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宁谧为清代康熙年间学者型官员，其家族由徽州盐商迁居淮安，转型为儒学世家。任职广德州学正时，他厘正丧礼、勘校方志、规范祠山祭祀；治学深耕文献考据、诗文与书法，代表作《桐川乐府》秉持诗史互证，文史价值突出。吴氏形成"父子相继、兄弟相承、姻亲相助"的学术传承模式，长子吴玉搢的金石研究深受其治学理念熏陶。本文梳理吴氏家学、仕宦治教、学术成果与文脉脉络，明晰其在清代学术转型与地方文教中的价值，为徽商转型、明清士人与清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个案参考。
关键词：吴宁谧；《桐川乐府》；徽商转型；广德；吴玉搢
吴宁谧诗文书影
一、家学渊源与早期积淀
（一）家族转型与文化定位
吴宁谧（1656-1723），字静公，号师在，淮安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清代康熙年间学者、书法家。其家族原籍徽州歙县西溪南（今属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先祖以盐业起家，后迁居淮安，“先世分运食盐，以金家桥为码头[1]”。至祖父吴可立一代，家族开启由商转儒的关键转型，逐渐发展成为当地颇具影响力的书香门第。
吴可立，字兴权，雅好文学，是推动家族转型的核心人物。他深谙文化传承对家族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子孙潜心学术：因仰慕唐代韩会、韩介、韩愈兄弟的才学与文风，特为三子取名吴会、吴介、吴愈，寄寓追慕先贤、崇文向学之志。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他将珍藏的宋砚传给长孙吴宁谧，并嘱托“他日当以善书名，无负此石也[2]。”这一信物与嘱托，成为吴宁谧毕生追求书法艺术的精神动力，最终促使其成为知名书法家。
（二）家族学术根基的构建
吴宁谧的父辈，为家族学术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父亲吴会，字东枢，康熙二年（1663）贡生，学识渊博、德行高尚，长期讲学乡里，被地方士人奉为宗师，卒后“学者私谥真士先生[3]”，其深厚学养与人格魅力，对长子吴宁谧的成长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伯父吴愈，字亦韩，拔贡生，官至歙县教谕，深明经学义理，著有《共学启蒙》十二卷、《诗文集》十卷等，在家族文化传承与学术转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兄弟二人，共同构筑了吴氏家族的学术根基。
经过数代人的积累，吴氏家族在淮安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层，族人多潜心学术、砥砺品行。吴宁谧的从弟吴宁谔为当地知名诸生，“与从兄静公孝廉宁谧，皆以文章名噪曲江楼[4]”。曲江文会“三月一大集，每集课题三五[5]”，参与者不仅有吴氏兄弟，更囊括程嗣立、边寿民等名士，形成了高水平的文化交流平台。这种常态化的文化互动，既培育了吴宁谧的学术兴趣，又拓展了他的人脉网络。
（三）婚姻网络与文化资源整合
为巩固家族的文化地位，吴可立积极通过婚姻纽带整合优质文化资源：促成吴会结亲于张鸿烈、吴愈结亲于阮应韶。张氏、阮氏均为淮安豪族，进一步强化了吴氏家族向儒学世家转型的态势。
吴宁谧之妻，为翰林院检讨张鸿烈之女。张家作为淮安当地的文化望族，为吴宁谧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张鸿烈（1645-？），顺治十二年（1655）诸生，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于书无所不该，下笔千言立就[6]”，在文坛享有盛誉。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有“太史”之誉。他为人耿直，因触犯权贵而遭降级，后复入补大理寺副。张鸿烈之父张新标，顺治六年（1649）进士，曾任户部考功司主事，以清廉正直著称，后因邻部事失察被贬，告老还乡后潜心治学，与地方士人交往密切。
张氏家族的园林“曲江楼”，坐落于淮安河下，为淮地名园。吴宁谧曾在此与海内名宿诗文唱和、探讨经史，亦是曲江文会重要成员。值得注意的是，张鸿烈所著《淮南诗钞》中，“拟乐府”部分以地方史事为核心，具有典型的“诗史互证”特质。吴宁谧的《桐川乐府》与其一脉相承，足见张氏家学对其文学创作的深刻启发。
