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正式成为淮安府府学生员，也就是百姓俗说的考中了秀才，当时被视为神童，一时登门拜访、求文问字的络绎不绝；录取他的督学使者夸奖他“得一第如拾芥耳”，这就是预测他将来功名上再进一步正式踏上仕途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吴承恩塑像

但事实上吴承恩科举蹭蹬，近30年中大约7次参加乡试却未有寸进，然后大约在44岁时入岁贡，60岁时在挚友李春芳的帮助下获任八品的长兴县丞，又转荆府纪善，仍是八品。这种人生经历，堪称高开低走，不算理想。

但吴承恩的社会与文学交往却很特殊。他的社交圈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存在特定关系的官员，比如淮安知府和驻扎在淮安漕运总督衙门官员，从青少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晚年。类似情况在他人身上比较少见。

知府是地方政府官员，一般为从四品或者五品，由于是子民的父母官，百姓们一般都有概念。

需要介绍的是简称为漕督、督抚的漕运总督：自永乐帝将京城北迁之后，大运河的地位便日益重要。为了保证大量京城所需物资的顺畅运输，朝廷设立了一个总督漕运衙门，将大运河沿线各地包括南方九省粮草钱财的征收、仓储、转运、保卫等各项功能及保障运河输送功能的职责都归之于这个衙门；衙门的地点就在处于运河枢纽位置的淮安。

所有上述功能统称漕运，管理的最高官员为总督，一般是二品，有时甚至是从一品；又有一位总兵辅佐，一般是二品、从二品，地位都比知府高出一大截。

以一个秀才的身份，如果想见见知府，理论上也还有可能，因为知府会督查每年学中的考试，大概可以远远地看上一眼，特别幸运的甚至可以攀谈几句；对于总督，总兵官，则恐怕连背影都见不到。

但根据《射阳先生存稿》等文献提供的线索，吴承恩不仅得到了数位知府的青睐，交往稔熟，还与几位总督、总兵官往来密切。

说来有点奇怪，但捅破窗户纸，就很正常，这些交往都是建立在文学交流切磋的基础上。剔除一般的点头之交，根据《射阳先生存稿》能够确定与吴承恩有密切交往的官员大致有：

知府葛木、知府王灵凤、南京国子监祭酒马汝骥、漕运总督唐龙、漕运总兵万表、知府陈文烛、知府邵文哲。

他们与吴承恩形成交往甚至有了深厚友谊的基础各不相同，有的是基于对才学的喜爱，有的是基于文学的切磋，有的则是基于三观的共鸣；有的来往如忘年，有的则敬之如前辈，以下我们一一介绍，根据材料的多寡，或详或略，原则上以交往的先后为序。

葛木（淮安知府、嘉靖八年至十一年任）

葛木对吴承恩的感情基于赏识及器重，他最大限度地给了吴承恩力所能及的帮助。但他亦对亦错，对在他爱才，看到了吴承恩的出众才华而极力褒奖；错在他误认为吴承恩的文学天才应该在科举上有所收获，但最终却没能帮助吴承恩跨过乡试这道坎。

如果他能把吴承恩带在身边为幕僚——曾经有过这样的设想，但失之交臂——感召吴承恩能走出迷途，不再去弄什么《禹鼎志》之类的事态描摹，也许世上会多一位进士。当然代价可能是世上失去了《西游记》。

《恤刑疏草》

葛木，号卮山，浙江上虞人，进士出身，嘉靖八年至十一年任淮安知府。天启《淮安府志》对他评价颇高，说他在任上“性明敏，遇事立断，吏不能为奸。……重学校，尼寺橐奸，毁为书院以造士，士蔚然大兴。”

这所学校名为龙溪书院，应该是半民办性质，与完全官办的府学、县学略有不同，主要活动是讲学研讨。

因为办学，这位知府认识了学中翘楚吴承恩，认为这位年轻人前路广阔，于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期待，成为对吴承恩的人生道路产生过实质性影响的人物。

吴家的高祖经商小成后，曾经以纳捐的渠道成功转型，成为两世为学官的读书人家；但后来由于意外变故，家道复归艰难，其父吴锐则因家贫未能继续学业，只得弃儒经商，承袭了妻家的职业经营一爿出售丝绸小饰品的店面。

