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07-04 来源：
一、走进西花厅
我本当在1965年夏天就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因为领导上早己安排我跟随总书记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如今天的攀钢，即攀枝花钢铁公司等地方，那时尚在勘察阶段，可说是一片荒山秃岭，所以推迟到12月跟随邓小平回到北京后，才去总理办公室上班。
我正式到西花厅工作之前，邓颖超初次约见并嘱咐我：“对恩来和 我千万不要叫首长”。
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医院总值班室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说：邓颖超大姐约见我。
我虽然经常出入中南海工作，那种初次去中南海的神秘感与好奇心理也因受到各种教育和眼界的开阔而渐渐代之以责任感及工作压力。不过，我进西花厅还是头一次。
当领导上决定派我到西花厅工作同我谈话时，我感到有点紧张，但我是共产党员，对组织上分配的工作历来只有服从的义务，从不讨价还价，更何况上级要派我到周总理身边去工作，那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我曾听“海里”的朋友说起过，周总理办事非常细致，对人对事十分严格和严厉，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得了这样的工作环境，把工作做好。
好在，我那位热心的同事在向我交班时，对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健康情况与西花厅工作的要求都说得很详细，为的是让我尽快地熟悉和适应总理办公室的工作环境。他这样做既出于自己的责任心也是对我的关心及爱护。应该说，我对他是非常感激的。
周恩来对待工作极其认真细致；他办事既严格又雷厉风行；他批评任何人时都不讲情面，这是在“海里”工作的人们都知道的。
再说，周恩来视时间如生命，对他来说，的确是“寸金难买寸光阴”。他没有时间，也绝对不愿把时间“浪费”在诸如健康检查或去医院看病这类事情上。
另外，人们只要一提起周恩来的工作，都会说他没有白天还是黑夜。他能加班加点地工作，连续熬夜几天几夜不睡觉。可以说，这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恐怕很难找到超过他的人。
邓颖超大姐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以前中央考虑请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刘伯承得知后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外请人吧。周恩来听说后并未介意，仅是一笑置之。
所以，保健医生要跟上周恩来的工作及生活节拍，必须掌握好“火候”，即尽可能在他工作的“空隙”(实际上很难说有什么“空隙”)，或者说是不太“忙”，情绪比较轻松，起码少影响他工作的情况下，设法得到周恩来对保健工作的“配合”与“默契”。这就要看你保健医生的“工作技巧”，这实在太重要了。在这方面，邓颖超的帮助是绝对重要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当好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本人来说，我只能说是在照料周恩来的医疗保健工作上尽了一点心力。
在中南海里要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挑选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有关部门考虑政治标准第一是应该的。这不仅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或者西方国家也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干部部门对被遴选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自己所以被选作周恩来的保健医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红出生红小鬼、曾在多位中央领导人身边服务过以及有人推荐等因素之外，我学习过三年中医大概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中医。邓颖超十分敬重自己母亲，自己也非常相信中医，常请著名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她本人看中医、吃中药常年不辍。
邓颖超约见我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由北京医院赶到西花厅时，周恩来还没有起床。总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将我引进客厅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了一杯茶。
在客厅的西墙边竖放着一面很大的穿衣镜。我站在那儿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扶正了眼镜，仔细看看自己衣着等方面还有何不妥。
这时，我心里正在想邓颖超大姐约我来之前，肯定己看过我的档案材料，她还会从各方面了解我的情况。她现在叫我来，谅必是为慎重起见要亲自见见我这个人，通过同我交谈直接观察并了解我。这毕竟是要为周恩来物色一个成天跟随在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她也想“选”得准一点。
在客厅等候了片刻工夫，邓颖超从她的办公室向客厅缓步走来。我立刻从沙发上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并轻轻地搀扶着她坐到小沙发上。
邓颖超在家养病己有多时。她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年轻时得过肺结核。她显得瘦削而虚弱，面部气色稍有点苍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你是张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见见你，因为身体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这两天天气太热，你骑自行车来的吧?”