深厚的家学渊源与地方文化浸润，为吴宁谧日后的从政与治学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广德文教治理实践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岁的吴宁谧中举，后出任安徽广德州学正。作为掌管地方教育行政与儒学教化的官员，他肩负着“正人心、明教化、兴文脉”的重任。任职期间，他以经义为本、以教化为先，针对广德文化领域三大症结，推行系统性治理，成效斐然。
（一）规范丧礼，匡正民俗
初到广德，吴宁谧便发现当地民间丧礼制度混乱，“州人不谙丧礼，承重除服多踰古制[7]”，许多习俗违背《仪礼》规制，既违人伦教化，又败坏社会风气。面对这一积弊，他并未采取强硬禁绝的方式，而是秉持“教化先行、循序渐进”的原则，推行“先示以文，后导以行”的策略，援引《仪礼》《家礼》及朝廷律例，反复辨析礼义内涵，逐步引导百姓回归正统。经过多年努力，不合古制的丧葬习俗逐渐扭转，民风日渐淳厚，儒家“慎终追远”的孝道观念深入人心。
（二）勘校方志，以诗证史
在翻阅广德地方志时，吴宁谧发现其中讹误与缺漏甚多，严重影响了地方历史的真实性与传承价值。作为兼具考据功底与文学才华的学者，他创新采用“考据与文学结合”的方式，“摘数十事，各加考证，创为新乐府三十二章，以申解之[8]”，汇编为《桐川乐府》。这部著作既以诗歌形式生动再现广德山水胜景、历史遗迹与先贤事迹，又以严谨的考据精神纠正方志谬误，实现了文学审美与史料考证的双重价值。时任广德知州周在建对其治学态度与学术成果深表赞赏，特捐俸禄将其刊刻传世。《桐川乐府》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地方志的诸多缺漏，更成为后世研究广德地方史的重要文献，实现了“以诗证史、以文存史”的学术目标。
（三）整顿祠山信仰，归正祭祀本源
广德地区盛行祠山信仰，当地民众对祠山神极为尊崇，但相关传说与记载中掺杂了诸多荒诞附会之说。知州周在建遇旱灾循俗祈雨时，吴宁谧直言“非礼之祀”有违古训，“乃校删山志，作《辨》一篇，以正其误[9]”，即著名的《祠山辨》。
文中，吴宁谧引经据典，严正驳斥张真君“礼斗”“佐禹治水”等不实传说，指出道教礼斗为唐宋后事，与汉代人物身份相矛盾；剖析治水之说实因神封水部员外郎而附会，与大禹治水并无关联。他主张回归祠山神“御灾捍患”的核心神职，强调祭祀应遵循《礼记》规制，采用少牢之礼，由太守主祭，革除铺张演戏、奢侈浪费的陋习；提出神名当依泰山、华山之例，称“祠山之神”，不必拘泥于姓名、乡贯等虚妄细节。
这些观点虽合经典义理与理性精神，却也引发后世争议。清代学者朱绍文在《高淳县志》中批评其“皆历诋其诬，持论未免过当[10]。”广德贡生王蔚、定居广德的朱立襄、长兴主簿温以燠，乃至民国钱文选等学者亦各有见解。但不可否认，吴宁谧的辨析为地方信仰规范化提供了重要学理依据，有效遏制了迷信风气蔓延；既维护了祭祀传统的严肃性，又引导民众树立理性信仰观念，彰显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
除此之外，吴宁谧与知州周在建二人主持重修了崇圣祠与尊经阁两大儒学象征性建筑，并亲撰记文于尊经阁匾上，以提升地方尊孔重道的氛围。在周在建主持重修真武庙时，吴宁谧联同训导汪茂龄等官员立《重修真武庙碑记》，碑文既详载修缮始末，更巧妙阐释“神道设教”的治理智慧，通过规范祭祀礼仪，使民间信仰与官方教化相得益彰。
三、人际交往
吴宁谧在广德任职期间，凭借深厚学养、高尚品行与开放胸襟，与众多地方官员、文人学者交往密切。这些交往不仅丰富了他的学术视野与精神世界，更共同推动了广德文教事业的发展。
（一）与同僚的学术互动
陈祥裔（1667-1717后），本姓乔，号藕渔，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监生出身。康熙三十八年（1699）出任广德知州。任职期间重视文教事业与地方建设，主持重建文庙棂星门石坊、泮桥，增补文庙礼器，著有《凝香集》《蜀都碎事》等。他研读广德地方志时，发现诸多史实错讹，遂与同僚商议修订事宜，后因丁忧去任未果。陈祥裔对吴宁谧的学术才华与治学精神极为推崇，盛赞《桐川乐府》“用法最古，用意良深，诚天壤间一大文字[11]”，并积极倡议将其刊入州志，以补正史之阙。
