客话》还从《淮安府志》和方言角度考证《西游记》作者为淮安人吴承恩，这一论断后来被鲁迅、胡适等学者采纳，成为《西游记》作者研究的重要史料。一部司法官员的笔记，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足见阮葵生学识之博。
阮葵生曾考证《西游记》作者是家乡人吴承恩
文人风骨：士大夫精神的动人演绎
阮葵生的一生，是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写照。他不仅自己博学善思，熟谙刑名，而且乐善好施。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阮葵生承修《西域图志》及《西域同文志》——这两部是研究新疆地理、语言的早期重要学术著作。乾隆帝曾当面勉励他：“汝父儒臣，能文章，汝复长于政事，当益勉之。”
阮葵生居京时热心公益，曾邀集同仁捐资修复京师松筠庵，改建淮安会馆，为赴京应试、谒选的淮安同乡提供落脚之所，并在家乡淮安协助父亲阮学浩创立“洒扫会”，集资修葺府县学宫，购置义田，撰写《洒扫会约》，带头日捐一钱，逐年积累修缮文庙。
乾隆五十四年（1789），阮葵生因体态肥胖、步履维艰，突发中风（脑出血），卒于京师任上，享年六十二岁，归葬山阳东门外七里塘。
“司寇公”阮葵生的一生，秉持传统士大夫精神，在法学、文学和仕途均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他留下的《秋谳志略》与《茶余客话》，让我们看到一位18世纪中国法学家对情理法交融的不懈追求。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回望这位二百多年前在刑部“片言立断”的淮安人，或许能给我们更多关于法律温度与制度理性的思考。
（作者：尤文杰，文章来源：“方志淮安”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