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动荡，民生艰难，热血之士，欲挽狂澜，上战场，赴国难，求真理，追未来，每个人都演绎了一场精彩人生故事。

青春似火 挑起抗日救亡的重任

王艺（1913年~2003年），又名王良，本名王长有，涟水县保滩镇缺口村人。其父张朝民因家穷，入赘小月堆（缺口村7队）王家。王艺小时天资聪颖，学习刻苦，他的父母省吃俭用，供儿子读书，希望通过读书能取得好前途。王艺在“艰难困苦中接受完中等教育”，于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实验学校高中第一届。他在自述中说读书艰难，“历年费用，多出借贷，益以天灾人祸，纷至沓来，农村经济，久频破产，艰困之状，难以言喻”。尽管如此，他立下志向：“自今以往，艺当排除颓唐之气，痛自奋勉，以求学业之精进藉谋自救而救众生也。”1935年秋，王艺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来到青岛。在校时间，王艺非常活跃，踢球、游泳、唱歌，样样精通。这年年底，轰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旧历年期间，山大同学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王艺在寒假结束返校后，立刻积极参加了活动。由于部分同学到校外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遭到警察局镇压、逮捕，山大校方又宣告解散“抗日救国会”，并开除了六名同学，引发了学潮。在这民族危亡之际，满腔热血的王艺勇敢地承担起恢复“抗日救国会”的任务。 

1936年3月初，青岛的春天仍有些寒意，第一批被开除的同学除个别人，大部分如王广义、陈延熙等同学被软禁在市政府招待所内，等待坐船赴沪，每天都有不少人去看望被软禁的同学。分别那一天，全校有一半的同学都去招待所和他们话别，到大港码头送行的络绎不绝。大学生们本来就心中愤懑，再加上离别之情，所以内心集聚着不满的情绪。王艺看到了在同学中间发酵的对反动政府的不满情绪，在送走被开除同学后的第二天，就势召集了全体同学会议，出席的人数达到了全校的百分之八十，大家一致同意恢复“山大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选举王艺、周仲篪等为常务负责人。根据当时形势，为了积蓄力量，不适宜组织大规模活动，救国会就组织了时事座谈会、读书会、歌咏队、演剧队、学术研究会以及世界语学习班等等小型团体进行活动。除世界语每周学习一次外，其它都是穿插进行。大概复课以后两个月左右，日本海军百艘军舰抵达青岛耀武扬威，救国会为了表达不满，在校内下半旗，并派数名代表见沈鸿烈市长，要求全市下半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炫耀武力。1936年秋冬之际，日侵犯绥远，救国会随即召开大会，抗议日寇侵略，声援抗敌将士，并建立“绥远抗敌后授会”。11月，绥远军抗战取得百灵庙大捷，救国会派出了吴綪同学和周学普老师等数人前往慰劳。这年冬传来西安事变消息，时事座谈会活动频繁，大家情绪高涨，要求枪口一致对外，反对内战。1936年放寒假时，王艺偕李欣(失掉关系的共青团员)去上海寻找党的关系，并参加上海各界抗议国民党逮捕七君子大示威。王艺并参加各界救亡人士代表团(负责人是胡子婴，共八九个人)去南京，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要求释放七君子。

1937年春天，在中华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国立山东大学一批进步学生在青岛海滨公园（也有说是在中山公园），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山东大学队部，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李欣、王艺、吴綪、周仲篪、陈振麓、李风等20多人，选举吴綪担任队长，暑假前改选，由李欣当队长。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流亡同学经青岛转赴内地时，山大学生救国会向当时市政府社会局要求提供流亡同学住所，几经交涉，方将车站附近民教馆拨为流亡同学临时住所，山大歌咏队、演剧队多次为流亡同学演出。从这时起，山大救国会就走出校园，在街道上、公共场所进行抗日宣传，为使招待站有专人管理，就商请东北大学流亡同学邹鲁风负责，民先队每天都派人轮流协助接待工作。