周在建（1655-1722后），字榕客，号西田，河南祥符（今开封）人，明末清初名士周亮工第四子。以监生入仕，康熙五十年（1711）升任广德知州。任内兴建尊经阁、关帝庙、东岳庙、近斗楼，修真武庙，造濯缨桥、吊桥，详请增广学额，政绩卓著。他善诗文，工词曲，著有《近思堂诗》《顾曲亭词》《学庵诗稿》等，与吴宁谧交往尤为密切，二人公务上互相支持，学术上彼此切磋，结下“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情谊。
康熙五十七年（1718），周在建为《桐川乐府》题写序言，盛赞其“寄托之深情，讽喻之微旨，得三百篇温厚和平之遗，非时手所能望其项背[12]”；其所著《近思堂诗》亦由吴宁谧作序，序言中系统阐释“诗才、诗学、诗觉”的诗歌创作理论。诗集收录二人唱和之作十余首，现存《雪中陆介夫大令至，诸公同饮署斋，静公学博见贻四诗，依韵奉和》《上元后二日，集饮吴学博斋中，看三台阁灯即事》《题吴师在广文看剑图》等诗作，生动记录了他们诗酒唱和、雪夜论学、佳节赏景的日常，展现了清代文人官僚的雅集传统，也体现了地方主官与学官间的良性文化互动，共同营造了广德浓厚的文化氛围。
佟赋伟，字德览，号青士，又号二楼居士，奉天承德人。监生出身，康熙四十八年（1709）任宁国府知府，期间重视文教，重修南楼，兴办学教，兴修水利，政绩卓著，著有《二楼记略》，举措广受赞誉。吴宁谧因试事至宣城，目睹其功绩深受触动，作《南楼赋》与《奉咏北楼呈太守佟公》颂扬其文教之功，字里行间饱含敬佩之情，二人亦结下学术之交。
汪茂龄，江都人，例贡出身，曾任广德州训导，后升盐城县教谕。他喜好诗文，与吴宁谧多有诗酒唱和。《登三台阁，吴、汪两广文留饮》《丁酉季冬又一日，雪中与吴、汪两学博剧谈，偶成索和》等诗作，记录了二人与州守周在建等同僚赏景、论学、唱和的交往情景，彰显了清代地方学官群体融洽的学术氛围。
（二）与文人的学术交往
吴蔼，字吉人，号阶木、楷木，歙县西溪南人，迁居扬州，康熙年间诸生。他学识渊博，诗文造诣颇深，著有《西江唱和》《学古堂集》《阶木诗稿》等，创办学古堂，辑刻《大家诗钞》十三种十三卷，收录周亮工《赖古堂诗集选》、周在建《近思堂诗选》等名家诗作，为文化传承做出重要贡献。他与周在建父子交往密切，吴宁谧亦因此得以结识。周在建《和阶木、师在步月原韵》一诗，记录三人步月赏景、吟诗唱和的场景，可见二人交往之雅。
沈廷瑞（1656-1743），字兆符、樗崖，号顽仙，安徽宣城人，以布衣终老。祖父沈寿民为明末东林党魁，秉持民族气节，不仕清廷，深受士人敬重。沈廷瑞承继家学，博览群书，喜好游历，诗风豪放，擅画山水与松，著有《桐引楼集》《㯉岩诗集》等。据吴玉搢《沈处士画册》记载，沈廷瑞“每客桐川，下榻先君子署斋，相与抗论旧事，多有佚出国史外者[13]。”二人不拘形迹，常彻夜探讨明清之际史事与人物，交流学术见解。沈廷瑞对《桐川乐府》极为推崇，特为题跋，盛赞作品“缅怀往古，或讽或咏，或一唱三叹，或慷慨凭吊，不失风人之旨。典核详确，足以补桐川志乘之阙略[14]”，足见其对《桐川乐府》学术价值的高度认可。
翟思晊，字及三，一字耕墅，安徽泾县人，为进士翟大程之父。自幼聪慧过人，廪贡生，工书画，著有《可亭诗草》《闲游诗稿》。康熙五十六年（1717）夏，他听闻吴宁谧学术声望，专程赴广德拜访。吴宁谧对这位才俊十分赏识，二人纵论经史子集、地方掌故，相谈甚欢。事后，吴宁谧作《丁酉夏仲翟及三见过》一诗记录此次交往，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其才学的赞赏与期许。
吴宁谧的交往涵盖地方官员、布衣文人、青年才俊等群体，形成了以学术交流、文学唱和、文化传承为核心的地方文化网络，推动了广德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融合，为当地文教事业的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四、学术成就与艺术造诣
吴宁谧的学术与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文献考据、文学创作、书法艺术三大领域。其成果既彰显清代考据学兴起时期的学术特色，又融合文学与艺术的审美价值，形成“学术严谨、艺术精湛、教化鲜明”的独特风格。
（一）文献考据：方法创新与实践成效
