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隐士陶渊明爱菊，流传千古。而明代万历初年的南京秦淮河畔，也有一位特别喜爱菊花的清廉官员。退休之后，他不结交权贵，只同亲朋好友往来。平时，他一心一意在家种菊自娱，他编撰的《东篱品汇录》，总结了“种菊十要法”。这样一位“菊痴”而非“官痴”“权痴”，乃是明代后期被朝廷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盱眙籍官员卢璧。

弃武从文

卢璧（1500一1577），字国贤，号玉田，盱眙人，明万历《帝里盱眙县志》、清乾隆《盱眙县志》、清道光《上元县志》、清同治《上江两县志》、清光绪《盱眙县志稿》、清光绪《漳州府志》《江南通志》等方志中均有他的小传。

卢璧的祖上响应朱元璋的反元号召加入起义军。大明建都金陵后，其祖上受封羽林军右卫指挥使。自此，这一家族的男丁便世代在南京应天府金吾卫当兵，驻扎于应天府西南部。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族人不甘心只当职业军人，于是开始弃武从文。

卢璧在明嘉靖八年（1529）考中举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考中二甲第三十三名进士，从而踏上仕途，在南京户部任主事。

明初定都应天，永乐皇帝“奉天靖难”夺了建文帝的皇位后，下令营建北京并迁都。原来的应天随后被改名为南京，原来的中央六部在南京也保留了一套“备份”，被称为南京六部。担任多年主事后，卢璧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改任漳州（今福建潼州）知府，因此成就了一番“保境安民”的事业。

保境安民

16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殖民者开始将殖民主义触角伸向东方，古老的中国遇到新的挑战。漳州地处东南沿海，是一处繁忙的商港，早年经常受到倭寇袭扰，百姓深受其害。明嘉靖年间，葡萄牙殖民者的军舰来到福建沿海，并伺机登陆侵扰，引起百姓恐慌，造成治安混乱。卢璧到任后，深入研究漳州府的地理位置，一方面着手修缮堤防、加固城池、增建亭台、设置驿站，一方面加强防范、训民练兵、增哨巡海，全面提升陆上和海上的防御能力。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初，葡萄牙舰队再次闯入漳州南部宫前湾海域的大澳、走马溪等处停泊。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的朱纨大怒，命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会同漳州知府卢璧、龙溪知县林松将两地官兵、民间武装集中在一起，共同发兵反击。卢璧建议，因敌情不明，要吸取以往教训，不要强攻葡萄牙舰队，而应智取。于是，在卢璧等人的指挥下，数十名身手较好的官兵化装成商人，乘船接近葡萄牙舰队，假装购买货物。随后，十几艘战船悄悄从两侧包抄葡萄牙舰队。卢璧与柯乔、林松等一起现场督战，直接指挥。这伙葡萄牙海盗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占，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官兵的对手。经过三天激战，明军大获全胜，这就是走马溪海战。战后，卢璧立即在漳州府衙升堂，亲自提审俘虏，通过一一甄别确定了主犯、从犯，并分别定罪。据王士骐的《皇明驭倭录》记载，此战明军“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番四十六，皆狞恶异状可骇；贼首贵等一百十二人、妇二十九，斩级三十余，他资械等称是，皆五澳宿贼骁黠者，井歼焉”。

此次走马溪大捷，震慑了海盗，狠狠打击了外敌气势，让葡萄牙殖民者的船队不敢再侵犯福建沿海。此举也断了不法商人走私洋货、牟取暴利的路子，使一些贪官污吏失去了坐地分赃的机会，因而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后来，他们以卢璧等人对待俘虏量刑过重、处罚失当、滥开杀戒为由，向朝廷控告。嘉靖帝下令追究巡抚朱纨、巡海道柯乔、都司卢镗、知府卢璧等人的责任。结果卢璧被免去漳州知府之职，改调内地。据清光绪《漳州府志》卷之八《祀典》记载，漳州官民为纪念卢璧，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在城内设立卢公祠，当时香火鼎盛。

改革马政

离开漳州后，卢璧先后担任汉阳（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彰德（今河南安阳）两地知府，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后来，他又擢任陕西苑马寺少卿。

苑马寺少卿是管理陕西全省（包括今陕西、甘肃和宁夏三省范围）军马饲养工作的官职。军马是古代行军打仗、运送后勤物资、实施战略机动的主要力量，因此历代王朝均高度重视养马，尤其是称为马政的军马管理，被上升到国之大事的高度。明朝朝廷为了保证军马的供应，非常重视马匹的繁殖，实行民养、畜牧两种办法。其中，官牧主要是苑监官牧制度，设苑马寺等专门机构来组织和管理军卒养马，共设北京、辽东、陕西、甘肃四个苑马寺，隶属于兵部。各寺设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苑马寺卿是掌管苑马寺的最高长官，官阶从三品。其职责为掌所属各牧监、各苑之马政，听命于兵部。只有官阶达到布政司参政、按察副使的官员才有望升补此位。

明嘉靖三十年（1551），卢璧从沿海来到中原，又从中原来到西北的茫茫草原。明朝中期以后，在政治、经济、社会局势多变的背景下，马政日趋败坏，军队和民间的养马户因养马法律严苛而逐渐疲惫，官僚体制的弊端更是导致马政趋于崩溃，而随着宗室藩王以及各地官绅土地兼并问题越来越严重，养马草场悉数被侵占，西北边疆地区军队的军马也得不到有效保障。卢璧对此忧心忡忡，深入各马场进行详细调查，详细了解马政实情。针对当时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他经过深思熟虑，向朝廷呈上一份关于马政改革的奏折。据《明史》卷六十八《兵四》记载，卢璧在奏折中提出：“请督逋负、明印烙、训医药、均地差以救目前，而辟场广蓄为经久计。”具体而言，就是马政“三策”：一是在养马经费方面，督察催缴各地拖欠的相关赋税；二是在马匹管理方面，严格验明马匹质量并烙印编号，进行分类统计；三是在马匹养殖规模方面，利用西北有利条件开辟新的牧场，对原有草场和土地进行优化。这些建议得到了嘉靖帝的赞许。

归乡种菊

卢璧为官一生，常在官员考核中被列为优等而上报朝廷（古人称为“奏最”），故明清几部《盱眙县志》均盛赞卢璧为“居官清介，奏最天下清官第一”。

卢璧是一位典型的以儒学思想修身立命的官员。他天性孝友、待人真诚，见有学士孤寒，便奉薪资助、奖进解困；他礼贤下士，拜访地方贤者、资深学者，在漳州时见学者陈富家境贫寒，便慷慨赠米十石。晚年，卢璧来到南京，在繁华的秦淮河畔开园圃、种菊花，颇有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安然恬静。生前，他自撰墓志铭以示不求于人；身后，他的长子回到盱眙县考学，子孙平淡生活、鲜有人知。卢璧一生留有《治漳备忘录》《关中集》《雨山墨谈》《客窗闲话》《东篱品汇录》等著作，并主持修撰明嘉靖《漳州府志》。其中，万历《帝里盱眙县志》卷十二《从杂志·著述》评价《东篱品汇录》：“汇名菊百八十种，品种总计五百四十三种，又种植十要法，为之最全。”明万历年间，南京文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历数天下清言，称赞：“卢苑马璧之贞恬……在今日尤堪楷式。”

（作者：罗志，文章来源：《淮海晚报》2025年12月22日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