家庭这种角色身份的转换，实际上可以视为一种人生逆行，吴锐受影响极大，因此错失科举，而在内心深处留下难言的遗憾。

葛木备受吴承恩感激的一个举动是对他们家的氛围表示理解，并对吴锐老人家表示了尊重；他抬升吴家地位的一个具体办法就是邀请吴锐参加乡饮。吴承恩的《先府宾墓志铭》说：“郡太守卮山公，闻之以为贤，乡饮召为宾；不至，三命然后赴，然频频自谓不敢当也。”

何为“乡饮”？乡饮是一种古礼，是《仪礼》中唯一一种下达至于庶民的正式礼仪，其实行之意在于加强社会基层的道德与礼制建设。

郑玄注《仪礼》

《明史》称明朝对此非常重视，洪武五年诏礼部奏定乡饮礼仪，命有司与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学校；民间里社亦行之，“每岁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行之”：

其仪，以府州县长吏为主，以乡之致仕官有德行者一人为宾，择年高有德者为僎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三宾，又其次为众宾。……至期，宾将及门，执事者进报曰：“宾至！”主人率僚属出迎于外，主西面，宾以下皆东面，三揖三让，而后升堂，相向再拜。

以下主宾入座，由府县学官员担任的司正即宣布仪式开始，除赞唱之外，还要宣读《大明律》，还要由现任官员与主宾相互敬酒。

这种地位象征十分强烈的阵仗，做小生意的吴锐何曾有机会亲历？所以要勉力推辞，“三命而后赴”，而且要“频频自谓不敢当”。

而这种地位的抬升尽管是象征性的，但十分明确来自知府大人的抬举——是知府确定了他“年高有德”的地位，从《先府宾墓志铭》显然可以感受到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吴家的生存环境。

还有一件事也看出了葛木对吴承恩得格外器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孔子像

葛木到任的第二年，朝廷宣称孔子没有王位也不是诸侯，因此不宜用王号和享天子礼仪，于是下诏令去除孔子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神位一律改题“至圣先师”；将大成殿改为先师庙，祭祀撤泥塑，用木像。

各地当然照此办理，落实后也一定要有个仪式，仪式一定要知府主持，知府一定要有文稿宣告，通常府县学都有教喻之类的官员代办此类事务，但葛木把这个任务派给了学生身份的吴承恩，这也是为他长脸的意思。这篇《告先师庙文》现见于《射阳先生存稿》卷三。

吴承恩岂能不感激，岂能不明白葛木期待的报答是什么？但是他没有做到。

嘉靖十一年，葛木升职山东离开淮安，十三年转任山西，十四年病逝于山西任上。灵柩回乡途经淮安时，淮安百姓挽留祭拜，吴承恩写了一篇《祭卮山先生文》。

这篇文章是了解青壮年时期吴承恩生活状况的重要资料之一。由于与葛木的关系特殊和当时屡战屡败的特殊处境，吴承恩在这篇祭文中敞开心扉，对早早去世但已经永远地影响了他的恩师做一番哭诉，其中涉及许多吴承恩的个人事迹与情感。祭文先述事端：

痛嗟哉卮山先生！痛嗟哉卮山先生！公真长逝耶？非耶？前者之夕，有人传云：公病而得请矣，仆始以为疑。俄又传云：公归矣，次方家坝矣，闻之失喜。晨兴疾趋，及公之舟，则见灵车迁于沙次矣，丹旐翩于零雨矣，兵隶仓皇而买舟。家人洒泣而相告曰：公逝矣！痛嗟乎！天乎！有是哉，是邪？非邪？见闻既真，神悸心惑，惊怛号顿，五内震摧。心气少定，细问疾状，则云公卒于痞。

葛木病逝，灵柩经水路还乡必须经过淮安，吴承恩最初得到消息是恩师因病请退，官船已经到了淮安的方家坝码头。

《吴承恩诗文集笺校》

此时的吴承恩既忧又喜，清晨即赶去迎接，但见到的却是恩师的灵柩，葛公已经病逝矣。事出意外，此时的吴承恩“神悸心惑，惊怛号顿，五内震摧”。

以下叙述葛木在任时的政绩和淮安士绅的反应，还属常规，不过葛木此人大概确实有爱民之心、爱才之意，吴承恩作为最主要的受惠者之一，所以反应似乎更为强烈：

嘻！公旧时未闻病此也，乃以此殁耶？忆昔在吾淮，烨如游龙，振如鸣鹤，戴星听政，中夜而即安。烛照刀斩，精神奋扬，知者皆以为福禄寿考之征。而今则赍志百年，敛形一木，剑履不御，风凄惠帷，伤哉！伤哉！擅天之才，迈俗之气，竟何往耶？竟何往邪？淮方之民，怀公之德，罢市而哭，鬻衣而奠。

