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上，淮安地区（包括现在的盐城、连云港、宿迁等地）曾出现过数名榜眼、探花，以及众多的进士，而高中状元的，只有明代嘉靖年间的沈坤（1507-1560）和丁士美（1521-1577）两人。其中，丁士美曾担任隆庆和万历皇帝的经筵讲官和日讲官长达10年之久，称得上是真正的“帝师”。

“帝师”，顾名思义就是皇帝的老师，即给皇帝讲授治国理政道理的人。中国古人讲究敬奉“天地君亲师”，“师”的地位很高，何况是皇帝的老师？其地位应该是极其崇高、荣耀无比的了。不过，教书育人，责任重大，“教不严，师之惰”，老师向来不好当，更何况给皇帝当老师？那么，什么人能有资格做“帝师”？“帝师”有哪些要求？如何才能做好“帝师”？丁士美的“帝师”之路有何特点？

一

早在远古时期，统治者就十分重视继承人的教育引导，如“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晋·张华《博物志》）。世袭制度建立后，历朝历代君王都十分重视其继承人的教导，如商代伊尹将帝太甲“放于桐宫三年”，最终帝太甲“修德返善”等（《史记》）。贾谊在《新书·保傅篇》中完整阐释了自周代开始设置的“太保、太傅、太师”三公制度，“三公”的职责是对太子加强教育引导以“保其身体，傅之德义，道之教训”。后来，皇权日益巩固，官僚体制日趋完善，对继承人以及年幼皇帝治国理政能力的教育，就格外重要。汉代吕雉请“商山四皓”教导太子刘盈，终于取得了继承权（《史记》）。汉文帝“宣室求贤访逐臣”，向贾谊“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也算是皇帝的“师傅”了。西汉时还有儒臣为汉宣帝讲学石渠阁的历史先例。东汉始设“侍讲”以教导太子，延续至唐朝。唐玄宗时设置集贤院，令耆儒日讲经史。宋朝侍读侍讲已成定制，每年春二月至五月端午、秋八月至冬至逢单日由讲官轮流入侍进讲，为君主教育的最主要方式。宋真宗朝又有崇政殿说书之制，凡此皆概称之为“经筵”，经筵之名从此确立。

明朝开国后60多年的时间里，虽有“经筵”之名，然而正式像样的皇帝接受再教育制度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其主要表现为既“无定日，亦无定所。”（《明史·礼志九·嘉礼三》）。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已退休的晋府长史桂彦良在上“太平治要”12条中将“经筵”作为治国之要提了出来：“自昔圣主贤臣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具载六经，垂训万世，不可以不讲也。讲之则理明而心正，措诸政事无不得其当。今当大兴文教之日，宜择老成名儒，于朔望视朝之际，进讲经书一篇，敷陈大义，使上下耸听，人人警省，兴起善心，深有补于治化也。”（《明太祖实录》148卷）。与宋代“经筵”相比，桂彦良将皇帝接受再教育时间作了缩短，要求每月初一、十五定期进讲。即使这样，自视甚高的明太祖却依然没把这太当回事，心情好时想起了就让人去叫儒臣们来给他讲讲，没心情的时候就根本不举行。这样的情势一直延续到了永宣时代，尽管太宗、仁宗和宣宗都曾延请儒臣入宫为皇帝讲读四书五经和史书，解答疑难，但大明系统完备的经筵制度还是没能建立起来。

有明一代经筵制度正式确立是在明英宗7岁时第一次当皇帝的正统元年（1436）二月。礼部尚书、内阁学士杨溥上疏：“皇上肇登宝位，必明尧舜之道以图唐虞之治，乞蚤开经筵，预择讲官，必得学识平正、言行端谨、老成厚重达大体者数人，以共其职。”这个建议得到太皇太后的认可。正统元年正月朔，英宗御“经筵”，开启了以“经筵”为核心，包含制度、机构、人员、内容等在内，一套体系完备、规范严格的明代皇帝教育制度。