吴宁谧在文献学领域造诣深厚，尤精通训诂之学与方志校勘，知州周在建称其“汲古曾推辨鲁鱼[15]”，擅于探究古籍、勘正讹谬。在翻阅《广德州志》《祠山事要指掌集》的过程中，他秉持“无证不信、多闻阙疑”的考据原则，通过比对经史典籍、金石碑刻、民间文献等多重史料，纠正了数十处讹误，补充了大量遗漏的历史信息，为后世修撰广德地方志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更为重要的是，吴宁谧“以金石证方志”的创新研究方法，强调“碑版可补史乘之阙”。他认为，金石碑刻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的实物资料，具有经史典籍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通过释读与考证碑刻文字，可弥补方志与正史缺漏、纠正文献谬误。这一学术思路突破传统文献考据仅依赖典籍的局限，将实物证据引入历史研究，影响了后来乾嘉学派“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治学取向。尽管其学术著作《铸错轩稿》已散佚，但从《桐川乐府》《祠山辨》等现存篇章中，仍能窥见其严谨务实、注重实证的考据学风。这种治学态度不仅成就了他自身的学术地位，更深刻影响了其子吴玉搢的学术道路。
（二）文学创作：学术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吴宁谧的文学创作独具特色，既重学术性与纪实性统一，又强调教化功能与审美价值，代表作包括《桐川乐府》《南楼赋》《祠山辨》及多篇诗文、序言。
《桐川乐府》作为其文学代表作，集中体现了“诗史互证”的创作理念，其艺术特点丰富而鲜明，具体分析见后文。
在为周在建《近思堂诗》所作的序言中，吴宁谧系统阐释诗歌创作理论：“有诗才焉，有诗学焉，有诗觉焉，三者阙一，不可以言诗[16]。”提出诗才、诗学和诗觉三大核心要素。他认为，诗才为天赋的敏锐与雅致，是诗歌创作基础；诗学强调深厚文化熏陶与师友切磋，要求作者博览群书、融会贯通；诗觉则注重对自然风物与世事人情的亲身经历，主张“以亲历为真、以真情为贵”。吴宁谧强调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兼具天赋、学养与阅历，方能创作出“温厚和平、意蕴深远”的佳作。这一创作理论在《奉咏北楼呈太守佟公》《丁酉夏仲翟及三见过》《雪中渡河》《过板厂西街，访晚年少隰西草堂故址》等诗作中得到充分实践，作品以真挚情感、细腻观察与深厚学养，展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南楼赋》是其赋体创作的典范之作。这篇赋以骈文为主，兼用散句，句式工整而不失灵动，典故运用亲切自然，对比手法鲜明生动。文中既铺陈南楼“鸟革翚飞、四照玲珑”的美景，又展现佟公重修南楼、振兴文教的盛况，将赞颂之情融入景物描写与场景叙述，语言典雅、音韵和谐，既体现了赋体“铺采摛文”的传统特色，又蕴含着“颂文教、兴文脉”的深刻主旨，情感真挚动人，堪称清代地方赋作中的佳作。
《祠山辨》则采用问答形式，以逻辑严密的论证辨析祠山信仰中的虚妄之说。文章引经据典却条理清晰，说理恳切而立场坚定，既展现了考据学的严谨性，又具有批判现实的针对性。通过“客问我答”的形式，吴宁谧层层递进驳斥荒诞传说，阐明祭祀本真意义，使复杂学术辨析通俗易懂，体现了“学术为大众、教化于无形”的治学理念。
（三）书法艺术
吴宁谧在书法艺术上成就卓著，其作品以“以学养书”的独特风格著称，笔力遒劲有力而意蕴深厚，兼具艺术审美与文化内涵。据吴玉搢《先君子手钞书》记载：“李、杜、韩三家全诗，皆先君子六十外手钞本[17]。”可见吴宁谧即便晚年仍勤于书法实践，以抄录经典锤炼笔法、涵养心性。而“先人无田宅、服御、玩好之遗，仅手钞书数十册[18]”的描述，更凸显了他对书法艺术的执着追求与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相较于物质财富的积累，吴宁谧更看重精神世界的富足与书法艺术的传承。
吴宁谧的书法以楷书见长。段朝端曾亲见其手书真迹，评曰：“《桐川乐府》，子曾见刊本，特遒劲，系静公手书付梓[19]。”而《宋砚》中“先君子楷法遒美，多手钞书，自少壮迄老，未尝一日离腕下[20]”的记载，则生动展现了他毕生不辍的书法实践精神。其作品广受赞誉，“善书法，求者无虚日[21]”，四方士人、官吏纷纷登门求字，使其书法作品曾广泛流传。直至临终之际，吴宁谧仍于广德署衙中执笔挥毫，以一生践行了对书法艺术的虔诚与执着，完美诠释了“以书载道、以艺传情”的文人书法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吴宁谧以举人身份出任学正，已属高配，而他并未因官职清闲、仕途受限而消沉，反而以“性好宾客，虽冷署，坐客常满[22]”的生活态度，将冷清的官署打造成当地文化精英的聚集之所。每日与同道中人诗酒唱和、切磋学问，尽显其专注文墨、躬身教化的学者风范。
