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镇河下是著名的进士之乡，明清两代考中进士的就有67名，其中状元、榜眼和探花齐全。在河下古镇的茶巷历史文化街区中，伫立着河下刘氏五世六进士的群雕像。《淮安河下志》记载：从明末到清代，河下科举极盛，但最著名是刘氏家族。刘氏家族居菜市桥西，共有五代考中科举，有“五世巍科”匾，匾额一直保存到民国。

河下刘氏五世六进士丛雕像

“五世巍科”的刘氏家族

明代进士考试的竞争较唐宋更为激烈。明洪武十七年后乡试固定三年一开科，宣德以后各直省的乡试解额也基本固定下来。在各直、省举人名额固定且进士竞争空前激烈的情况下，要在科举考试中胜出十分不易，要形成科举家族更加不易，而要世代保持科举考试的成功，则是难上加难。

刘氏家族在明清两代连续五世皆有人中科举，连续四世皆中进士，五世六进士，这种情况在古代，即使放到全国范围内亦不多见。可见刘氏家族，世代有序，人才辈出。 

刘氏“五世六进士”家族谱

第一代名叫刘世光，字晦卿，明万历己卯（1579）举人。第二代名叫刘一临，字天幸，刘世光之子，明万历己丑（1589）进士。第三代，其一名叫刘自竑，字任先，刘一临之子，明崇祯甲戌（1634）进士；其二名叫刘芳声，字何实，为刘一临侄，清顺治己丑（1649）进士。第四代名叫刘昌言，字禹度，刘自竑之子，清顺治乙亥（1659）进士。第五代，其一名叫刘始恢，字价人，刘昌言次子，清康熙庚戌（1679）进士；其二名叫刘愈，字文起，刘昌言之子，清康熙壬戌（1682）进士。

《淮安河下志》中关于“五世巍科额”的记载

其中第四代刘昌言，据《淮安河下志·卷十》中《人物二》记载：顺治初，以诸生游太学，试第一，遂举顺通乡试，乙亥成进士。乾隆《淮安府志》记载他当岑溪令，“捐涤烦苛，杜绝请托，士民安之”。刘昌言不仅很有谋略，而且颇具仁爱之心。

河下人文教育兴盛

据清末民初人王觐宸在《淮安河下志》记载：“河下镇为山阳辖境，淮郡城外第一大聚落，闾阎栉比，商旅辐辏，人文教育兴盛。”

封建社会博取功名始终是大多数人的志向，河下盐商财业兴旺的同时，仍不忘读书明经的正途，所以河下很多商人都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

盐商的富有为子弟接受教育提供了充分条件，能够延聘宿儒名士教授学业。故明清时期河下人文蔚起，科名相望，仅明清两朝，河下就出了67名进士，其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有，“河下三鼎甲”一时闻名遐迩，可谓煊赫当时。此外还有举人、贡生百余人，武进士、武举十余人。其中明代文学家吴承恩，清初考据学者、乾嘉学派杰出先驱阎若璩、清道光帝师大学士汪廷珍，清代数学家骆腾凤，天文历算家汪椿、吴玉楫，画家黄粲、尚培英等都是明清时期从河下走出的杰出文人学者。

吴承恩和阎若璩

进士与现代“状元”

隋朝于605年首次开进士科，被视为科举的开端，但并没有形成制度。唐武德五年（622），唐朝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隋、唐时，“进士科”只是科举各科中的其一，考的是诗赋。从唐朝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算起，到1905年废除科举，近1300年的时间里，进士都是中国政治的主角。

宋代以前，进士只需要通过在尚书省举行的“省试”。自宋以后，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一关复核和决定名次。在明朝和清朝，殿试分录取考生为三等称三甲。一甲三人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甲若干（清朝时一般为七人），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世人统称录取者为“进士”。进士是功名的尽头，就算是对名次不满意亦不可以重考。

如今，“状元”从曾经的殿试一甲一名，逐渐到分数第一名，再衍生到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十年寒窗、状元及第，也只是当时士大夫阶级和文人的价值取向。而现代“行行出状元”是大多数人信奉的至理名言，社会各行各业产生的许多优秀人才，对社会发展乃至历史进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马慕颖、汪鹏飞，文章来源：“方志淮安”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