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人或许不知道，著名学者钱钟书最推崇的北宋诗人之一，竟出自咱们这片土地。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选取淮阴诗人张耒（字文潜）的诗歌多达8题10首，在北宋诗人中仅次于苏轼，追平了王安石，超过了欧阳修、梅尧臣、黄庭坚及陈师道等著名诗人。

钱钟书推崇张耒，首要原因是张耒的诗“最富有关怀人民的内容”。比如《有感》一诗就讽刺了封建官僚作威作福，虐害人民，而《劳歌》一诗则强烈地反映了农工条件的恶劣，张耒叹息说，“人家牛马系高木，惟恐牛躯犯炎酷。天工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福”。《容安馆札记》更是抄录了张耒的《八盗》一诗，该诗以现实主义笔法描绘了八名盗贼结伙作案、壮大队伍、最终部分被官府捕获的全过程，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与官民关系。

另一方面，是因为张耒富有才华，钱钟书在《容安馆札记》中明确地说张耒“才情远在秦（观）晁（补之）之上”，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钱钟书在《谈艺录》中首次论及张耒的七律，认为他在苏门诸子中“最格宽语秀，有唐人风”。而《宋诗选注》的张耒小传中指出他的作品“风格也最不做作妆饰，很平易舒坦”。《容安馆札记》则论述得更加全面，指出张耒“以白战制胜”。也就是说与苏门其他诗人刻意追求气骨、雕琢词句的风格不同，张耒的诗看似平易，甚至有些浅淡，但“独饶情韵”，时常能在“靡浅率懈”之中透出“流丽挺秀”的韵味，并从根本上说明张耒“七言古近体尤擅长，古体每上接张（籍）王（建）乐府，近体每上接香山（白居易）而下开剑南（陆游），然独到处较二家苍润含蓄”。钱钟书此论不仅将张耒置于苏门群体中对照，凸显其独特性，而且还说明了张耒在宋诗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钱钟书指出陆游《霜风》“岂惟饥索邻僧米，真是寒无坐客毡”，就是借鉴了张耒《寄陈鼎》“常忧送乏邻僧米，何啻寒无坐客毡”。

张耒诗歌的最大特色是杨万里《读张文潜诗》中所讲的“自然”：“晚爱肥仙诗自然，何曾绣绘更雕镌。”或者是晁补之在《题文潜诗册后》中所讲的“容易”：“君诗容易不着意，忽似春风开百花。”其实，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提到张耒的老师苏轼早就说过“秦（观）得吾工，张（耒）得吾易”的话。“自然”和“容易”，也就是钱钟书所说的“白战制胜”。当然，这种“自然”“容易”并不能理解为一种简单的浅易平近，而是非一般人可及的自然奇逸。

就用张耒七律《和周廉彦》中的“新月已生飞鸟外，落霞更在夕阳西”一联来说明。方回的《瀛奎律髓》选录了这首诗，并下批语为“不见着力，自然浑成”。纪昀的批语则是：“何等姿韵！何必定以语含酸馅为高！”二人都对张耒的“自然诗法”作了高度肯定，但对诗中“美之何以为美”却没有阐明。钱钟书于《宋诗选注》中对此联作了详细剖析，认为张耒的写法与梅尧臣的诗句“夕阳鸟外落，新月树端生”一样，在描写眼前的景物时采取了“把一件小事物作为一件大事物的坐标”的写法，“一反通常以大者为主而小者为宾的说法”，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方式。从而此诗在“自然”的背后，蕴含了别样之美。

钱钟书对张耒诗歌创作的师法对象，也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指出除了学习白居易之外，张耒还广泛地学习了张籍、陶潜和杜甫。

《宋诗选注》张耒小传明确提到“他受白居易和张籍的影响很深”。《竹坡诗话》记载张耒在其《输麦行》诗作之后写有题跋：“此篇效张文昌（籍）而语差繁。”可见张耒对于张籍乐府诗的喜爱。正因如此，张耒的诗歌中多有关心民生疾苦之作，他对诗歌功能的理解，与苏门其他诗人相比，也要来得广泛得多。张耒认为，“大至于朝廷之政事，广至于四方之风俗，微至于匹夫贱士之悲嗟、妇人女子之幽怨”，都可以写入诗歌之中，这与张籍乐府诗的精神一脉相承，重在写实，“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展现了深刻的社会关怀，不愧为“本朝（北宋）乐府第一”。

《容安馆札记》则指出张耒有不少的诗篇是学习陶潜的，尽管学得“皆未为工”。苏籀《栾城遗言》云：“张十二（耒）病后诗一卷，颇得陶元亮（潜）体。”这大概就是钱钟书指出来的《次韵渊明饮酒诗》《冬怀》《春日杂诗》等诗作。因为苏轼贬谪南海，遍和陶诗，张耒学习陶潜或许是受到了苏轼的影响。苏轼去世后，张耒次韵陶潜，则明显带有缅怀先师的意味了。

《谈艺录》谈到张耒诗学杜甫，雄阔高浑，弘畅秀朗，与黄庭坚、陈师道等人学习杜甫的瘦硬拗峭完全不同。张耒的《遣兴次韵和晁应之》先后八首“尤苦学少陵（杜甫）”，其中的名联颇多，如：“清涵星汉光垂地，冷觉鱼龙气近人”，“暗峡风云秋惨淡，高城河汉夜分明”等，皆如《宋诗选注》张耒小传所论：“读他的七言律诗常会起一种感觉，仿佛没有尝到陆游七律的味道，却已经老早闻着它的‘香气’，有一小部分模仿杜甫的语气雄阔的七律，又好像替明代的前后七子先透了个消息。”

当然，钱钟书指出张耒除了七律学杜甫，其古体诗中也不乏学习杜甫的佳作。张耒《离黄州》一诗就是最好的例证。《容斋随笔》云：“何大圭曾谒文潜（张耒），凡三日，见其吟哦老杜《玉华宫》诗不绝口。自谓平生极力摹写，唯《离黄州》诗稍近。”钱钟书《容安馆札记》摘录此诗后，附按语曰：“淡而敛，一变平日铺衍之习，遂成高格老笔。”对此诗评价颇高。

在《谈艺录》中，钱钟书还澄清了一桩与张耒密切相关的公案。黄庭坚在崇宁元年（1102）作《次韵文潜》诗：“水清石见君所知，此是吾家秘密藏。”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黄、张二人谈论诗艺的秘诀。其实，这不过是黄、张二人历经党祸，“投老同为逐客”，皆懂得“口舌难争，坚壁勿战”，“当息躁忍事，毋矜气好胜”的道理，遇事要三缄其口，明哲保身，而日久论定，是非自分。

总之，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指出张耒是“宋人之有唐音者”，不随苏门诸子矜尚气骨、雕琢词句，舒和坦衍，不用典藻，在“自然”“容易”的表象之下，蕴蓄着深沉的关怀与丰腴的情韵。钱钟书于张耒用力甚深，表彰不遗余力，既见其作为学者的卓识，亦透露出其本人对于诗歌“自然浑成”之境的倾心。透过钱钟书的眼光来认识张耒，我们不仅能读懂一位学者的诗学见解，更能走近这位从淮阴走出的北宋诗人，触摸到这片土地曾经滋养过的文采与风骨。张耒的诗篇，是淮阴文脉中不应被遗忘的一股清流，更是值得淮安人骄傲的文化遗产。

（作者：朱煜，文章来源：《淮海晚报》2026年5月11日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