“是的。”我答道。
“你在这里不必拘束。”她见我有点拘谨的样子这么说。
“先喝点茶，咱们慢慢聊。”她又说道。
大姐说话声音轻微，慢条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话音带着好听的京腔。她一面跟我说话一面从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递给我。邓大姐的和蔼可亲消除了我来西花厅之前的紧张心理。她简短地询问我的家庭成员情况及个人经历后关切地说：“你从小没有爹妈，是个孤儿，吃了不少苦，15岁参加革命队伍是个红小鬼。你大学毕业，当上了大夫，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药，是个药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大夫是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
邓颖超向我介绍了周恩来的健康情况和性格脾气，告诉我怎样同周恩来相处。周恩来的工作非常忙，这就要求为周恩来做事的人必须见缝插针，注意工作方法，不要随便去干扰他，否则，你有再好的动机也达不到良好的效果。假如遇到什么不好解决的事情，她会尽量帮助我的。
邓颖超这一番亲切、坦诚、理解和关心人的谈话，使我消除了不少思想顾虑，对日后做工作树立了信心。
稍停后，邓颖超向我介绍了她自己的健康状况。她正患着胆道疾病、轻度甲状腺机能亢进、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和过敏性结肠炎等多种疾病，睡眠差，食欲欠佳，消化不良，体重不足60公斤。说话间，我见她不时用手绢擦汗，并有一点气急。
“今天说话时间太长了，请大姐先休息吧，别累着了。”我建议道。
“有点累，但还好。你随我到房间去，我躺着再跟你聊一会儿。”我待她说完便扶她走迸卧室躺下休息。
邓颖超的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不大，陈设简单、朴素实用。房间中央头南脚北地竖放着一张双人床，床头两侧各置一个床头柜，右侧放一部手摇电话机，左侧放闹钟及手电筒等物品；靠南墙玻璃窗处安放着一张桌面铺绿呢的大办公桌；一对扶手小沙发置于东墙边，沙发中间有一只茶几，两个玻璃书橱靠墙而立；朝脚跟的墙上面挂着她母亲一张放大的半身肖像。老人露出慈祥亲切的微笑，只要邓颖超一躺下便面对母亲慈爱亲切的笑容，可见她对母亲孝心挚深。此外，房间里再没有任何装饰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左侧床旁。
“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紧张，也不要拘束，可以随便一些。以后我们会常见面，我向来尊重大夫，我把你们大夫当同志和朋友。我的身体不大好，经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帮助。我同他们合作得很好。”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你到我这儿来工作，你的任务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说道。
少顷，她向我介绍了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服务员等情况。
“我们这儿人不多，就我跟总理两个人，无儿无女，没有家属给你添麻烦，大家对总理就称呼‘总理’，这是他的职务；对我，人们都叫我‘大
姐’，这样称呼很随便，很自然，千万不要叫我们‘首长’，总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觉得身体好，不在乎，又不听别人劝，他是个急性子，你跟他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绕圈子，以后，你常跟他在一起，就会知道这些的。”她说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里摆弄着。
“还有，他问你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懂的就说不懂，只要老老实实，他是不会责怪你的。今后，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不明白，或难办的事情，可以来问我，我会帮助你的。那些警卫同志也会帮助你的，大家一起把工作做好。”她讲完这几句话，即侧身拿起手表看了看说：“哎呀，都十一点多了。好吧，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以后我会跟你联系，我会尽快找一个机会让你跟总理见见面。”
邓颖超伸手按电铃叫服务员进房间来帮助她起床。
“谢谢大姐对我的关心，向我介绍了这么多情况，我会牢记在心里，我有信心做好工作，请大姐放心，您多保重身体。您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一定随叫随到。”看来谈话到此结束，我站起身来。