宋代的“经筵”不分形式，从明英宗开始，“经筵”和“日讲”分开，形成了相互联系又明显区别的复杂体系，是明代皇帝最基本的教育制度。

“经筵”为仪式性的大典，包括“初讲”和“会讲”，又称“大经筵”，即由皇帝到文渊阁或文华殿向内阁阁臣和翰林院学士学习或讨论与研究经史，一般是每年二月到五月、八月到十月中每月逢二的日子，即初二、十二和二十二日举行，又称为月讲；“日讲”，又称“小经筵”，为皇帝平时的讲读学习，除了寒冷的冬日、炎热的夏日，以及重大礼仪活动和重要节庆，其余时间只要皇帝不上朝，一般都要进行。“经筵”和“日讲”都是帝王讲经论史、接受儒臣教育而设立的御前讲席，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和历史，核心思想是儒家的治国理政之道。

因为是帝国第一人在受教育，在极度讲究礼制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整个经筵教学过程反映出更多的是等级礼仪性与繁复性。参加经筵的官员包括知经筵事、同知经筵事、侍班官、讲官、展书官等承担主要讲课任务的官员，以及侍仪、供事、赞礼、侍书、书写讲章、侍卫等后勤保障官员；参加日讲的官员相对较少，除内阁学士充任侍班官外，主要有讲官数人，以及必需的服务人员。（《大明会典》）《明史·礼志九·嘉礼三》记载：“其制，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学士或知或同知。尚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及学士等侍班，翰林院、春坊官及国子监祭酒二员进讲，春坊官二员展书，给事中、御史各二员侍仪，鸿胪寺、锦衣卫堂上官各一员供事，鸣赞一赞礼，序班四举案，勋臣或驸马一人领将军侍卫。礼部择吉请，先期设御座于文华殿，设御案于座东稍南，设讲案于案南稍东。是日，司礼监先陈所讲《四书》、经、史各一册置御案，一册置讲案，皆《四书》东，经、史西。讲官各择撰讲章置册内。帝升座，知经筵及侍班等官于丹陛上，五拜三叩头。（后每讲止行叩头礼。）以次上殿，东西序立。序班二员，举御案于座前，二员举讲案置御案南正中。鸿胪官赞进讲。讲官二员从东西班出，诣讲案前，北向并立。东西展书官各至御案南铜鹤下，相向立。鸿胪官赞讲拜，兴。东班展书官诣御案前，跪展《四书》，退立于东鹤下。讲官至讲案前立，奏讲某书，讲毕退。展书官跪掩书，仍退立鹤下。西班展书官展经或史，讲官进讲，退，如初。鸿胪官赞讲官拜，兴。各退就东西班，展书官随之，序班彻御案讲案。礼毕，命赐酒饭。各官出至丹陛，行叩头礼。至左顺门，酒饭毕，入行叩头礼。”

明英宗时代确立下来的经筵官系列及其职责为：知经筵事，即总体负责经筵讲读事宜，一般是由一员师、保之衔的公侯勋臣和内阁首席阁臣担任此职；同知经筵事，相当于协助知经筵事负责经筵讲读事宜，一般由殿阁大学士和兼翰林院学士之衔的六部尚书或侍郎担任，人员二至三名；经筵官，即直接为皇帝讲读经史的讲读官，一般由兼任翰林院修撰以上职衔的部院大臣或国子监祭酒担任，没有人数定额，视具体情况而定。此外，还有展书官、侍仪官、供事官等职位。（《明史》55卷，《明英宗实录》14卷）。

经筵讲读制度的另一种形式叫日讲。“日讲，御文华穿殿，止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开读初，吉服，五拜三叩首，后常服，一拜三叩首。阁臣同侍于殿内，候帝口宣‘先生来’，同进，叩首，东西立。读者先至御前一揖，至案展书，压金尺，执牙签。读五过，掩书一揖退。先书，次经，次史，进讲如读仪。侍书官侍习书毕，各叩头退。于文华殿赐茶，文华门赐酒饭。”（《明史》55卷）。

这一套日讲制度到嘉靖时期有了变化。先是嘉靖六年四月，因大学士杨一清的奏请，明世宗朱厚熜下令“于经筵讲官内与日讲官，各分为两班，每逢三、八日各轮一人进讲《大学衍义》”。（《明世宗实录》75卷）除了内容有了明确的增加外，日讲仪式后来又有所改变。嘉靖十年，朝廷“定无逸殿讲仪。质明，帝常服乘辇至殿门，众官于门外迎候。帝降辇，乘板舆，至殿升座。各官于殿门外一拜三叩首，入内，东西序立。赞进讲，讲官大学士一员出班叩首。命赐坐，一叩首，乃坐。讲毕，展书官跪掩讲章，讲官叩头复班。又学士一员承旨坐讲，如初礼毕。各官至豳风亭候驾至，亭内赐宴。”（《明史》55卷，《明世宗实录》132卷）。