而吴承恩的内心，还有一番他人无法感受的痛楚情感：

《吴承恩集》

而况吾徒，承色笑之教，蒙国士之遇者，又何以为心耶？痛嗟哉卮山先生！痛嗟哉卮山先生！昔人有言，感恩易尔，知己实难。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而公顾辱知之。泥涂困穷，笑骂沓至，而公之信仆，甚于仆之自信也。公今逝矣，谁当念予虚浮无实之文；海内固亦有奖之者，而玄黄之外，孰能了仆之心也哉！嗟哉卮山公，今不可作矣，此生无相见之期矣。

吴承恩自谓此时他的心情远不止于感恩，他最强烈的感受是葛木与他有一种知己之情，“国士之遇”是所有一切的关键。从这段话中。可以读出以下丰富信息：

首先，吴承恩这几年的处境并不美妙。

其实这是可以揣摩得到的事情。他童年聪慧，少小进学，其前途曾引起过他人的无限遐想，但后来的发展却并没有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意外。

到本年，他已临而立之年，在学中已不算年轻，当年的学伴沈坤、朱曰藩等早已高中桂榜；虽然他自己在学中的各种测试中可能仍然名列前茅，但毕竟经历了四五次乡试的失败，头上的光环已经消退，这种情况下 “泥涂困穷”是必然的，“笑骂沓至”也不奇怪。而更难堪尴尬的是，这些他吴承恩都只能忍受，除了等待一张榜单喜报证明外，别无他法。

其次，更深层一些的意味在“淮海之竖儒”“迂疏漫浪”且“不比数于时人”这样的表述中。

这看来是自谦，是因为功名没有着落而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自我批判，但我觉得这实际上应当视为是吴承恩对自己某些行为的抗辩。这时期他遇到一些冷嘲热讽本不意外，问题在于他的内心其实并不认可社会对他的行为的批评。

什么行为？从蛛丝马迹中透露出他不被人理解，被认为“迂疏漫浪”“虚浮无实”的行为就是读志怪、写传奇、选词集，社会对此深恶痛绝，但吴承恩却显然不愿意放弃。

《禹鼎志》序

第三，葛木得到吴承恩尊重的最大原因是他对吴承恩的行为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容忍甚至是理解、赏识，甚至能透过科举的这层帷幕看到了吴承恩的真正才华，对他有“国士之目”，“公之信仆，甚于仆之自信也”。

葛木的逝世，让吴承恩感到从今之后再也不会有人对他的“虚浮无实之文”表示关心了，天地之下再也不会有人能读懂他的内心世界了，这是他最伤心的地方。

这里吴承恩还说到一件重要的事：

独念去岁之秋，公闻晋阳之擢，解镇南省，旌麾渡淮；未几复道扬如晋。公之道淮也，仆方滞于外；公之道扬也，仆适病于家。前不得拜公于门，后不得从公于远。过承遣使，锡以教言。会晤参差，尔时不以为恨，意以为他日可酬，岂知遂为永别耶？

“去岁”即嘉靖十三年，“秋”，大约是八月。

这时葛木由山东按察副使升任山西布政司右参政，上任之前先回家乡省亲，途经淮安时做了逗留。

这本是吴承恩与恩师面晤的机会，但吴承恩“方滞于外”，也就是正在南京赴考，因此没有见上面；“公之道扬”，指葛木回程经过扬州去山西履新（案：去山西走旱路可不经淮安），“过承遣使，锡以教言”，特意派人从扬州来淮安传话。

这很需要留意。葛木此时应当已经知道吴承恩落榜的消息，应该会有一些惋惜之意，但专门逗留在扬州并派人来淮安安慰则无论如何是一种非常行为，所以有研究者怀疑葛木有可能想把吴承恩带到山西任上，一来可做幕僚，二来稍平其心境。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葛木既派专使，就是立等回话。

吴承恩此时恰恰“病于家”，不能成行。这场病，自是与乡试失利有关。祭文的最后一段在追忆葛木的政绩后，痛责自己：

今与公辞矣。碌碌人中，尘土如旧，我实负公，其又何言？自今以往，亦愿努力自饬，以求无忝于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树立，亦卮山公门下士也，持此以报公而已。

“尘土如旧，我实负公”与“自今以往，亦愿努力自饬，以求无忝于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树立，亦卮山公门下士也，持此以报公而已”数语，自责自誓，甚为沉痛。