崂山烽火 举起抗日武装的旗帜

1937年八、九月间，东北军五十一军进驻胶东，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地下工委书记项遒光住到山大以后，发展了李欣为中共党员。根据东北军工委的指示，李欣着手在山大建立党组织，恢复陈振麓的组织关系，发展他和王艺入党。1937年9月，经东北军工委批准，青岛特别支部在山东大学成立，李欣任书记，陈振麓任组织委员，王艺任宣传委员。青岛特支受东北军工委直接领导，任务是动员各界群众，组织武装起义，准备在日军侵占青岛后开展游击战争。10月间，工委派李欣到蔡晋康部队协助邹鲁风工作。工委指定王艺当工委与特支的联络员。青岛特支建立后，使被破坏近三年之久的中共青岛党组织又恢复了生机，很快在山大发展了一些“民先”队员入党，而且为组建抗日游击队伍确立了领导核心。作为工委与特支的联系人，王艺奔波于山东省内的各个联络点。10月下旬，他送信去泰安的省委，向省委负责同志汇报了青岛党组织和抗日救亡情况。回青岛后不久，又派他到诸城百尺河，了解当地发动游击战争的情况等。在此期间，王艺还恢复了王景瑞、王焕章的党籍，通过这些老同志得知毕家村的政治基础较好，特支研究确定，集中力量到郊区去，以毕家村、蓝家庄为中心，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于是，陈振麓和王艺带领着山大学生章茂桐、王桂荣等到崂山毕家村住下，和李西山、王景瑞、王焕章等一起，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游击队。曾驻在山大校园里面的海军陆战队送给山大救国会一批大刀、手榴弹给学生，这时成了这支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武器。

11月底，鉴于青岛党组织的力量发展到一定规模，中共东北军工委决定：撤销青岛特支，成立中共青岛市委，王艺奉工委书记指示，到青岛特支(在毕家村)宣布：即日起撤销青岛特支，建立中共青岛市委，由陈振麓任书记，王景瑞任组织部长，李西山任宣传部长，王焕章任职工运动部长，李明海任武装部长，王艺担任秘书一职。这是抗战时期第一届青岛市委机关，直到青岛解放，市委机关一直驻在郊区。当王艺把“撤销青岛特支，建立中共青岛市委”的消息告诉大家后，众人斗志高昂。当时天气寒冷，毕家村的人却一点都感觉不到。1938年1月，日军在崂山登陆，在紧急情况下，中共“东工委”决定，青岛市委率领崂山抗日游击队前往诸城，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组成高密游击队第四中队。为避免途中遇到日寇时易遭损失，上级指示不带武器，化装成老百姓，分批出发。王艺他们将所有的武器就地藏匿起来，连夜赶制便衣，分三批离开青岛赶往诸城蔡晋康部，和赵志刚带的人一同在诸城东南山里做群众工作，并建立了中共鲁东南游击区工委，由伍志刚任书记，赵志刚、邹鲁风、陈振麓、李欣、王艺等都是委员，王艺负责交通工作。2月，由于蔡部反动分子制造事端，胁迫第四中队离开该部，中共鲁东南工委又带领全队108名同志，冒着大雪、哼着歌曲勇敢地向徐州转移。到达徐州后，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伍志刚带领80余人到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万毅部工作，邹鲁风带领20余人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工作，其余几人被分配到了别的地方。

龙潭虎穴 行走在刀尖上的勇士

1938年9月，王艺根据上级的指示抵达延安，先后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并担任支部委员，1940年受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赴莫斯科学习，1941年回国后，作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人员被派往上海、南京负责收集日军政治、军事情报工作，在此五年期间所做的工作因组织关系不为人所知。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艺奉命在上海筹建电台工作，与党中央保持联系，直到1948年接受组织命令回到解放区。