隆庆元年，明穆宗对上述经筵制度又做了一些修正：“定先一日告奉先殿，告几筵。是日，帝诣文华殿左室，展礼先圣先师。讲章于前两日先进呈览。”

以后这些仪轨虽有微调，但变化不大。

二

在这个极端重要而且复杂的教育体系中，直接给皇帝传道授业解惑，负责引导皇帝治国理政思想和方法的讲官，就显得极为特别了。这些讲官，民间也称他们为“帝师”。帝师，一般是指经过严格选拔后，对皇帝及其继承人进行较长时间的教导的一群人。他们都是德才兼备的饱学之士，忠心耿耿的股肱之臣，也是古代皇帝教育的核心。

明代能被称为“帝师”的主要指经筵讲官和日讲官，统称为“讲官”。讲官一般由出身翰林院的资深翰林担任，至少是编修、修撰以上的级别，包括詹事府、司经局、春坊、国子监官员，以及各部侍郎。这些群体中，只有特别优秀的“博雅端介之臣”（《明史·杨守陈传》），才有可能被选为讲官，而且一般先从展书官开始，经验丰富后，才逐渐提升为讲官。

严格说来，讲官不是一种官职，只是官员的兼职。但是，因为这个兼职是给皇帝讲课，还被皇帝称呼为“先生”，所以，成为至高无上的荣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帝王之师”，本身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明代儒臣尤其把担任“讲官”、成为“帝者师”看作极大的荣耀，以及政治前途的关键。一旦进入“讲官”行列，除了具有上疏劝慰皇帝、获得皇帝直接赏赐的资格，还有很大的机会获得快速升迁，甚至可能成为皇帝或未来皇帝的权力核心成员。此外，在皇帝认可的讲官致仕时，往往能得到皇帝额外的眷顾。

正因为如此，讲官的选任就显得尤为重要。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在经筵上值讲，必然是因为在政治、学术、道德诸方面有出类拔萃的表现。”总的来看，讲官选任主要标准主要是“问学贯通、言行端正、老成厚重、识达大体”（明杨士奇《请开经筵疏》，载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15卷）。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资格与经历。资历上主要是看是否出身翰林院，不是翰林出身很难成为讲官；经历上经筵讲官的要求不高，五品上下即可，日讲官一般要由资深的翰林院官员或翰林出身的六部卿亚担任，偶尔也有翰林院修撰之类的低阶官员。

德行与修养。因为处在与皇帝极其亲近的特殊位置，讲官必须要学行醇正、品德贤良，才能“任经筵辅主德”。老成持重、雍容端庄的修养，辞气温雅、仪观详雅的涵养，更容易被推选为讲官。明太祖暗中观察方孝孺“必正之乃坐”，认定是贤达之人，让他担任了朱允炆的师傅；武宗时何瑭因讲经筵时不修边幅，被皇帝贬黜。

才学与识见。“讲官中有文学之臣，有经世治国之臣，有史学之臣，即使他们还不是卓有成就的实行者，至少也是众望所归、熟悉国家大事的思想家，学问和修养是不可或缺的。”（萧宇青：《明代的经筵制度》，第24页，华南师大硕士论文，2007年）如，建文帝时期的方孝孺，正统年间的习嘉言、刘俨，成化年间的张天瑞，等等，都是天资聪颖、才学过人的当时俊彦。

除了上述主要条件外，讲官也要在其他方面符合要求。

外貌仪表。皇帝的老师自然有相貌和仪表的要求，朱元璋时期的刘三吾“美须髯，有云鹏海鹤之姿”，宣德年间讲官王直“伟貌修颜，端谨持重”，隆庆时讲官诸大绶“丰姿修伟，步止雍肃”。嘉靖时邹元标认为讲官要“心术正大、容貌端庄者，始胜其任”，看来，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长相猥琐、仪表不端，也是很难成为“帝师”的，除非在学问、品德、才华方面极为突出。