透过《祭卮山先生文》，吴承恩这数年的处境和心路历程可略见一斑。

王灵凤 （淮安知府，嘉靖十一年至十四年任）

王灵凤与吴承恩直接交往的材料不够具体。但是这位王知府与其前任的办学理念相同，所以葛木创办的龙溪书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学院对吴承恩的影响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论题

王凤灵，福建莆田人，进士，嘉靖十一至十四年间任淮安知府。《淮安府志》说他“为政务大体，从容安重，庶务咸办。先，葛公辟龙溪书院，公因而宏广，广征属邑士与肆……故一时显闻仕路者多其门人。”

显见王灵凤也是位重教育办实事的官员，对葛木创办学校的施政思路比较认同，龙溪书院在他手里已渐成气候。

嘉靖二十九年吴承恩决定放弃经科举走上仕途的念想，愿意以岁贡生的身份进京谒选。而前一年，他的一位经历类似的学中朋友汪云岚已经被分派去了湖南巴陵县任教喻，这是吴承恩现实的出路。

当时他写了一首长诗《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射阳先生存稿》卷一）送别，其中对龙溪书院的学中生活有激情回忆，我们截取一段：

忆昔龙溪鸣鼓钟，后有王公前葛公。

君方弱冠游其中，玉树青葱明曙风。

当场小战号佳手，乌府栢榜连作首。

挥毫四顾气腾虹，擢第登科亦何有？

风飞雨送三十年，襕衫犹在镫窗前。

后尘衮衮总新样，万事纷纭休问天。

昨来始得随宾贡，共道文章小成用。

诗说，当年在葛、王二公创办的书院，他们同学也曾经意气风发，有名头，有佳绩，但时过境迁，三十年寒窗风雨已过，科第的梦算是做完了。

听天由命吧，如今出贡，也算文章成用，对自己有了小小的交代。

骏骨谁知马首龙，卑飞不免鸦嘲凤。

潞河冰尽春帆开，来年重上黄金台。

舒颜就教恍疑梦，执笔佥凭犹自猜。

丈夫功名未可必，时运到时终俯拾。

处世还须算晚来，逢人且莫夸畴昔。

虽然整体看心境还算平和，但也难免对自己（包括朋友）的怀才不遇发了点牢骚。

送君动我昔年心，付与长安曲米春。

莫笑狂奴仍故态，龙溪我亦法筵人。

最后说，你现在的去处也就是我的出路，一切随缘吧。请允许我狂态还在，毕竟我们曾经在龙溪这个舞台上展示过、张扬过。

通过这首诗我们回看吴承恩当年的状态固然重要，但更值得探究的是吴承恩在龙溪书院收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和鼓励，以致他近二十年后还感到骄傲？

回到葛木和王灵凤努力推进的龙溪书院。刘怀玉先生认为淮安没有叫龙溪的地名或者人名，“龙溪”的命名，似乎大有寓意，很可能与别号龙溪的心学名人王畿有关。此说或可参考。

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浙江绍兴人。嘉靖二年进士不第，返乡受业于王阳明；五年乡试中式，但未参加会试而专心协助阳明讲学，有“教授师”之称，为王阳明最赏识的弟子之一，当时便很有名。

联系前面说到，曾经在龙溪书院讲学的胡琏有心学色彩；后面还要说到，与吴承恩交往密切的漕运总督唐龙也和阳明心学有关系，如果把我们说到的所有线索联系起来，龙溪书院的学派色彩是不是值得探究？

阳明心学是儒学的分支，当时正是兴起阶段，它与朝廷尊崇儒学的政策并不抵触，但对儒学的解读稍有不同，比较起来更注重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对于已经显得陈腐的传统儒学有相当的冲击，所以颇受一些已经感受到时代变化气息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欢迎。

如果能够确认龙溪书院传播的是阳明心学，那么我们解读吴承恩、解读《西游记》应该是多了一个视角。

唐龙（漕运总督  嘉靖七年至八年任 ）

唐龙（1477-1546），字虞佐，号渔石，浙江兰溪人。嘉靖七年至八年在淮安任漕运总督。很奇怪，总督位高权重，但却与淮安府的秀才吴承恩交往密切，要知道他们的地位等级相差实在有点大，就如前面所说，如果不是机缘凑巧，秀才们大概连总督的背影都看不到。

《射阳先生存稿》

在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中，首先可以见到在嘉靖七年唐龙初到淮安时吴承恩写的一首《海鹤蟠桃篇》诗。