“等一下，还有件小事情。”她边说边向办公桌走去，从桌上拿起一本《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为书名的红色简装书。大姐说： “这本书，你拿去看看，我对待慢性疾病的态度都写在这里面了。”
我打开扉页，只见“佐良同志惠存!邓颖超1965年8月20日”，邓大姐亲自用钢笔写的娟秀字迹跃然纸上。我小心地将书放进书包，激动地说：“谢谢您，大姐。”
“回去向你家里人问好。”邓大姐伸过手来同我道别。
“谢谢，谢谢。”我用双手轻轻地握着大姐瘦骨嶙峋的手，便道谢告辞回家。
此后，我有幸在中南海前后工作了30年，而在西花厅就整整呆了20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切教诲下及言传身教的熏陶之下，使我在怎样做一个光明磊落、正直的共产党人，正确对待工作和生活等问题的态度上终身受益。
二、周恩来的第二办公室
在西花厅工作时间比我早得多的老同志们把周总理的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正如邓颖超说的“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周恩来早晨起床后常常坐在抽水马桶上按电铃(开关在马桶旁的茶几上)，把值班的秘书叫来，让他报告电话记录、待批阅的紧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有时叫人到卫生间来向他报告工作，交谈时间可长达二三十分钟。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从“早晨”(他经常睡得晚起得也晚，常常在上午或近中午起床)一醒来便开始工作了。所以，日子一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赋予卫生间一个雅号叫“第二办公室”。
196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北京医院总值班室有人通知我：“总理办公室来电话，叫你马上去西花厅。’’我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赶到西花厅，当班的同志跟我说：“不要急，怕你来不及。这是邓大姐交待的。”
周恩来“早晨”醒来睁开眼睛习惯地先看一下表，知道是几点钟了，决定起床还是再睡一会儿，若是起床，他就按电铃呼叫管他生活的值班人员进卧室照料更衣，去卫生间洗漱等。
有人曾经向我介绍过，周恩来比较注意修饰。他的中山装及衬衣都熨烫得平整而有线条，皮鞋擦得锃亮；他那花白的头发向来梳理得很整齐，每天或隔一天刮一次胡子。他本人如此，自然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服装穿戴必须整洁，不可邋遢。有一次，周恩来在卫生间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的皮鞋比较脏，就说：“你的皮鞋这么脏也不擦擦，你没有鞋油啊?快去，用我的鞋油擦擦!”这么一件小事情，在工作人员之间很快就传开了。后来，大家都注意服装整洁、鞋干净以及理发、刮胡子。
这看起来是件“小事情”，其实可以看出西花厅人的素质。因此，我到达值班室后，稍稍平静了一下，走进客厅，对着镜子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理了一下头发，整整衣裤。我刚要去叩大姐的房门，值班室的电铃响了，邓大姐来到客厅，她笑盈盈地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总理刚起床，到卫生间去了。我跟他说好了，让他见你一面。你在这儿先坐一会儿，等秘书出来，我叫你进去见他。”
周恩来的工作太忙，生活节奏快。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决不能慢慢悠悠地迈着四方步走路，大家只要一听到电铃声都是跑步到他身边。今天，邓大姐见缝插针般安排我来见总理，真是不容易。片刻功夫，有人来到客厅，引我去“第二办公室”。大姐在卫生间门口见到我，轻轻地叩了一下门便推门进去，我跟在她后面。她向总理介绍：“这一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张佐良大夫。”这时，周恩来刚做完晨间操，身上穿着睡衣。过去，尽管我多次见过周恩来，但像这样近距离与他说话，还是头一次。看样子，年近古稀的周恩来，气色很好，面部皮肤白而细，略微红润，头发斑白，两鬓染霜，额头和眼角处皱纹较浅，眼袋亦不明显，两颊部浓浓的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令皮肤发青，浓眉下那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精神矍铄。他微笑着同我握了一下手说：“哦，张大夫，听说你是个孤儿，你老家在什么地方?’’他那带着浓重苏北口音的话是大家都熟悉的。
“我出生在上海，老家在浙江硖石，在年幼不懂事的时候去过，现在没有任何印象了。‘八·一三’战争使我家破人亡，成了孤儿，在上海流浪。后来被人家领养到苏北，1947年参加了新四军，解放后上医科大学学习。”我答道。
因为我事先准备好了腹稿，故能扼要地向他报告自己的简历。他听后说：
“你也不容易啊，上了大学，当了大夫。”停顿了一下，他又问道：
“你有几个孩子?"