声音语调。明人张萱在《西园见闻录》卷二九《经筵日讲》中写道：“才学渊博，音吐宏畅者，始胜其任。”永乐年间翰林院学士蔺从善，虽然“于学术造诣则疏浅”，但是因为他“语音宏亮，确实无华”，既为太子讲课，又为皇帝讲读（《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八）；景泰年间杨荣在经筵上讲课“音吐宏亮”，使得“圣心悦豫”（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九）。天顺年间的丘濬，虽然“貌不扬”，“然吐音宏畅，进讲经筵，上每颂听嘉纳”。除了声音洪亮，吐字清晰，还要注意尽量不用皇帝难以听懂的方言。嘉靖时魏校“少英颖绝伦，读书四行俱下”，才学极高，但因为“进讲经筵，时操吴音，上不悦，改太常寺卿，罢归”。（尹守衡《皇明史窃》75卷，明崇祯刻本）

教学经验。一般说来，在国子监、翰林院任职过的官员，承担对监生们或庶吉士的教导工作，都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还有一些官员有过教导太子的经历。他们往往口头表达能力强，善于交流和启发诱导，具备一定的教学素质和经验，其中优秀者更容易被选为讲官。

讲官的选任一般要考虑多种因素和综合能力。一个官员如果上述几个因素都具备，再加上知名度较高、科考成绩好、书法造诣深等较为突出的综合条件，想不做“帝师”恐怕还不容易呢。

三

丁士美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状元之后，一直在翰林院工作，主要从事修史和重录《永乐大典》。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丁士美兢兢业业，业绩突出，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但是，相比而言，更为重要、影响更大的应该是他先后担任隆庆、万历的经筵讲官——“帝师”。

丁士美的第一阶段帝师生涯，应该从隆庆元年（1567）四月癸巳日，他以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修撰的身份被任命为“经筵官”开始。《明穆宗实录》卷之十一记载：“修撰诸大绶、丁士美，编修孙铤、张四维、林士章、陈栋充经筵官。”隆庆元年八月戊子日，丁士美以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身份主持顺天府乡试。（《明穆宗实录》卷之十一）翰林院侍读也是“讲官”的一种。隆庆四年正月壬辰日，“以右春坊右谕德丁士美充日讲官。”（《明穆宗实录》卷之四十一）

这里提到丁士美的官职，除了中状元起就授予的翰林院修撰一职，还有右春坊右谕德、翰林院侍读，虽然品秩不高，但是已经进入了皇帝的“讲官”序列，成为“帝师”的一员了。而且，承担的具体工作有“充经筵官”和“充日讲官”，既参与了礼仪复杂隆重的“大经筵”讲授，也成为了讲课更频繁的日讲官员。这说明，丁士美在资格经历、道德修养、才学识见等方面都具备了担任“帝师”的条件，也符合外貌仪表、声音语调和教学经验等方面的综合条件要求了。

隆庆六年（1572）四月己卯日，“命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丁士美以原官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东宫侍班官”。（《明穆宗实录》）这时的丁士美，除了职务更高、地位更重要，而且还兼任“翰林院侍读学士、东宫侍班官”，既是皇帝的近臣，也负责太子的日常教导。可以看出，病情越来越重的隆庆皇帝已经在为他的接班人搭建未来政治班底了，也表明丁士美在一众“帝师”的行列中，已经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了。

同年八月丁卯日，为了加强对已经继位的10岁小皇帝朱翊钧的教导，培养一位优秀的帝国继承人，在张居正的直接安排下，丁士美的岗位由东宫侍班官转为“日讲官”，直接为小皇帝讲经授课。从此，丁士美的帝师生涯进入了第二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

万历元年（1573）正月辛卯日，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等请开经筵，明神宗命礼部具议，并“命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张居正知经筵，大学士吕调阳同知经筵，侍郎等官陶大临、王希烈、汪镗、丁士美、申时行、王锡爵、陈经邦、何雒文、沈鲤、许国、沉渊、陈思育为讲官”。

万历元年二月丁卯日，丁士美担任礼部右侍郎，成为中央政权的核心官员，仍然兼任小皇帝的“日讲官”。（《明神宗实录》10卷：“升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汪镗为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回部管事，仍充经筵讲官，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士美为礼部右侍郎兼官日讲教习，俱照旧。”）。