五、《桐川乐府》艺术特点
《桐川乐府》作为吴宁谧唯一存世的文集，由三十二首新乐府构成，以广德历史文化为核心，实现史料考据与文学审美的高度统一，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题材立意上，以史为骨、教化人心
《桐川乐府》的题材选择以广德地方史实为核心，时间跨度上溯汉唐下至明清，内容涵盖政治军事、忠孝节义、民俗信仰等多个领域。从范仲淹、孙觉、岳飞等名臣到隐士、裨将、民间烈女，从扎寨圩、洗砚池、钓鱼台等历史遗迹到潢水塘、长乐洞、金井等地标景观，均有方志、史传佐证，形成鲜明的“诗史互证”特质。
诗作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紧扣“激浊扬清、劝善惩恶”主旨，延续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或褒扬忠烈气节，如《银杏树》《誓节渡》《九烈》；或彰显惠民善政，如《真转运》《六百塘》《复初书院》；或批判虚妄陋习，如《祠山神》《祠山三宝》，在记录历史的同时，发挥了教化人心的重要作用。
（二）结构形式上，形制灵动、规范有序
《桐川乐府》在结构形式上，实现了灵动自由与规范有序的统一。诗作整体以七言为主，根据内容表达需要，灵活穿插四言、杂言与骚体句式：如《祠山神》中的四言短句，庄重简洁，契合祭祀主题；《长乐洞》的骚体句式铺展写景，节奏舒展，适配溶洞奇观的描写。句式长短随情感节奏自然调整，既保留了乐府“可歌可诵”的民间特质，又适配考据叙事的严谨需求。标题命名直白鲜明，均以核心意象或主旨为题，如《娘子墓》《清容堂》《钓鱼台》等，便于读者快速把握诗歌核心。部分诗作附注文，补充史实背景：如《练公子》注明练子宁之父练伯尚曾为广德州同知的渊源，《梅将军》结合正史和方志进行考辨无名裨将事迹，既增强可读性，又凸显考据严谨性。
三十二首诗作看似独立成篇，实则暗藏内在关联，从历史事件到名人轶事，从古迹风物到民俗信仰，逻辑脉络层层递进，构建起系统完整的广德文化叙事体系。开合自如且脉络清晰，使读者能够通过组诗全面了解广德的历史文化与人文精神。
（三）表现手法上，质朴通俗、刚柔并济
《桐川乐府》的表现手法兼具质朴通俗与匠心巧思，将写实与抒情完美融合。诗作多用口语与浅白句式，通俗自然、直白有力，契合乐府诗的民间性特质。如《练公子》“父作桐川丞，子为国事死，桐人因父祀其子[23]。”以三言短句直白叙事，逻辑清晰；《娘子墓》“娘子墓郡城东，志书记载太朦胧[24]”，以口语化表达点出方志谬误，使考据内容更易于读者理解；《祠山神》“祠山何神，维山之灵……何彼狂夫，造语不经[25]”，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增强代入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善用白描与铺陈手法是诗作的另一突出特色。描写古迹风物时，以简笔勾勒形神：如《长乐洞》“如覆钟，如悬磬，如关如柱[26]”，寥寥数语便描绘出溶洞奇观；叙述功绩时，则反复咏叹，如《六百塘》“经营缔造六百塘，六百塘赛川渎[27]”，强化洪兴祖治水惠民的卓越功绩。对比与反衬手法的运用亦极为鲜明：如《扎寨圩》中“宋人懦，金人残[28]”的对比，凸显岳飞战功；《潢水清》以“浊”与“清”的自然现象，映射官员廉明与否；《祠山三宝》以孟子所言土地、人民、政事的“真三宝”与道士所藏“伪三宝”对比，批判迷信陋习，寓意深刻且富有张力。
语言表达刚柔并济，叙事质朴与抒情浓烈交织。如《银杏树》中“三尺帛悬银杏树[29]”的纪实描写，简短有力却饱含敬仰之情；《拟十字碑》中“臣死君兮他乡，妻死夫兮桁杨[30]”的句子，纪实简练却情感浓烈；《梅将军》“史不传，志未谱[31]”的慨叹，既补史之缺，又流露对无名英雄的惋惜与敬意。批判类诗作含蓄与立场鲜明并存，如《祠山三宝》以“真三宝”反衬“伪三宝”，委婉讽刺民众迷信盲从的行为，又彰显鲜明的批判立场；表彰类诗作则语气铿锵，如《真转运》中“迂儒五上状，十万饱残黎[32]”，直白赞颂真德秀的救荒功绩，情感真挚而有力。
（四）文化价值上，方志补阙、文化传承