“有一个男孩儿。”(四年后又添了一个女儿)
“好嘛，我这里没有多少事情。大姐的身体不好，你多照顾她就行了，好，就这样吧。”我马上告辞退出卫生间，随大姐来到客厅坐下。
“今天，他总算见了你，又跟你说了几句话。看样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你见到了吧，他实在太忙了，时间不够用。我跟他一天说不上几句话，有时甚至一两天见不上面。说起来，别人也许不会相信。”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说：
“好吧，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你就可以常来常往了。”大姐苦费心机安排我在卫生间见总理，是想看看总理对我的印象如何，是否适合到他身边工作，这毕竟是为周恩来挑选保健医生。虽说周恩来初次召见我，时间只有几分钟，说话三言两语，却使我同他老人家的机缘竟长达10年，并且是惊心动魄的十年，直到这位人民敬重的巨人告别人间。
三、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几十年，但邓大姐也有抱怨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妻恩爱，相敬如宾自不待言。但是，伟人同普通人一样，夫妻间有说有笑，也会有闹小别扭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一天上午，周恩来同往常一样，起床后在卫生间洗漱。我代警卫人员随侍在旁。邓大姐推门进来，关切地问：
“昨儿夜里睡好了吧?”
“嗯”。周恩来洗漱时往往在思考问题，他对邓大姐一清早那种“问安式”的话也只是礼貌地作了回答。
按照西花厅的工作“规矩”，邓大姐早晨起床后洗漱完毕，工作人员主动向她报告总理昨晚是几点上床，几点睡觉，夜里醒过几次，今天叫不叫起床；通常，周恩来临睡前会向工作人员交代清楚：毛主席那边来电话立刻叫醒他。当然，若周恩来临睡前没有这些特殊交代的话，大家都希望他能多睡一会儿。
所以，邓大姐对于总理夜间究竟睡好了没有这样的问题，以及总理起床后的工作日程安排等，她早就从值班人员那里了解清楚了。此刻，她见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她的话，她又接着往下说道：
“我已让老桂(厨师)给你准备了虫草炖鸭子。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一顿饭了，今天一起吃午饭吧?”
“……”周恩来继续洗脸刷牙，对大姐的话未理睬。
“哎，人们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年轻的时候同床同被窝，到了中年则同床分被窝，老年人啊就要各睡各的屋了。我跟你呀，可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大姐还想说下去，可是周恩来己有点不耐烦了。他说：“啊呀，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们中午一起吃饭就是了。”
话音刚落，恰好秘书敲门进来向总理报告工作。我也随大姐退出卫生间。此时，邓大姐刚进卫生间时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不高兴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当时我想，大姐诚心诚意到卫生间来向周恩来问早安，她希望老俩口在一起好好呆一会儿，说说话，共进午餐。她也是想创造点温馨的家庭气氛，这才没话找话地说了这么几句平常笑话。周恩来成天忙于工作，白天很少在家办公，常去国务院、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或是钓鱼台等处开会、见外宾或是约人谈话。他只要一离开西花厅，常常要到后半夜，甚至翌日天亮才回家。夫妻俩确实见不上面，说不上话。何况，邓大姐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全国工、青、妇(她原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等机构垮台，加之她疾病缠身，一直居家养病。周恩来的工作压力显然要比她大得多。在那动荡的岁月里，周恩来心里装的是全党全国全民，整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他把其它一切事情都放在了一边。不过，夫妻终归是夫妻，何况是患难与共几十年的革命夫妻。大姐肯定比我们更理解丈夫的心境。我从食堂吃完饭回来，听到老俩口在客厅里一起吃午饭时，有说又有笑，早上在卫生间那点小小的不愉快，早已冰释了。
四、“文化大革命”前夕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和压抑气氛，周恩来外出一向轻装简从，不许前呼后拥
1965年秋末至l 966年春天，那些重要“喉舌”的版面上几乎天天可以见到点名或未点名地批判史学界、文艺界著名人物和几位北京市领导人的大块文章，一时间搞得沸沸扬扬，况且来势汹汹，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在大多数老百姓尚未觉察到的情形下开始的；一场灾难即将铺天盖地袭击中华大地前夕的历史氛围。