王艺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多年，严格遵守地下纪律，养成谨言慎行、多谋善虑的性格，虽多次遇到危险，但都能机智地化险为夷。新中国建立后，很多认识王艺的老同学、老同志，都说他很神秘。就连最亲近的爱人和子女，都不了解他以前的情况，因为他从来不说。王艺夫人关瑛璇（1928年生，时年93岁）回忆说，她和王艺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时，经组织介绍相识、相恋结婚的。那么，之前的王艺到底什么样呢。照片？没有，因为地下工作的原因，全部销毁；性格？不知道，只听老战友说他以前是个“很活跃好动的年轻人，喜欢游泳，踢足球等”。后来因为任务在身，时刻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所以他变了，变得守口如瓶，变得谨小慎微。这个习惯，到了老年仍未改变。他的儿子王沂说，父亲曾经在苏联进行过特训，“三个人中只有他留下了，他到底接受过什么样的考验，我们都不知道，他也从来不说”。他们兄妹四人，都很怕父亲，因为父亲非常严肃，遵守组织原则，容不得半点马虎。“王沂还是从父亲的只言片语中，得悉父亲是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因为他从事地下工作七八年的时间，从未暴露过，就算后来与组织失联，经组织证明也与他无关。而这些信息，是从组织上寄给他的一封信和一笔奖金才揭秘的。这笔奖金，当即被王艺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在刀尖上行走，必然异常危险。王沂说，父亲在上海做地下电台发报工作时，由于往苏联发送，需要的电台功率较大，所以信号很强。他每天都是在夜里趁别人熟睡后再发。有一天，房东太太突然找到他，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不能再住我们这里了。”原来，房东的儿媳妇刚刚产子，半夜经常起来喂奶，发现了王艺的秘密。这也说明，王艺随时有暴露的危险。

王艺作为隐蔽战线上的勇士，龙潭虎穴中与日伪顽斗智斗勇，最后全身而退，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熟知他的亲友回忆说：“王艺在南京搞谍报时，常住在张鲁三家。张鲁三保滩厉渡人，毕业于中央大学政法系，文笔很好，在汪伪报社当主笔。张鲁三与王艺的父亲是本家叔侄，家住在南京城里背亭巷，房屋较多，楼下有店面。王艺在此期间，他白天不出门，与张的两小孩玩耍，晚上就悄悄地出门了，不知去向，至很晚才回来。他的衣服很多，常换不一样的衣服。时间长了，张鲁三不由也怀疑他的身份。一次，特务上门询问他的情况，张鲁三很生气，说他是我兄弟，你们还怀疑他？他是有身份的人，特务见到他生气不敢多问，悻悻而去。还有一次，他发现被特务跟踪，不得脱身，机智地进了厕所，特务在外边观察到他的鞋子，紧紧盯着。他知道这个情况，不露声色，将鞋脱下，人顺下水道走了，让特务守了个空。

深藏功名 政法战线上老黄牛

1948年秋，王艺根据党组织指示，撤出南京回到解放区后，之后几十年里，历任北京市公安局科长、分局局长、处长，北京市委政法部秘书长兼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委财贸部副部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书记处书记、最高法院司法教育行政厅副厅长、交通运输审判庭副庭长等职。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他深藏功名，不露声色，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政法战线上。

在生死线上徘徊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让原本积极活跃、从事宣传工作的王艺，变得沉默寡言。他常年严肃、认真的面孔，让孩子们在他面前噤若寒蝉，王沂说我和我哥小时候都绕着父亲走，害怕惹父亲生气。即便退休多年，王艺练就的“基本功”仍然留存在他的骨子里，年逾九旬的他，每天早上起床都会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毛巾笔直地搭在卫生间的架子上，东西摆放有序，方便取用。“有一回，我要查阅一本毛主席诗词，记得父亲的书房里有，就到他书架上找了找，没有找到。只是拿出两本书翻了翻，就又推回了原位，我知道父亲不让随便动他的东西。没想到，不久后，父亲问我：‘你要找什么书？是不是没有找到？’我很惊讶，我之前没告诉他我要找书啊！报出书名后，他立刻到书房帮我找到了。”直到今天，王沂都不明白父亲是怎么知道他动过那两本书的。关瑛璇老人说，王艺生前的抽屉里，始终放着一本党章，随时都会拿出来翻阅。岁月变迁，时光流转。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王艺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信念始终忠贞不渝。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带着满身的传奇悄悄告别人世。为了革命事业，他的初心始终未改。这，就是老一辈人的革命精神！

（2024.7 根据张展提供资料及张民丰的回忆整理）

（作者：王继华，文章来源：“漪涟文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