《桐川乐府》兼具重要的文献价值与文化传承功能。针对广德地方志“荒唐悖谬”的问题，诗作以诗歌形式辨讹纠错、补充缺漏。如《娘子墓》援引《史记》《汉书年表》，辨析“中山靖王之妃”实为“广德王之妃”，牵出广德王国的历史，至今学界仍有争议；《刘尚书墓》对唐刘文静墓在广德的记载质疑，主张“留侍博雅君子，考古证今一顾误”，尽展严谨的考据精神。这些辨析与考证，成为地方史研究的重要佐证，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通过吟咏历史名人、古迹与民俗，诗作将岳飞战功、范仲淹遗踪、祠山信仰等文化符号固化为诗歌意象，使地方文脉得以传唱流传。如《赛神曲》咏三忠祠祭祀，既梳理了岳飞、练子宁、王叔英三位忠臣与广德的渊源，又强化了忠孝文化的传承；《复初书院》追忆邹守益讲学兴教的事迹，传承了“正学兴邦”的文化理念，让珍贵的文化记忆得以代代相传。
《桐川乐府》“以诗证史”的创新形式，既延续了古典乐府的艺术传统，又立足清代考据学风，实现了学术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为后世地方文化书写提供了典范。州守陈祥裔盛赞其效法古乐府传统，呼吁士绅父老广泛抄录、刊入州志，以弥补原有方志缺陷，传承真实历史，充分体现了这部作品在当时的文化影响力。
综上，《桐川乐府》既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亦是珍贵的地方史料，在题材、结构、手法与价值等方面均展现出一定艺术成就，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六、家族学术传承与吴玉搢的学术启蒙
吴宁谧家族的家学传承呈现薪火相传、代有才人的良性态势，子嗣及族亲多为学界俊彦，“皆以科第文章显名于世[33]”，共同构成出清代前期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家族网络。这种“父子相继、兄弟相承、姻亲相助”的传承模式，既彰显了吴氏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展现了清代士大夫家族文化传承的典型形态。
（一）子嗣学术成就
吴宁谧宦居广德期间，家中典籍罗列案头，诸子环绕书卷诵读，正所谓“几案缥缃儿解读[34]”。其毕生藏书治学、崇文传家，使得“籍五、昆玉皆能嗜学[35]。”吴氏五子悉承家学，日后深耕经史、金石、天文、诗文等领域，各有所长，展现了吴氏家族深厚的学术传承实力。
长子吴玉搢（1698-1773），字籍五，一字涤江，号山夫，晚号顿根、顿研，乾隆十年（1745）岁贡生，曾入都试教习、镶蓝旗教习，官至凤阳府训导，《清史稿》有传，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方志学家。他自幼受父亲启蒙，继承家族“以金石证史”的治学传统，在学术领域成就卓著。所著《别雅》五卷收入《四库全书》，另有《说文引经考》二卷、《金石存》十五卷、《六书述·部叙考》六卷、《正字通字》《天发神谶碑考》一卷、《四朝黄河图说》、评注《日知录》、删定《潜邱札记》《山阳志遗》四卷、《山阳耆旧诗》四卷、《十忆诗》一卷、《顿研读书笔记略》一卷、《钝研诗文集》三十卷等著作。吴玉搢的学术研究既注重实证考据，又善于创新方法，其《说文引经考》开创了《说文》引经研究的先河，《金石存》系统整理历代金石碑刻，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吴玉搢娶刘氏为妻，刘氏亦出身文化世家，夫妻二人相互扶持，共同推动学术研究，进一步巩固了吴氏家族的学术地位。
次子吴玉揖，字天诏，号菲木，邑诸生，精研《周易》与天文历算之学，著有《卦变图说》。乾隆十一年（1746），兄长吴玉搢编修《淮安府志》时，就地方时差等问题向他征询。吴玉楫深入研究，作《淮安分野考》《淮安里差考》《太阳出入里数通轨说》等文章，系统阐明各地时差关系，准确测定北京、淮安的纬度，与现代科学测定结果高度吻合，展现了深厚学术功底与科学精神。
三子吴玉授，字薪传、一字茶村，号享先，虽无诗集，仍有零星诗作传世，可见其深受家族文学氛围的熏陶.。
四子吴玉拱，字璧合，一字碧褐，邑诸生，亦有一定才学。
五子吴玉抱，字完璞，号南生，最得长兄吴玉搢宠爱，乾隆六年（1741）拔贡生，著有《滑台访古诗》《南生诗草》。其妻潘氏亦善诗，夫妻常以诗文唱和，传为佳话。
孙辈中，吴玉搢长子吴初枚，字冠雅，号寄天，邑诸生，著有《寄天诗剩》。其诗才清丽秀美，然终因时运不济而湮没无闻，“诗才清美而沈困以没[36]”，令人扼腕；次子吴次枚，字致龙，号鸣嬉，邑诸生，著有《自怡轩诗钞》《说文引经考补遗》，延续了父亲的学术研究方向；吴初枚子吴松，字承书，邑诸生；吴玉揖子吴坦，号古愚，邑诸生，著有《袁浦吟稿》，在诗歌创作领域展现出一定才华。