这是一篇七言古诗，前有一小序，说：“嘉靖己丑，渔石唐公开督府于淮，时大母太夫人留婺，献岁发春，年盖八十矣。公于是寄图为寿，而命小子制篇。”

这是交代本篇的写作时间和因由，说唐龙兰溪人，兰溪旧称婺州；本年唐母八十寿诞，唐龙因不能亲自为庆母寿，便寄“海鹤蟠桃图”回乡，吴承恩受命题诗为颂。

诗是好诗，极好地体现了吴承恩行文的奇思妙想与文笔的神奇浪漫。开篇即云：

蟠桃西蟠几万里，云在昆仑之山瑶池之水。

海波吹春日五色，树树蒸霞瑞烟起。

倚天翠云峩峩，下临星斗森盘罗。

开花结子六千岁，明珠乱缀珊瑚柯。

彼翩知是辽东鹤，一举圆方识寥廓。

八极孤抟海峤风，千年遥寄神仙药。

这是从贺寿图本身入手，鼓吹神话境界，把唐龙的心意表达出来。以下便是对受贺的唐母的祝颂：

中丞命世出风尘，夫人信是真天人。

平生手抱生麒麟，斑衣玉带三千春。

记得江浙一带曾广泛流传着一则徐渭徐文长（或云解缙解学士）少年聪慧的故事。

说少年解缙有次外出，遇见人家为老母亲贺寿，他上前表示要做诗庆贺，主人当然表示欢迎。他的第一句是：“这个女子不是人。”

此言既出，满屋大惊。但不待主人发作，他的第二句已脱口而出：“九天仙女下凡尘。”自然是让主人转惊为喜。

谁料众人的大气尚未喘平，他又来一句：“生下的儿子都是贼。”再把气氛绷紧。而最后一句“偷来蟠桃敬母神”，自然又是出人意表赢得满堂彩。

现在看吴承恩的诗，真是有了种民间智慧的意思，要知道，这可不是传说，而且时间上吴承恩比徐文长要年长一些。诗的最后是：

金门更问东方朔，华表重逢丁令威。

令威挥动白云袍，春酒年年艳碧桃。

北斗一星随婺女，瑞华长傍紫微高。

颂词作结，气氛祥和热烈；重点转到唐总督身上，把他比作东方朔、丁令威，这又是高级恭维。

如果说这首诗还有应酬的意味，那后来吴承恩在诗中称“我师渔石”，数年后的一首《寄渔石唐公》送唐龙从南京任上归乡，就都是货真价实的友情交往了。

二人地位悬殊，吴承恩一介布衣，与唐龙发展出较为密切持久的关系，刘怀玉先生认为这与唐龙喜爱神话志怪有关。

《渔石集》

唐龙所任漕运总督一职，兼抚淮安、扬州、泸州、凤阳四府和徐州、和州、滁州三州，基本上就是淮河中下游一带；而这一带都祭拜淮水水神无支祁，最典型的就是盱眙龟山，既有淮渎庙，又有支祁井、支祁宫等古迹。

期间，唐龙写过一篇《淮渎庙碑记》，其中提到淮水水神无支祁的事，语出《太平广记》，见出其读过这类志怪旧籍，甚至有可能读过《平话西游记》一类的通俗小书。

联想到吴承恩在《海鹤蟠桃图》中，通篇神话旧典，足见吴承恩青年时所学之杂和对神话所爱之深；而唐龙以总督身份邀二十来岁的吴承恩作题图诗，又显见是出于一种特别的赏识。这应当是他们长期保持关系的基础。

万表（漕运参将、总兵，嘉靖十一年起）

如果说唐龙与吴承恩的关系有点奇怪，那万表与吴承恩的交往就令人有点不解。他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是位武职官员。

万表（1498—1556），字民望，号鹿园居士，安徽定远人（或说浙江鄞县人）。十七岁袭父职为宁波指挥佥事，后中武举第一。嘉靖十一年在淮安任漕运参将，三十四年复来淮任漕运总兵，但不久因病乞归。

万表与吴承恩的关系恐怕也超出了一般在任官员与地方文士的关系，吴承恩曾有《赠鹿园万总戎》诗一组8首，但仅有4首在《射阳先生存稿》中有录；而后来刘修业先生发现万表的《玩鹿亭稿》中将吴承恩的8首组诗和小序全部收入。