万历二年（1574）五月戊子日，丁士美得到进一步重用。明廷“改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士美为吏部右侍郎”，仍然兼任讲官。（《明神宗实录》25卷）。

万历三年三月甲辰日，明廷“升吏部右侍郎丁士美为本部左侍郎”，丁士美渐渐走进中央权力的核心，成为皇帝十分重要的辅臣之一，讲官的职责仍然继续。（《明神宗实录》36卷）。

万历三年（1575）六月，因父亲丁儒去世，丁士美回乡守孝。期间，他仍然具有“帝师”身份，直至两年后病逝。

四

从以上可以看出，丁士美的帝师生涯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时间较长。从隆庆元年（1567）被任命为“经筵官”开始，直到万历五年（1577）去世，前后长达十年之久（丁忧时帝师身份仍在），是十分典型的“帝师”。

二是两代帝师。既全程担任了隆庆皇帝的“讲官”，也担任万历皇帝做太子时及继位后的“讲官”，直至去世。连续担任两代帝师，十分罕见。如果不是具备极为突出的品德学问和忠诚纯洁的政治操守，几乎不可能受到两代皇帝及不同官僚集团的充分认可。

三是履历完整。丁士美担任过翰林院侍读、翰林院侍读学士、右春坊右谕德、东宫侍班官，从事过经筵讲官、日讲官工作，几乎经历了所有的帝师岗位。尤其是万历时期，丁士美应该算作是“讲官”队伍里的领头人。

四是教导有方。丁士美学养深厚，见识卓著，讲课时循循善诱，条分缕析，具有丰富的教育经验，堪称优秀“帝师”。

帝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正君心、养君德”，目标是培养圣贤君主，要培养帝王的为治之道及执政之术。从资料来看，明代经筵和日讲的内容主要有几大类：一是四书五经，尤其是《尚书》《春秋》；二是历史，包括《资治通鉴》《宋史》《通鉴纲目》等；三是帝王治术，如《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四是明朝历代皇帝治国经验，如《皇明祖训》及后期的《训录类编》等。此外，《心箴》《大宝箴》一类的书籍也曾进入皇帝的学习范围。

在经筵上讲这些大道理还不难，最难的是教导皇帝如何勤政、如何节俭、如何寡欲、如何近忠远佞，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灵活的教育方式。随着历史的发展，经筵逐渐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阵地之一，讲官有时肩负着劝谏乃至攻击对手的职责。这时，讲官就面临着一定的危险了。

万历皇帝的《诰命》说丁士美“经筵进讲，尤殚启沃之诚”，与他同时期的另一位讲官许国所撰《墓志铭》记载他“每进御前，必以正言格论，反覆开道，古今之治乱，君德之成败，人才之进退，风俗之盛衰，莫不凿然可指，上为耸听嘉纳”。这段话含义很丰富：“每——必——反覆”写出了丁士美教导皇帝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正言格论——治乱——成败——进退——盛衰”写出了丁士美教导皇帝的内容丰富而且重要；“莫不——”写出了丁士美讲课有理有据，有针对性；“耸听嘉纳”写出了丁士美的讲课效果好，皇帝学生能接受。可见，他教导皇帝能尽心尽力，敢于也善于提出有益的建议，引导皇帝施行善政。

这些做法深得小皇帝的敬重，给予他很多的物质赏赐。仅万历三年，就有多次赏赐记录：二月乙亥日，赐“讲官丁士美六员各银二十两、纻丝二表里”；四月丁酉日，赐“讲官丁士美等六员各银书黄符一道、金书红符一道、金艾叶一副、红绫符一道”；五月己亥日，赐“讲官丁士美、申时行各泥金骨画面扇一把，小式扇二把、片金扇三把”；五月乙巳日，“上（指明神宗）御文华殿讲读，赐辅臣张居正紫金锭药二十封，吕调阳半之，讲官丁士美等又半之。”（《明神宗实录》）皇帝的赏赐虽然不算丰厚，但意义不一般，这是对讲官们的极大鼓励和肯定，极为珍贵、极其荣耀。