此外，吴宁谧从兄吴宁谔之子吴玉镕（1707-？），字大冶，号稻孙，幼承家学，学识渊博，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著有《稻孙楼诗》。他在登第后所作《自述》云：“书田何幸接前光，三世锄经食报长[37]。”生动记述了家族世代耕读传家的优良家风，展现了吴氏家族转型前的深厚底蕴。其曾孙吴兰陔，字承孝，茂才，亦喜吟咏，延续了家族的文学传统。
吴氏家族数代人的治学实践，已呈现出乾嘉学派重考据、尚实证的鲜明特征，其“以经史为基、以金石为证、以实用为本”的治学理念，为后来考据学的兴盛提供了早期范例，彰显了清代士大夫家族崇文向学、薪火相传的文化精神，成为中国古代家族文化传承的典范。
（二）吴玉搢在广德的学术启蒙
吴玉搢自幼天资聪颖，展现出过人的学术天赋。其父吴宁谧虽身为学官，却以金石之学为雅好，这种独特的家学氛围与广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共同为吴玉搢的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学术沃土，使其在广德度过了至关重要的学术启蒙岁月。
关于吴宁谧出任广德学正的时间，乾隆五十九年（1794）《广德州志》记载为康熙五十五年（1716），但更可靠的史料表明，其实际任职时间更早。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仅八岁的吴玉搢投奔父亲来到广德，寓居在广德州署衙舍，开启了其学术人生的启蒙之旅。在广德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吴玉搢在父亲悉心栽培与地方文化浸润下，逐步走上了金石考据的学术道路，其学术启蒙呈现清晰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为古文字研习阶段。韩梦周在《吴山夫先生传》中记载：“八九岁即喜辨识古字[38]。”这种对古文字与生俱来的敏感，预示了他日后在古文字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从辨识古文字入手，系统学习文字演变历史，培养起对古代文献的浓厚兴趣，为日后金石考据与古文字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第二阶段为共同拓碑阶段。据吴玉搢《金石存》凡例记载：“先大夫广德任内，每得古碑必召搢同拓[39]。”每当吴宁谧发现古碑刻，便会召集吴玉搢一同参与拓印，从选纸、刷墨到揭取拓片，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通过这种实地实践，吴玉搢不仅掌握了拓印碑刻的基本技能，更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金石资料，培养了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与实证研究方法。
第三阶段为接触金石实物阶段。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三岁的吴玉搢开始痴迷印章之学，《十忆诗·印章》云：“余年十三四即酷好此[40]”，这是他系统接触金石实物的开端。他广泛收集古代印章，潜心研究其形制、文字、材质，通过实物观察与比对，深入了解古代金石的艺术特征与历史价值，学术视野不断拓宽，研究方法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实证特色。
第四阶段为金石学考据阶段。《金石存》卷十《吴天纪砖》记载：“搢昔侍先君子官桐川，时夏月，溪水盆涌，潘骆村有古冢为水所破，砖甃倾露，砖上有一行，土人拾以示余，字画虽不甚工，然有黄初、正始遗意，余亟趋溪上寻取书，皆破碎不全，无可榻者[41]。”段朝端推测，此事发生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前后。当时广德遭遇洪水，冲毁了一座古墓，出土带有曹魏“黄初”“正始”年号的砖铭。少年吴玉搢立即赶赴现场考察，对铭文进行记录与研究，展现出强烈的学术探索精神。康熙五十六年（1717），二十岁的吴玉搢获友人张芝桥（莱州知府张桐子）赠送济州汉碑拓片，“余生年二十，嗜此废寝食。所购虽不多，力欲探幽赜[42]”，从此更加潜心钻研金石之学。《金石存·自序》中“弱冠以后，孜孜收集[43]。”《十忆诗·汉碑》中“积三十余年之力，得汉唐碑版二百余通[44]”的记载，表明此时拓碑、考据已成为他的日常，正式开始了系统的碑版考据生涯。