5月的北京，正是春光明媚，垂柳嫩绿，大地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的季节。首都人民的日常生活虽说忙碌，却依然宁静而有序地进行着。但是，不少人，尤其是文化和知识界人士较为敏感，觉得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点紧张和压力，犹如激战前夜那种可怕的寂静。
4月底，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谢胡来华访问，周恩来去首都机场迎接贵宾。停机坪上有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阿国驻华使馆官员欢迎队伍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手举鲜花和彩色小旗。当外宾的专机徐徐降落，驶到停机坪时，鼓乐齐鸣，口号声与欢呼声响成一片。以周恩来为首的迎宾领导人中，引人注目的是缺少了一位北京市的首脑人物——彭真。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宴款待国宾，以后的会谈、文艺晚会和5月初周恩来陪同外宾离京去外地参观访问等一系列重要国务活动中，这位我国重要的党政领导人始终没有露面。这预示着那一场暴风雨的来临，人们的担心与忧虑决不是多余的。
人民的担忧很快成为现实，大动乱、大灾难几乎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受到严重的冲击、社会动荡不安、国民经济遭受破坏到了崩溃的边缘，持续时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拉开了帷幕。原来，l966年4月党中央政治局已经召开过一系列重要会议，彭真和陆定一被免去了职务，刘少奇与邓小平的处境也很困难。周恩来陪国宾到外地去参观访问，上级领导要我随行。当时，我已经到西花厅工作半年了，随周恩来陪同外国贵宾离开北京到外地参观访问还是第一次。他的健康情况还算好，要求轻装简从，不同意派医护人员跟随。可上级仍然决定派我与周总理同行，又要求我做到在各种外事活动场合注意躲避，不要被周恩来发现。每到一处，必须跟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把自己所住的房间及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以便能及时找到我。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一名十足的“地下保健医生”。
我们从北京东郊机场乘伊尔一—18型专机飞往哈尔滨市。地方上的党政领导人组织了从机场到市区沿途盛大而热情的夹道欢迎队伍。车队所到之处，鲜花和彩旗飞舞，群众队伍蹦蹦跳跳，锣鼓声、口号声与欢呼声不绝于耳。当欢呼的人群看见周总理时，更加高喊：“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欢迎!欢迎!……”人们立刻向车队涌过来，不少人流着激动的眼泪，公安人员及纠察队员尽力不使道路堵塞。整个车队只好减速缓行。周恩来向群众微笑、点头、招手致意。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到哈尔滨。第二天上午，周恩来陪谢胡等人乘直升飞机抵大庆油田参观。那时候的大庆油田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样板。领导干部同工人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干部和群众都住“干打垒”，都吃玉米面饼子，同甘共苦。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自己仍生活在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周恩来除陪同外宾参观外，还召集干部开会，了解生产与群众生活情况，找人谈话，还专门去看望工人家庭，问寒问暖，亲口品尝玉米面饼子。
五、周恩来车队被围上海滩
周恩来陪外宾离开大庆回到哈尔滨，次日飞往上海。上海市党政领导人照例举行晚宴等活动，并陪同客人参观。