物质奖励之外，万历皇帝还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采用给讲官赐字的形式奖赏激励讲官们。《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年（1574）三月辛丑日记载：“上视朝命司礼监太监颁给御书于会极门，以‘宅揆保衡’赐辅臣张居正，‘同心夹辅’赐辅臣吕调阳，‘正已率属’九幅赐六部都通大掌印官，‘责难陈善’五幅，赐日讲官，‘敬畏’二幅赐正字官。”根据明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清陈梦雷《明伦汇编》之《皇极典·宸翰部·艺文二》等文献载，当日受到万历所赐书法的五位讲官中就有丁士美。

“责难陈善”出自《孟子·离娄上》：“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所谓“陈善”，即臣子向君王陈述善法美政，引导君王向善祛邪，消除妄念；所谓“责难”，即勉励君王去做难以做到但是应该做到的事。万历皇帝年龄虽小，但给大臣赐字很是讲究。“责难陈善”四个字，可以说是对以丁士美为首的讲官们最大的要求和充分的肯定。

丁士美自己还写了一篇短文《赐御书字记》来记述这件事：“上御文华殿讲读，进讲毕，憩于后殿，有顷，召中使取笺墨至前，上握管染翰，书‘责难陈善’大字一幅以赐。”他还把这四个字勒石于庭，以示警训。（见清光绪壬辰年修《丁氏族谱》）皇帝御赐书法这件事也成为丁士美后裔将本族堂号定名为“御书堂”的由来和依据。

与上述奖赏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丁士美还不断受到提拔重用。从万历初的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提升为礼部右侍郎、左侍郎，再到吏部右侍郎、左侍郎，仅仅用了两三年时间，就成为中央政权的核心官员。如果不是守孝期间病逝，丁士美极有可能在不久之后成为六部尚书之一，甚至进入内阁。

封赏重用之外，皇帝还会对讲官的父母、妻、子给予诰敕、恩荫等赏赐。丁士美的祖父、父母、妻、子都曾受到这类封赏，尤其是父亲丁儒去世时，皇帝下诏予以祭葬，礼仪很隆重。

两年后，万历五年八月十一，丁士美为父守孝期间病逝。消息传到北京，皇帝朱翊钧“方念其忠勤”，遂于八月丙寅日下旨：“赠礼部尚书，以讲读效劳，予祭葬如例，谥文恪。”（《明神宗实录》65卷）葬于淮安城东南。万历五年十一月初一日，皇帝颁布《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特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恪丁士美诰命》：

尔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士美，资禀端凝，文词优赡，巍科擢隽，艺苑蜚英。史局书，克效编摩之绩；经筵进讲，尤殚启沃之诚。遂掌篆于翰林，荐升华于卿寺。棘围校士，力回淳雅之风；璧水横经，茂著师儒之范。爰进参于宗伯，旋副二乎天卿。典礼素闲，无愧直清之秩；操持益励，允称横鉴之司。方有待以咨谋，乃遽闻其沦逝，往劳在念，峻命宜申。兹特赠为礼部尚书，谥文恪，锡之诰命于戏！敬其有位美名克，副于平生，显涉崇阶素节，益孚于永世，尚期幽穸，服此殊恩。

这篇《诰命》是对丁士美一生全面且权威的评价。除了赞扬他的道德文章、从政功绩，还特地对他担任经筵讲官给予了充分肯定：“经筵进讲，尤殚启沃之诚”“璧水横经，茂著师儒之范”。“殚启沃之诚”赞扬的是丁士美尽职尽责的政治品格，“著师儒之范”肯定的是丁士美超拔群伦的榜样作用。由此可见，万历皇帝对这位教导他多年的老师，是不吝溢美之词加以褒扬的。

古人说，伴君如伴虎。不是所有的“帝师”都得到奖赏和重用，景泰年间就发生过皇帝在经筵中撒钱羞辱讲官们的滑稽事件（《明史·仪铭传》）。“帝师”虽好，可以飞黄腾达，风光无限，一旦稍有不慎，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丁士美历经十年担任两代“帝师”，没有遭遇一次政治风波，而且不断得到晋升重用，可以想见丁士美的道德修养、学问见识、政治品格和良好官声。从师生关系看，丁士美因父亲去世，乞请回家守制，万历当即予以允准；丁士美去世后，万历立即给予赐葬、封赠官职、谥号，并颁发《诰命》诏书予以高度评价，可见，丁士美是深受皇帝敬重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帝师”。

（作者  丁  睿  单位：中共淮阴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