这至少表示了一种尊重，体现了二人关系的密切。

马汝骥（南京国子监祭酒  嘉靖十七年至十九年）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国家的人才教育培训机构，类似于现在的行政学院或者教育部，祭酒相当于校长或者部长；因为明代的国家机构分设，南、北二京各一套班子，所以祭酒也就有南北两位。马汝骥，号西玄，嘉靖十七年起任南京国子监祭酒。

马汝骥的职位，按常理来说，对当时的吴承恩也是高不可攀的。但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卷三中有一篇写给马汝骥也就是西玄公的信《答西玄公启》，提供了他们交往的线索。

事情本身不复杂，马汝骥到任后，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了解了吴承恩的才名，于是对吴承恩表示赏识并邀请他担任幕僚也就是秘书之类的职位，而吴承恩写信婉辞。

但是这封信却是研究吴承恩的重要资料，因为吴承恩为了感谢马汝骥的赏识，真诚而真实地写出了不得不辞的原因和他自己的此时感受，留下了不少宝贵资料。

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自述感受的部分：

承恩，淮海竖儒，蓬茅浪士，倚门肮脏，挟策支离。上不能鸣钟佩玉，纪竹素于麟台；下不能带索披刍，激薪歌于豹谷。月旦虽工，翻淹马枥；春秋已壮，尚泣牛衣。徒夸罗鸟之符，误忝屠龙之伎。囊底《新编》，疏芜自叹，怀中短刺，漫灭谁投。”

如果说《答西玄公启》整体上看充满了对马汝骥的赞扬、恭维和为表示自谦、歉意而罗列的掌故旧典，那么上述这一段则是吴承恩自己心境、处境的真实写照，其中的关键词是“怀才不遇”：

“淮海竖儒，蓬茅浪士，倚门肮脏，挟策支离”，这是对自己状况心态的描述，所言貌似谦卑，实际上却显示出作者的桀骜不驯，不甘不服。

“月旦虽工，翻淹马枥；春秋已壮，尚泣牛衣”，这是目前的生活处境，说自己老大不小，科举却一再受挫，事业无成。

“徒夸罗鸟之符，误忝屠龙之伎”，表示明白地知道原因所在，所学虽高明，但对国家来说，不是经世之学；对自己来说，也不是实用之学。

“囊底《新编》，疏芜自叹，怀中短刺，漫灭谁投”，只有自珍自爱，恐怕不会得到真正的赏识。

问题是，什么是吴承恩自珍自爱但毫无实用价值，徒增怀才不遇之感、疏芜难用之叹的“屠龙之伎”？答曰：“囊底《新编》”！

吴承恩编《花草新编》明钞本页面（藏上海图书馆 ）

《新编》就是他编写的唐宋金元词选集《花草新编》。《花草新编》的问题我们另外有论述，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明了吴承恩人到中年时，尽管有巨大的科举压力，但仍然对文学情有独钟，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反映社会、改造社会。结合几乎同时出现的《禹鼎志序》《二郎搜山图歌》等，吴承恩此时的心态脉搏是可以摸到的。

邵元哲（知府，万历二年任）

邵元哲是知府，但小辈分。他在吴承恩兜兜转转，读完书，做完官，晚年回乡后任淮安知府。显然，他的年龄比吴承恩要小，两人关系的性质也不同。

邵元哲，贵阳人，进士，万历二年任淮安知府。天启《淮安府志》卷七“宦绩列传”：“邵元哲，任劳任怨，敢作敢为。时久罹灾伤，民困至极。公薄赋轻徭，极力兴利；不任耳目，蠹敝莫逃；强暴害命，锄之尽法。……种种善政，至今赖之。”

评价很正面，用“人以群分”归纳他和吴承恩的交往，应该恰当。

邵元哲对吴承恩非常仰重，其在任时，吴承恩已是归田乡绅身份，二人意气相投，交往甚为密切，在他任职的4年内，吴承恩以古稀之年，仍然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

《射阳先生存稿》中有多篇诗文涉及邵元哲，如《赠郡伯古愚邵公报政序》《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副宪序》《邵郡公邀同郭山人饮招隐庵》等。

其中提到的“郭山人”，名第，字次甫，是嘉、隆、万间以能诗著名的山人，与江南一带吴承恩交往圈子内的仕宦文人有广泛交往。

吴承恩回乡后交往密切的另一位知府陈文烛，我认为不属于与吴承恩没有特定关系的朋友而可以称为挚友，因此另有专文介绍。

（作者：蔡铁鹰，文章来源：“古小说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