晚宴后，在靠近南京路外滩的市府礼堂有文艺晚会招待贵宾。那天夜晚，上海市披上了节日盛装，从南京路、西藏路到外滩一带灯火通明，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都用灯饰勾画出清晰的轮廓，霓红灯闪烁，彩旗飘扬，红底白字的巨幅欢迎标语从高层建筑物上悬挂下来，或跨越马路上空拉在电线杆上。市民们都预感到将有贵宾光临。男女老幼奔走相告，他们都穿得整整齐齐，打扮得花花绿绿，纷纷拥到马路两旁。当几十辆小轿车首尾相接，像一条长龙般驶向南京路时，有组织的迎宾队伍立即吹打起来，霎时间，鼓乐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许多人手里举着各色小旗，或色彩鲜艳的绸带向车队挥舞着，并跳起了节奏明快的迎宾舞。那些自发而来的人群越聚越多，有跟着车队奔跑的，也有的从马路两旁拥到街心。车队驶抵市府礼堂附近拐弯处，马路上和弄堂里黑压压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向车队，警察与纠察队员已招架不住了，车队只能减速前进，甚至走走停停。这时，有人认出了周恩来，便大声的喊着：“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看见了!看见了!”顷刻间，人群把车队围得水泄不通，本已走不动的车队只好全部停下来。无论看清楚还是没有看清楚的人都喊着“欢迎周总理!欢迎周总理来上海!”本是有序而变成无序的人群欢快地呼喊和跳跃，我确确实实看到他们热泪盈眶的样子，那种发自内心的对领袖的崇敬、爱戴与真情，其情景感人至深，难以忘怀。周恩来在汽车里微笑着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人群中包括有组织的迎宾队伍此时也不听指挥，大家一起拥到周恩来的座车旁，脸贴近车窗玻璃，想一睹周总理的风采。有人泪流满面，有的激动得泣不成声。周总理推开车门走了下来，站在马路上，用双臂向人群挥动着。大家拥向总理，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周恩来和在他身旁的人也跟着喊口号。警卫人员非常紧张，怕发生意外情况。几位上海市的领导人站在周恩来身旁，看来他们是要尽保卫与保护之职。
我坐在市委书记魏文伯的车上，听到魏书记问司机：“总理怎样啦?不会有事吧?”未等司机回答，他就下了汽车往总理身边走去。我也紧跟在他后面。看来不能在原地滞留过久，首先外宾已进入礼堂，演出晚会要等主人到达才能开始。其次，怕发生意外情况。于是，组织人员将周总理护在中间。并向群众感谢、解释和疏导。
经过10多分钟的努力，人群主动向两旁散开，让出一条通道，市委领导和警卫人员簇拥着周恩来步行到达市府礼堂。
礼堂里早就坐满了人，在那里静静地等候，周恩来一走进大门，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欢呼，离通道远一些看不太清楚的地方，不少人干脆就站到椅子上去既看又喊又拍手。周总理坐到自己旁位旁，向大家挥手致意，高举双手一再向大家示意安静下来。总理怕冷落了身旁的外宾，他未等人们完全静下来便坐下同客人打招呼。礼堂内呼喊声和掌声不息，一时间演出无法开始。总理只好再次起来，向大家鼓掌招手，并大声地说：“同志们，安静下来，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说罢，他坐下来了。坐在礼堂里的观众，毕竟都是机关部门的干部和群众，纪律性较好，见总理坐下了，大家也陆续坐下来。大幕拉开，晚会开始，演员们演得认真卖力，可台下的观众仍把目光集中到周总理身上，有人用手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小声说着话，有人不时地站起来看看总理。我注意到这种情形在近一个半小时的晚会期间没有中断过。晚会结束散场时，人们争相到门口看周总理，又引起了小小的骚动。宾主坐上各自的汽车回住地；外宾住锦江饭店，周恩来住锦江饭店对面的俱乐部。
光阴荏苒，尽管时间己过去了35年多，这一幕幕领袖同人民情深谊长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
六、“地下保健医生"“合法”地来到周恩来面前
晚会结束后，我随外宾住到锦江饭店南楼。大约在晚上10点多钟，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到我房间，要我马上到总理那儿去。我在电话里跟对方说：“不是说好了，叫我暗中跟随，不让总理看见我吗……”对方未等我说完便抢着说：“你快过来吧，没事儿，我们已经报告总理，说你在这儿，别忘了拿你的出诊包。”
我急忙乘电梯下到一层，一溜儿小跑到了俱乐部门口。那里有人把我引到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住的房间。有人说：“总理刚才打开折扇，自己扇着，一根细刺扎进了左手无名指，出了一点血，有点儿疼。总理说：‘找大夫把刺拔出来’。我们便告诉他你在这儿。总理听了没有生气，还让我们请你过来。”他们领我到总理卧室。只见他穿着睡衣，靠在沙发上看文件。沙发旁淡绿色的灯罩下射出柔和的光线。我紧走几步到总理跟前，以商量的口气说：“总理，我看一下左手竹刺扎的部位好吗?”
“好。”
我从出诊包里取出聚光较好的笔式小手电筒、拔刺镊子，蹲下身去，检查左手无名指，发现一根细如麦芒的竹刺扎在皮肤里，我拔出刺后，又在伤口上用消毒棉球略作包扎，站起身来跟总理说：
“明天早晨起床洗漱时，可以去掉胶布与棉球，不会感染的。”(手指上裹着棉球，在外事活动场合不雅)。
总理岔开话题说：
“你身上有烟味儿，你抽烟啊?”
“是的，有时抽几支。”我答道。
“哎，抽烟就抽烟，什么抽几支，我又不反对抽烟。”他笑着说。随后他看文件了，我轻轻退到卧室外面来。这时，大家取笑我说，从现在起，张大夫可以光明正大地跟着走了，不必躲躲藏藏搞地下活动了。
(作者张佐良,曾任周总理生前保健大夫)
原载于《丰碑》第6期，2001年3月