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七岁的吴玉搢在广德与宣城隐士沈廷瑞结为忘年之交。他在《沈处士画册》诗中深情追忆这段友谊，既赞颂了沈氏祖孙的忠贞气节，又感佩其高超的艺术造诣，更在“画成人自传其真[45]”的感悟中，交织着文人相惜之情与文化遗产的守护之思。沈廷瑞年七十余，仍两过淮安探访吴玉搢，可见二人在广德结下的深厚友情。
吴会、吴介、吴愈之名源于韩会、韩介、韩愈兄弟，这一命名渊源，无形中浸润了吴氏家族的文学品位。吴宁谧对唐代李白、杜甫和韩愈三家诗文情有独钟，六十岁之后仍手不释卷，坚持手抄三家诗作，痴心不改。吴玉搢亦受父辈、祖辈的熏陶，诚如诗句所云：“一卷少陵诗，尽日手中把[46]”“祖豆杜与韩[47]”，道尽了对杜甫、韩愈的尊崇。
康熙五十七年（1718），二十一岁的吴玉搢回淮安参加岁考，成为府学附生。康熙六十一年（1722）补廪膳生，学术声誉日益提升。雍正元年（1723），其父吴宁谧在广德州署病逝，二十六岁的吴玉搢扶柩归葬淮安，结束了在广德的少年时光。失去父亲的固定收入后，吴玉搢作为长子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靠游幕与课徒谋生，辗转于各地，但他始终未放弃对金石之学的追求。
“余生八岁即涉江居故鄣，几二十年，然后返里门[48]”“自乙酉入皖至是十九年，故《十忆诗》小序云几二十年[49]”，吴玉搢在《十忆诗》中的自述，不仅记录了他的学术轨迹，更凝结了对父亲教诲的无尽感恩，饱含着对广德岁月的深情追忆。在广德的近二十年间，从辨识古字到系统考据，从跟随父亲拓碑到独立考察遗迹，他的学术启蒙循序渐进、层层深入。这段宝贵的岁月，不仅培养了他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与实证创新的学术方法，更塑造了他淡泊名利、执着追求学术的人生品格，为其日后编纂《金石存》《说文引经考》等重要著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最终使他成为清代早期独树一帜的金石大家。
参考文献：
注[1] [4] [6] [33]﹝清﹞李元庚《淮安河下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
注[2] [13] [17] [18] [20] [38] [40] [43] [44] [45] [48]﹝清﹞吴玉搢《十忆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注[3]﹝清﹞张兆栋、孙云修同治《山阳县志》。
注[5]（清）蒋汾功《读孟居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注[7] [8] [9] [21] [22]﹝清﹞金秉祚修乾隆《山阳县志》。
注[10]﹝清﹞杨福鼎修光绪《高淳县志》。
注[11] [12] [14]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清﹞吴宁谧《桐川乐府》，乾隆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注[16] [34] [35]﹝清﹞周在建《近思堂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注[19] [36] [49]﹝清﹞段朝端《吴山夫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注[37]﹝清﹞吴玉镕《自述》，见丁晏辑《山阳诗征》卷十九，周桂峰点校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注[39] [41]﹝清﹞吴玉搢《金石存》，嘉庆二十四年刻本，李氏闻妙香室，国家图书馆藏。
注[42]﹝清﹞丁晏辑《山阳诗征》，周桂峰点校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注[46]﹝清﹞程晋芳《勉行堂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注[47]﹝清﹞阮葵生《阮葵生集》，王泽强点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作者：张超，文章来源：：“文史淮安”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